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社会》第一章人本的概念,人本电视的概念

第一章　人本电视的概念

一　呼唤人本的电视

在众多的媒介理论中，对我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麦克卢汉的人体延伸论，他的一本书名就叫《理解媒介：人的延伸》。这种论点的基本含义即媒介使人的感官越来越远地延伸而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使人的声音与姿势越来越远地延伸而发送更多信息。

在这篇文章中，我从人本的立场来理解这一理论。因为人体的大幅度延伸意味着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必要完善，它表明人有效地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在联系上的阻碍，反过来说，所谓信息时代即由此达成。

传播的能力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远古时代人就会利用单纯的口语作为传播工具，他们能够表达出许多微妙的想法以促进相互间的关联，譬如能说服别人跟随自己航海到挺远的地方去，能消除他人的疑虑，等等。人类学家萨皮尔说：“社会……是各种大小和复杂程度不同的有组织的单位的成员之间部分或完全地了解所组成的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网状系统。”这里的关键是“了解”，也就是以相互的信息传播来完成的，所以传播学家施拉姆说：“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1]可见，传播是人类生存所需，也是人的生存本身的表现。它的本体是人，人是实施者，也是目的。

传播的方式从语言、文字到现代大众媒介，经历了漫长的年代，“作为人的动物在他们之中任何人学会书写之前已经相互交谈了几万年。知识和思想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前已经以文字的形式分享和保存了几千年”。^[2]但人类长期处于时、空的阻隔中，由于人的手、足、视、听所及都只有一定的长度与范围，包括空间跨度和时间上共时性的限制，人一直需要更强有力和有效的传播媒介的使用。现代大众媒介就具有这样巨大的能力，它能使传播增大无数倍，并使之跨越广大的地域，而且随着电子贮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对历史的保存作用也得以增强，从而解决因距离与时间引起的诸种问题。因此，毫无疑问，正是大众媒体的出现使人类的信息交流又一次完成一个质的飞跃，使“地球村”的概念得以成立。尽管这种媒体只是在地球有生命至今漫长时光的最后一分钟才被利用。仅仅几百年前，美洲大陆还未被发现。

大众媒介表示着全新意义的传播，它对社会与人具有全方位的功能。根据拉斯威尔的论述，其主要的三大功能为：（1）监视环境；（2）联系社会各个部分；（3）传递社会遗产。另一位传播学家赖特则补充了第四大功能——娱乐。监视环境表示着对各种信息的传播与了解，这起着社会雷达的作用；联系社会则意味着解释和评述那些信息，使社会得以协调；而传递遗产表明传授与学习，对知识的寻求，对历史文化的保留，与对未来的展望。娱乐即满足人的享受欲望。而这一切，都在时、空上被极大地拓展，使之对人的完善与解放达到了某种神奇的程度。

我们比较一下口语社会里社会雷达作用赖以完成的要素，主要有个人接触，看守人，宣讲人，旅行者，会议，集市等；在媒介社会里，只有个人接触与新闻媒介二项。^[3]媒介几乎代替了以前除个人接触以外的全部方式。

传播方式的变化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革命性的，当生活从旧式的传播发展为新的传播之后，人就以弥漫的空间而不再以线性的时间、以对未来的探求而不再以复述过去作为中心了。人由固定一处的井底之蛙变成自由、洞察四方的漫游者，这是人的发展走向完美的转折性一步。

在现代诸多媒介中，电视肯定最集中与突出、也最具新意地体现着媒介的全部功能。首先，电视在迅速而有效地满足社会的一般信息需要上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比如天气预报，当天的主要新闻，体育比赛状况，商品与价格，政府要员的活动，等等。但不仅仅局限于此，电视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评述，对人类最新思想、科学成就、文化艺术的展示与评价，对自然环境和人的行为的监控，对历史的重新探析及对未来的预想，都具有强有力的表达能力。

而且正由于电视使用的方便性与接受的广泛性，电视能让所有人都可能获得一种人应有的知识权力，不像从前，只有那些能够阅读（印刷媒介）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权力。

