国内文化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国内文化语言学研究

我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但作为主题探讨语言与文化问题还是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而文化语言学学科的形成是在80年代以后。

一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轨迹

国内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所涉及。孔子在《论语》中就有不少地方论及语言和政事的关系，例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讲了社会政治环境对言语行为的制约，从语言与文化关系角度看，孔子是把“正名”与“正政”结合起来考察的。荀子在《正名》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他还谈到了语言的民族性：“散名之佳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他认为有什么历史文化传统，生活在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样的语言。

两汉时期，《礼记》中收录了大量的社会方言词汇，例如，“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记录了当时表示男人配偶的亲属称谓的阶级变体。而“夫人”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又有不同的称谓，“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自称于其君，曰‘小童’。”《礼记》还记载了当时的禁忌语、宗祀用语，反应出了封建礼教对汉代社会生活的束缚。扬雄的《方言》是第一部方言词汇的比较著作，书中用“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来指称当时通行于各地的标准变体。《方言》不仅在语言选用上反映了汉代的语言生活，而且展现了汉代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例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畜等。其注重现实语言生活，注重语言的时代、地域变化，决定了它在语言和文化关系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已经讲到文字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指出语言文字的文化传递功能的重要性。其用六书来分析汉字的结构，讲述汉字音、形、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积淀在其中的汉文化的某些特点。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说此书“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奇事，莫不毕载”，其中反映宗教意识、家族关系、宗法制度和经济贸易等知识，足以构成两汉时期的文化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梵文字母的影响下，反切代替了直音。孙炎在《尔雅音义》中首次采用了反切注音，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证明“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结合汉语特点来为中国服务”。^[23]西晋末年，十六国之乱后，由于不同民族杂居，不同语言间相互接触，汉语新词语大量出现，据《魏书》记载，公元401年至425年，为记录新词，二十几年间共造千余个新字。北魏江式在《进＜古今文字＞表》中，针对“世易风移，文字改变”而致“失真”、“谬错”等情形，呈请北魏宣武帝派人辅助他编纂《古今文字》，“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江式要求文字必须适应文化发展，并对其加以规范，这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在当时已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分裂，语言生活也出现复杂情况。一方面，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另一方面，晋室又有一大批士大夫家族南渡。除了造成汉字字体不一之外，还导致当时汉语语音的不正。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铧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他对语用、语音以及人文地理间复杂关系的推断，虽然比较简单化，但确实对语言和文化关系进行了有价值的论述。

唐宋时期，王安石的《字说》试图以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材料解释汉字，他认为汉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纵、曲直、斜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24]《字说》的出现，昭示着文化对语言的辖制，表明了人们联系文化来研究语言的传统，虽然其方法是错误的，但在少数正确的分析中，还是揭示了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影响很大，他认为“混一日之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家教授语言，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反对“泥古非今，不达时变”，他还指出：“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推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的剧作，说他们的剧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就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和典范作品的社会文化意义，都作了有价值的分析。当代语言学家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代表了汉语普通话的历史源头。^[25]

明清时期，顾炎武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要领域，文化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人名学，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他在《日知录》中认为：“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姓又分氏，例如“孟氏、季氏、孙氏、宁氏、游氏、顾氏皆姬（姓）。”但“逢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顾炎武关于姓氏分合的研究，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情况。避讳学也是文化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对避讳学作了探讨，他指出“宋人避轩辕字”“孔子讳”“避老子名字”等史实，概括出避讳的方法有改字、缺笔、改音等，涉及的名称有人名、谥号、年号等。阮元认为，文字通过语言而标指天地万物，给天地万物命名的正是有声语言”，“有声语言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正是推求语言文字与古代文化关系的前提”。^[26]他从语言文字来看古代社会、古代文艺和古代思想，是有意识、较为系统地从语言文字上探索古代文化的第一人。此外，李实的《蜀语》，翟灏的《通俗篇》，钱大昕的《恒言录》，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和顾张思的《土风录》等，都对方言作了记录、考证和解说，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语言和文化关系准备了材料。

