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重构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重构

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也会导致对生态环境的改变，例如使森林和生物物种减少、草原退化、资源短缺，有时还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或者说，自然界人工化的前一个方面——人类利用自然的不良后果有可能是较易弥补的；只要有所节制，森林、草原、物种有可能逐渐恢复，只要发展科技和综合利用，资源有可能再生。从现实中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影响环境的能力不断增长，人类活动加剧了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人类和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环境的组成、结构、功能和发展过程。特别是二战后，人与自然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受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环境问题开始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并首先在科技发达的国家表现出来。

工业文明对于人类财富的积累是巨大进步，但对于生态环境却是一次灾难。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都经历了资源高消费、环境高污染的过程。从20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更是令世人震惊。这些都说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生态危机。伴随着全球问题的日益严重，有识之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反思人与自然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自然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这一现代提法的产生，应当归功于罗马俱乐部。针对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生存的“极限危机”，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特别强调“人类必须开始对自然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它必须建立在协调关系之上而不是征服关系之上。”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宣判了高增长、高消费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死刑”。同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强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这些思想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最终促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渐成为了全人类的共识。人类正从对大自然的征服型、掠夺型和污染型的工业文明走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消费适度型的生态文明。

知识链接

罗马俱乐部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的注意。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它的观点和主张带有浓厚的消极和悲观色彩，被称为“未来学悲观派”的代表。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做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此后，较著名的研究报告有：《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重建国际秩序》（1976）、《超越浪费的时代》（1978）、《人类的目标》（1978）、《学无止境》（1979）、《微电子学和社会》（1982）等。罗马俱乐部把全球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它极力倡导从全球入手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思想方法；它应用世界动态模型从事复杂的定量研究。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表明了人类已经开始站在新的、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所处的环境——从地球到宇宙、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整个世界都是普遍联系的。人类在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过程中，始终无法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难题。一方面作为整体，利用自然界赋予人类的一切条件积极改造自然界，不断优化自身在自然界面前的生存状态，使人类的历史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人类的自身发展需要，也是人类生命物种强于其他物种的根本之所在。因此，人类无法停留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脚步，不断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这在逻辑上留下一个致命悬念：人类无限地改造自然与自然“许可”人类改造的边界将来是否会有冲突？逻辑推导的结论恐怕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景黯淡下来。另一方面，在资源与物质利益分割等因素的驱使下，人类内部又不得不面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斗争，极大地分化了自身在自然面前的合力，使人类的有限理性始终无法整合出“帕累托最优”状态，最终导致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和盲目损耗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无限破坏。因而由于人类无法协调自身行为而最终也无法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

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破坏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人与自然二者之间的整体与部分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成了人类在谋求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自然规律也成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法则。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总是和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任何对此的“淡忘”和“僭越”的社会活动都将使人类自食环境危机的苦果。正如恩格斯所言，“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9]在人类的生活生产过程中，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将得到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环境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因为人类的一切发展阶段都存在劳动过程，也就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30]也即是说，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生态环境问题。所不同的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无法在具有严重缺陷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社会主义则通过调整并优化社会关系而提供了解决的绝佳机会，只有在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才会得以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