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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思想缘起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时间:2022-03-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这一定义曾引起众多的争议,其原因在于该定义仅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定义明确地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人,人既是可持续发展的获益者,也是责任的承担者,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与现代所说的生态平衡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反对“以人灭天”。
可持续发展思想缘起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_环境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内外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相关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定义是1987年布兰特伦夫人给可持续发展下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这一定义曾引起众多的争议,其原因在于该定义仅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定义明确地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人,人既是可持续发展的获益者,也是责任的承担者,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该定义可以发现,人们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上的,布兰特伦夫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实际上隐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思索与探讨并非始于今日,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以寻求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古老东方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1.儒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周易》,其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孔子说过:“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2]其意思是说,不按季节砍伐树木、随意捕猎动物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孟子主张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不违反农时,就会有好的收成,人民的生活就能得到保证。“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自然资源保护得好,才会丰富,反之则会枯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将仁爱的规范延伸到爱物,将爱人和爱物有机地结合起来。《荀子·王制》明确提出“以时禁发”,要顺应万物生长发育规律,生物利用、养护、斩伐要按季节进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与现代所说的生态平衡的思想是一致的。

2.道家的自然观

老子的《道德经》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它先于天地存在;“德”是“道”的成果,“道”所创造的万物;“尊道贵德”是天人和谐,是万物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道”创造了天、地、人,道家将其统称为“四大”,并且“四大”一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这里说人和万物是一体的,这是道家“天人一体”的思想。庄子也说:“天与人一也。”(《庄子·秋水》)道家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价值,老子用“无”表示天地之始,用“有”表示万物之母,万物有时生于“有”,有时生于“无”。“有用之用”是自然对人的价值,而“无用之用”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反对“以人灭天”。[3]

3.佛家的自然观

佛学主张“众生平等”。《坛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涅?经》说“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大涅?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众生平等论指的是无论是一般生物、人,还是佛祖,都是平等的。在“众生平等”原则下,佛教有“不杀生”的戒律,要求佛教徒“普度众生”。它表明了一种尊重生命的理论以及道德境界。佛教以“法”为根本,“法”在现实的人生、社会和世界现象的深处存在,这是“依正不二”原理。“依正”指的是“依报”(环境、国土)和“正报”(生命主体,佛和一切众生);“不二”是指生命主体与环境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

综上所述,古老东方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观已经体现出了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当时环境利益的维护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自然保护思想与管理理论。在漫长的独尊儒术的封建帝制下,这些思想无法阻止各代封建王朝对环境的大肆破坏,因此封建时期中国的环境破坏已非常严重。

(二)西方哲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西方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思考。

(1)生物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理论。该理论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大到非人类的生物。其一,施韦兹的尊重生命伦理学。1923年,施韦兹出版了《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促使人类重新思考自身与其他生物、自然界的关系,这部著作为现代西方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其二,泰勒的生物平等伦理学。泰勒的《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理论》提出了“生命目的中心”这一重要的概念,对生命的内在价值做了科学的论证。

(2)动物解放论。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于1975年出版了《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一种新伦理》一书。

(3)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其一,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莱奥波尔德是现代环境哲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1933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大地伦理学》,试图在有机自然群落基础上创立一门维护环境整体性和完美秩序的“大地伦理学”。其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走向原野》(1986)和《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1988)两部著作中,这两部著作在西方具有重要的影响。

以上所述为西方环境伦理理论的不同派别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的探讨,他们虽然提出了不同的道德原则,但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人类以外的生物与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可以看出,以上学者超越了当今可持续发展中将人作为唯一价值主体这一范畴,主张人及人以外的生物与非生物都是价值主体,人与自然要实现和谐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

(三)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1798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撰写了《人口学原理》一书,他指出:“人口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呈几何增长趋势,而供给人类生存的能力仅为算术增长趋势。”因此,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在马尔萨斯看来,生活资料是绝对稀缺的,人口的增长正是由于这种绝对稀缺而受到抑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表面上是论述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但实质上论及了人口、资源环境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地球仍然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马尔萨斯理论对现实现象没有做出解释,因此他的观点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批评而且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人类如今却正承受着人口生产超过“自然法则”所带来的后果。

1955年,美国学者卡特与戴尔出版了《表土与人类文明》[4]一书。作者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战争、政治腐败、道德败坏、经济失调等原因造成,而是由于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表土资源的耗竭。由此,作者勾勒出人类历史的简要轮廓:“文明人跨过地球表面,在他们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警世之作——《寂静的春天》[5]。书中列举了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公害事件,将环境保护这一重大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该书指出:化肥、农药和杀虫剂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可能使我们自毁于科技之中。《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唤醒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与环境保护意识,标志着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都斯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名义提交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6]。该报告提醒人类反思经济增长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关系。

《只有一个地球》[7]是美国的两位学者——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为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报告不仅论及最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业影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困境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环境问题。报告始终将环境与发展结合起来讨论,在谈到发展中国家问题时,作者指出:“贫困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此报告对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是在总结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召开了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宣言书,为人类指明了进行生态道德建设之路。1987年,以布兰特伦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该报告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全面评价,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里约宣言》与《全球21世纪议程》,确定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思想,这次会议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最终形成并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源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从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开始,就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期,人类对自然的作用力与干扰力很小,影响非常有限,因此在人们的意识中,资源环境是无限的;但是随着人类开发自然能力的提高,特别是近代以来科技水平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能力极大地提高,“人类及其生产技术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冲击之大,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8]。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矛盾愈发尖锐。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人对自然的影响逐渐加深,地球上未遭人类影响的“纯自然”区域几乎没有了,绝大部分区域已成为“人化自然区”,此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凸显并成为全球性问题,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下个世纪的世界来说,没有比人类同自然的剩余部分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事比改善这种关系更能影响人类幸福的了。”[9]在沃斯特看来,完整的自然已经不存在,对于剩余的部分,如果人们继续无动于衷,人类未来的幸福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事实上,对于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人类已经采取了措施,但是危机未能根本扭转。作为人类生存根本的环境利益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退化、森林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气温上升、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问题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

如今,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人类若是按照当前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继续发展,地球上有限的资源环境将难以为继。因此,彻底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态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思想也因此应运而生。由此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一定程度上缘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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