五四运动前期，马建忠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他指出“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今人之意者，则惟字”，论述了语言文字的文化传递功能对民族的凝聚作用。他还认为拉丁语、希腊语等语言，虽有各自的语法体系，但可以将西方语言系统应用到汉语之中。这以后的语言研究，就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形式化、抽象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注重文化和社会在语言中的作用，也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汉语某些方面的研究，在语言形式研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人文性的研究也已经出现。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名原》注意把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结合起来，这种方法正是文化语言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投影法。^[27]梁启超的《国文语原解》首次直接表明：通过综合研究语言文字演化及使用该语言文字的民族的思想与生活发展，考见这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他指出：“冥想先民生活之程度，进化之次第，考其思想变迁之迹象，而复按诸其表此思想之语言文字，泥然其若有爪印可寻也……”是对阮元、孙诒让等人研究活动的理论概括。

20世纪上半叶，对汉语与汉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的集中在文字学上。例如张世禄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1923），陈钟凡的《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起源考》（1923），胡朴安的《在＜说文解字＞中所得的人类学资料》（1928），吴承仕的《从说文研究中所认识的货币形态及其他》（1935），傅彦长的《语言文字的文化定质》（1939），柏寒的《汉字与家族制度》（1944），王宜昌的《古文字中所见中国古代的部族》（1944），马叙伦的《从文字看官吏的由来》（1947），周振甫的《文字的时代性和阶级性》（1947）等。在汉字研究上之所以能有这么多成果，与汉字考证性强、历史悠久和所存资料丰富等客观因素有着莫大的关系，同时也因文字学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的影响，使汉字研究自觉地运用了人文研究的方法，与社会和历史等背景联系起来了。词汇的人文研究首先出现在词语的考释研究中，例如吕叔湘的《南北朝人名与佛教》（1944），阐释了南北朝许多取自佛教词语的人名，像“菩提”、“文殊”、“罗汉”、“药王”、“菩萨”等，这篇论文在四十多年后中国文化语言学处于热潮时才正式发表，作者指出该文可谓是“文化语言学的一个样品”。^[28]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把某些特殊的词语性研究扩大到对语言演变规律和语言结构的文化性研究上，例如高名凯的《中国语之结构及其表达思想之方式》（1946）、《中国语的语义变化与中国人的心理趋势》（1948）等。这一时期，对汉语词汇人文研究成体系的独立著作只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该书专门论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当时以语言形式研究为主流的时代，显示出其长远而独到的见解和眼光，在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上为后人开启了先河，罗常培也因此被尊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鼻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探求汉语与汉民族文化密切关系、汉语文化特征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出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游汝杰和周振鹤编写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5）首次提出应建立中国的文化语言学。《语文导报》发表了一系列倡导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论文，探讨了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基本思想及其意义，例如游汝杰的《语言学与文化学》（1987），陈建民的《文化语言学说略》（1987），申小龙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转折》（1987）等。刊登在《语文导报》上的这几篇论文，反映了文化语言学三种不同的理论主张，这三种主张后来发展为文化语言学的三个流派：文化参照派，文化认同派和社会交际学派。1990年，几乎同时出版了两部以文化语言学冠名的论著：申小龙的《中国文化语言学》（1990）和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1990），之后陆续出版的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著作还有高长江的《文化语言学》（1992），邓晓华的《人类文化语言学》（1993），陈保亚的《语言文化论》（1993），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导论》（1996）以及张公谨的《文化语言学发凡》（1998）等。

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文化语言学丛书”，包括姚亚平的《文化的撞击——语言交往》（1990），史有为的《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1991），申小龙的《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纵横谈》（1991），王建华的《文化的镜像——人名》（1991），苏新春的《文化的结晶——词义》（1994），吴长安的《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1995）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汉字与文化丛书”，包括周有光的《汉字和文化问题》（2000），何九盈的《汉字文化学》（2000），王宁等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2000）等。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包括苏新春的《当代中国词汇学》（1995），申小龙的《当代中国语法学》（1995），姚亚平的《当代中国修辞学》（1997），李葆嘉的《当代中国音韵学》（1999），宋永培的《当代中国训诂学》（2000）等。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汉字文化丛书”，包括苏新春的《汉字语言功能论》（1994），申小龙的《汉字人文精神论》（1994）等。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语言学著作，例如宋永培、端木黎明的《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1993），是中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辞典，全面收录了中国文化语言学发展前十年的主要理论观点，论文，著作，团体，会议等。邵敬敏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1995），是第一本全面反映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各派观点的论文集。高一虹主编的《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论文集》（1997），是第一本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的著作。