然而实际情况却没有这样令人满意，电视的功能似乎正呈现出一意迎合观众俗浅层次欲念、商业化娱乐的单方面膨胀，而更深层、对人更具裨益的功能则被片面地遮蔽。打开电视，闪耀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那些无深度的报道，没有千变万化的过程，只有一律的结果或曰无可期待的新闻，温吞水一样唠唠叨叨的电视剧，幼稚、刻意喧闹的游戏，浅薄、人云亦云的专题，走马观花的风景，平常甚至平庸的生活记录，呆板的片断，故作高昂的歌舞或支离破碎、搔首弄姿的MTV，日益俗不可耐的小品、相声，按时举行的体育比赛，大同小异的时装表演，几本流行的书籍介绍，有意选择的粗浅的几篇诗歌与散文，然后就是大量王婆卖瓜式的广告，偶尔才会有一个略有新意、使人耳目一新的节目出现。

这种场景日复一日地重复刺激着人们被牵拉出去的器官，不但不能使人有感知延伸舒展的快活满足，反而令人有被捆绑住的感觉，仿佛知觉受到了折磨与嘲弄。

确实，如今的电视制作存在许多根本性的弊病。如片面热衷于平面纪实（实际上是表面记录），排斥深入的分析与评述，画面组接无视结构与内蕴，新闻的现场感稀薄（或现场感的东西被局限于少数内容上，如三峡大江截流、小浪底工程、香港回归及什么人飞越黄河一类具有可宣传性的场面），追踪与深挖欠缺，“唯曝光而曝光”，^[4]还有那种虚假地对大众生活的“艺术化”装扮，以及娱乐的一意膨胀（从相声小品、歌舞晚会的盛行到现今《快乐大本营》式的新娱乐热）。如此种种，媒介与受众的关系逐渐形成对立，电视成为电视人（制作者）的自我满足和谋利方式。粗糙的宣传与粗俗的迎合最终使大众的认知被限制，认知的世界被歪曲和虚幻化，也使现代媒介的本质功能受到了阉割。

固然，从本质上讲，电视作为传播的媒介既是信息的通道，也是关隘。“大众媒介还成了信息所走的道路上权力很大的把关人”。^[5]媒介是由一些人来操作的，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媒介在实际情况中的变异抱有十分的警惕，尤其当我们的信息来源和对世界的认知、直至我们作为人的完善十分依赖于媒介的时候。如麦克卢汉在《媒介即按摩》一书中写道：“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着我们……”甚至，他认为传播的媒介可以比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6]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是大众化的，因此也必定是通俗化的。他们认为“发明电视肯定不是为了审美”，“也不会是为了思考”，“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思考，满足审美，已经拥有了书本、拥有了八大艺术的人类就不会再费脑筋发明电视……”^[7]这似乎在为电视的偏向现状辩护，然而这种论点应该说似是而非。因为电视的发明并非仅为对已有媒介种类的补充，电视的出现实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的产物，它同时诉诸于人的视、听与文字知觉，是一种崭新的、更完备的、独立传播的媒介。它全方位的本体功能说明了它传播的诸种可能性，它对人感知世界的延伸，肯定包括人的审美方式、状态和人的思考方式、状态的拓展在内。

目前，中国电视只能相对地满足大众表浅层次的感知需要，这种现状，以及它的一些缘由，如“在中国，电视产业毕竟太年轻了，电视扩张毕竟太快了，电视从业人员素质毕竟太难尽人意了”^[8]，等等，确实存在，但不能由此说追求电视本体性功能的实现就是一相情愿，就没有必要。其实，电视娱乐的方便性，接受的大众性，都是电视产生与使用后的一些功能的发现，它不能代表电视的全部，更说明不了电视的本体性质。

回到对媒介的人本的理解上去，我们会发现不是电视的本性生就偏向表面喧嚣与浮浅的运行方式，眼下电视的浅层次传播状况只说明了电视的发展有待改进与完善。

电视界以及如今电视的自我定位理论，人本思想的缺席非常明显。上面所述认为电视只能是通俗化的观点，就是一例。参与电视的人，似乎都不把人当成会思想的人，如一个参加电视谈话节目的人如此认为：“观众不喜欢你在上面深刻，除非你的文化能把他们搞笑”。这一点他与电视人具有共识，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电视人有点搞得太过了。接下来他写到这样一件事：“最近被朋友邀请到一家有线电视台去做一个关于劳动的节目。……据恩格尔系数显示，一个人用在吃上面的花销越大，就说明他越贫困；同理，谋生性劳动占的比例越大，创造性劳动所占的比例越小，就说明他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这就是我（在谈话中表达）的一个观点，虽不是本人的创造，说它还有点新意也许还说得过去。不过最终做节目的人更高明，他把包括这个观点在内的我所有的观点全部删掉”。结果“他让我在上面很露了一个脸，却只让我说了几句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9]