（二）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不仅复苏了，而且正式提出了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陈建民于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设文化语言学课程，是最早在中国开设文化语言学课程的。陈建民的《文化语言学说略》（1987）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与此同时，游汝杰也提出构建文化语言学的设想，他与周振鹤于1984—1986间合著了一部著作——《方言与中国文化》和五篇论文，在《方言和中国文化中》中第一次提及文化语言学这一称谓。至此，文化语言学正式提出，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一个又一个研究热潮。

（三）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

文化语言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发展之后，于1990年出现一个高峰。1990年，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几乎同时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文化语言学》首次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它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指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关系的科学”，要“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申小龙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则立足于思考汉语的文化哲学问题，研究汉语的人文性和语言的文化功能，认为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的本体科学，只有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才能直接把握汉语的本质特征和规律。

21世纪，文化语言学进入了一个平稳深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文化语言学的队伍不断壮大，也出现了一些新作。例如贺显斌的《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多视角研究》，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制约关系，语言的结构层次与文化，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多学科研究。”^[29]张公谨的《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认为各民族语言的词汇、语音、语法，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各民族语言的整体结构和系属关系，也能加深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文化语言学将从民族语言中获得无限的资源和生机，同时，也将提高民族语言研究的社会价值。^[30]这时期的其他论著还有胡兆云的《语言接触与英汉介词研究》（2001），陈保亚《意音文字存在的民族语言文化条件》（2002），罗安源的《“羊”与民族语言文化》（2003），李葆嘉的《广西民族语言文化的泱泱大观》（2003），邹嘉彦、游汝杰主编的《语言接触论集》（2004），季永梅的《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2004），巫绍华、王立红的《文化负迁移与文化翻译》（2006），孙宏开的《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记录和保护》（2006），李继民的《从动态学角度研究翻译中的“文化迁移”》（2007）等。

二　国内文化语言学主要流派及研究方法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国语言学界的前辈罗常培、赵元任、王力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尤其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虽然篇幅不长，但讨论范围却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之作。不过可惜的是，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语言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才受到一批以上海为主体的中青年学者的重视，他们著书立说，努力把丰富复杂的中国语言与方言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上海青年语言小组”率先举办了“语言与文化”专题论讨会，并编辑出版了《青年学者论语言与文化》专集，《汉语学习》专门开辟了“语言·文化·社会”专栏，《语文导报》也开设了“语言与文化”专栏，从而形成了一种声势，影响了全国的语言学界，并引起了文化学界、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等多方面的关注，这就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化”，据说有多达二百多种解释，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如何理解，不同学者的侧重点和出发点也有所不同，因而尽管不少人都在讲“文化语言学”，但每个人的内涵实际上相距甚远，有的相互间甚至是对立的。目前国内主要有三种代表性学说。

(一)文化参照说

文化参照说主张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渗透及影响的关系，游汝杰、邢福义、戴昭铭是这一学说的代表。在《语言学与文化学》一文中，游汝杰认为语言的性质是多维的，至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人文的、生物的、信息的和物理的，所以人文主义对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游汝杰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张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它不仅在文化的背景中研究语言，而且利用语言学知识研究文化学，或利用文化学知识研究语言学。”二是“不仅研究共时现象，也研究历时现象，更重要的是它力图把语言学和文化学结合起来研究，以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31]可见，游汝杰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是主张“双向”和“交叉”的。他在《文化语言学答疑》中进一步对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解答，指出“文化语言学是解释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与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层次上”，“文化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文化内涵，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32]他还就一系列大家普遍关心而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关于研究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语言的边缘问题与本质问题、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等。

在具体研究方面，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具有代表性。该书从八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境内的方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的变化、形式同中国文化的关系。“(1)方言与移民；(2)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3)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4)语言化石与栽培植物发展史；(5)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6)方言和戏曲及小说；(7)方言与民俗；(8)语言接触和文化接触。”^[33]该书一方面探讨方言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以方言为钥匙求解文化史上的某些课题，这就为汉语方言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为文化史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吕叔湘在《南北朝人名与文化》的题记中写道：“我所了解的文化语言学是说某一民族的某种文化现象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有所表现，或者倒过来说，某一民族的语言里有某种现象可以表达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某一方面。”吕叔湘同时指出：“照这样理解的文化语言学当然是语言学的一个方面，是值得研究的。”^[34]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导论》有着同吕叔湘相似的观点，戴昭铭认为文化语言学的目的是研究“研究语言而不是文化”，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而不是文化学”，“是语言学扩展领域和变更方法而形成的语言学科，仍应归属语言学。”^[35]何九盈等在为《汉字文化大观》写的序言《简论汉字文化学》中指出：“这门学科的任务非常明确，一是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它自身具有的文化意义；二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36]由此可见，他们都认为文化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都属于参照派。持此派观点的人数最多，成果也最多，构成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主体。

游汝杰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中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方法是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中国文化语言学史解释性的语言学，凡解释性学科都必须利用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和解释所谓的本体。”他还认为，“人文学科对语言研究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只是人文历史对于解释语言现象的作用。”“除了人文历史之外，哲学、逻辑学、文艺学、地名学、民俗学、文字学等多种人文科学都有助于语言研究。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解决语言学本身的问题。”^[37]从游汝杰的上述论述中，主要可以归纳出他指出的文化语言学的两种研究方法：交叉学科方法和阐释方法。

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中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作了集中的论述，提出了三种方法。

（1）实地参与考察法

这种调查方法，其突出特点是亲临现场参与其中，这种方法有的人类学家称之为“田野调查法”或“实地研究法”，是人类学家了解人类行为、考察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现象、获取第一手科学依据的最基本的方法。

（2）共层背景比较法

比较是鉴别事物的手段，也是发现规律不可缺少的方式。文化语言学从确定材料到规律揭示，都离不开比较这种方法。文化语言学的比较从其全过程看是一种“语言·背景”比较，这种比较要求我们在进行语言比较的同时，还要进行文化背景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两种比较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

（3）整合外因分析法

整合外因分析法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整合论，二是外因分析。

“整合论”是把一个文化要素或子系统看作整体中的部分，从而探求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观点或理论基础是：任何一种文化或包含该文化的某种特定时空都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结构系统，这个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子系统又是由更小的子系统或要素构成，任何部分都是处在一定的整体中，并且以它相对部分的存在为存在前提；某个部分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它相对部分的功能的整合，如果整体中某个部分消失或功能改变，其他部分也会发生连锁反应。在文化模式或文化要素的分析中，文化语言学家的兴趣点在于揭示它的出现、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规律及其条件，并且在其前提的追寻中不是着力于研究对象的内部矛盾，而是致力于其外部矛盾的探求，即外因分析”。^[38]

邢福义提出的方法观与具体方法，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是受了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影响。

（二）文化认同说

申小龙认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他强调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指出汉语在理解和表达上重虚实、重意会、重具象，汉语句子的逻辑铺排、句读本体，都体现出浓郁的人文性。他从文化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入手，认为在汉族人“整体思维、散点透视、综合理解”的思维特点下，汉语语法的规律是“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申小龙认为，西方语言是一种严格受形态制约的法治语言，而汉语是没有形态制约的人治语言。他还指出《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模仿西方的语言学、背离传统文化、脱离汉语本体而造成的文化断层，文化语言学的使命就是使汉语研究回归本体，是中国语言学实现由科学型向人文型的转折。

申小龙最初在《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1987）中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方法，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方法。它较适用于与民族思维、民族心理相联系的语言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是共同的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因而不仅相互间具有文化通约性，而且与民族哲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之间也有深刻的通约性。”“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又是一种文化参照的方法。它比较适用于与文化变迁、文化交融等社会历史现象有联系的语言学科。”^[39]

之后，他又在《汉语人文精神论》（1990）中提出文化语言学的五种研究方法。“（一）文化认同法。（二）文化镜像法。语言是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语言研究应该为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研究提供真实而深刻的‘镜像’。（三）文化底层法。如果说文化镜像法的研究思路是从语言到文化，那么文化底层法的研究思路则是从文化到语言，力图从民族文化底蕴对纷繁的语言表象的投射中把握民族语言现象的本质。（四）文化耗散法。语言系统与周围的社会系统、自然系统、民族文化心理系统以作用和反作用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息息相关，不断从周围系统吸收物质和能量，并在物质和能量的消散中维持自己的‘活力’。（五）文化比较法。我们主张把不同民族语言的比较从表面的范畴移向深层的文化机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40]

申小龙接着又在稍后出版的《中国文化语言学》（1990）中，对研究方法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文化镜像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传统阐释法”八种研究方法，并对这八种方法进行了归纳。这八种方法体现出文化语言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一是文化认同的层次，如文化镜像法、文化参照法，都是将语言事实与文化事实内在地联系起来；二是语言事实本身解析的层次，例如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等，都是注重在语言分析中贴近语感、贴近内容，不为了某种形式化的技术而割裂或肢解语言事实；三是语言研究传统的阐释层次。这里最具创新性的地方在于，第一，把文化认同从研究方法的组合群中取消了，变为研究方法的一个层次；第二，对语言事实本身解析的方法独立为一个层面，与文化认同层形成互为补充的两种方法。

（三）社会交际说

陈建民认为文化语言学并不是一味地否定结构语言学的作用，也不是一概反对描写，而是强调结构的描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强化语言的人文性。他曾长期从事北京口语的调查研究，因此他心目中的文化语言学有两个交接点:一是同交际语言学交接，二是同社会语言学交接。他提出的“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主要表现在:第一，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语言；第二，重视语言的变异形式；第三，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而这三方面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他主张从使用语言的人的因素出发，文化语言学研究人们的言语活动，研究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的语言，并从文化学方面给予解释。陈建民的《北京口语》中有不少章节，例如“汉语口语的流变和发展”、“语音和节奏”以及“口语里的词语”等便是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来分析的。他在《受话人的言语反应》一文中着重从文化背景去解释同样的话，受话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言语反应，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l)民族文化的差异；(2)地区的差异；(3)性别不同；(4)年龄不同；(5)文化程度不同；(6)职务不同；(7)心理定势不同；(8)观点与情感不同。”^[41]

陈建民在《文化语言学说略》（1987）中，对文化语言学应采取的研究方法作了明确的论述，他提出了四种研究方法。

（1）对比法。拿两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作对比，可以发现有些语词在A、B两种语言里有完全对应的概念。可是，A语言反映A民族文化，B语言反映B民族文化，它们之间毕竟有重大区别，是在自己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要想了解某一种语言，必须首先掌握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

（2）投影法。社会的动荡和制度的变革，都会直接而迅速地反映到语言和言语活动中来。语言文字有稳固性的一面，它镌刻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文字是印证历史的活化石，是古今社会生活的一面投影。词汇可以印证古代的生活。词汇也可以印证古人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字还可以印证古代的婚姻制度。

（3）文化结构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注入文化学的血液，因而不同于单纯的语言结构分析。

（4）文化心理分析法。文化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要素的理解是不同的。结构语言学把语言看作音义结合物，文化语言学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承认语言由音义四要素所组成。语言中有表白成分（意义），也有表态成分（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42]

陈建民的论述已经涉及了文化语言学两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一是比较的方法，即上述中的“对比法”；二是阐释的方法，这里根据阐释的不同重点和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投影法”可以看作是联系语言所依存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来分析，“文化结构分析法”可看作是对语言纯形式研究的一种反拨，“文化心理分析法”则可看作是考虑到了在阐释中联系到语言使用者的情感、态度、心理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