在这个事例中，作为现代最有传播力的电视媒介把参与谈话者和受众都差不多当了一回白痴，而它自己（说得直率点）也表演了一下近似的模样。

再来看一个省级电视台台长对其电视台全面工作的设想：“电视台作为喉舌，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这一大方向的同时，还要解决好几个方面：一是两个效益的问题，坚持社会效益，注重经济效益。电视是投入很大的事业，没有资金的保证是不行的；二是人才的培养应在实践中，更需要做好基础工作，使他们具有独创精神，体现出自己的个性来；三是管理要时刻放在工作的首位；另外还应求得地方党和政府大力支持。”^[10]这里，电视传播的最终目标，即传媒所向的最广大的人，没有被突出地提到与考虑到。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外，现在的电视制作者及一些电视理论，都喜欢以收视率作为他们的观念依据，仿佛有了收视率，就达到了电视的大众目的。这种情况表面看来是为大众着想，其实质内涵却是经济利益的支配。（的确，应当对收视率作深入的观照与分析了。如一段时间里，一些媒体为了收视率或发行量，拼命迎合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大众，致使“气功大师”、“治病的神仙”、“灵鸽菩萨”及水变油一类人和事被接踵炒出，科学的思考与质疑反而被压制与有意忽略）。可以说，单一政治宣传与追求经济利益的结合，已是眼下电视非常有局限性的一个普遍模式。

如此，电视导致人每日接触与依赖的媒介世界历史（只有戏说）、思想、未来（只有空洞的口号）的严重缺失（即使是当代世界人的许多杰出思想和文化、艺术成就都没有在我们的电视中得到应有的传播，且似乎被那种电视必定通俗化的观念理所当然地排挤掉），也培育了受众对之的失望与盲目依靠情绪。许多人坐在电视机前无思、无奈地消磨着时间，另一些人则开始逃避——知识阶层中有一些人就提出不看电视，或不让自己的子女看电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电视怀有不安，当我们在电视前的时间越多，内心就越不踏实，觉得失去的越多。而这正好对电视的丰富本质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悖论式的幽默。

在新世纪的语境中，我们有必要回到根本上来，对电视进行一番思考。因为任何离开本体的观念都免不了急功近利，而以牺牲人的未来作为巨大代价。在信息进一步深化的时代，电视的作用将愈来愈大，它将如何给人提供一个深刻、真实的世界形象，如何真正地满足人的（发展与完善的）需要，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

最近，已经有学者在强调电视的人文性，如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认为，“电视的本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利用高技术的人文沟通手段”。^[11]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它作为一种媒体来讲是全方位的”。这已在某种意义上张扬了电视的人本内蕴，及其对人与社会必须承负的广泛责任。

我想，电视作为人所共处的环境的观察与表述者，需要更具洞察与评析的能力；作为文明、文化的全方位传递者，又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与抉择、判断力；作为多元社会的联系通道，更需要敏锐、宽容与智慧；其给人的娱乐也应更具质量，更为丰富多彩。

作为电视制作者，不仅要思考电视，更要思考人。要意识到自己对人，对人生存与认知的延伸拓展，对人的全面快乐，从而对文化、文明、历史、未来负有职责。

▲　《20/20》，美国三大主流新闻节目之一。此期节目名为《911婴儿聚会》，表达出电视影像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

新世纪的电视欲回到人本的立场和目的上来，我以为有两点必须率先要做。一要引入竞争机制，使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在适应社会多元需要的竞争中提高质量，扩大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二需引进各种高素质的专业性人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人才，进行电视技术的培训，以改变原有的电视制作队伍结构，形成电视的精英制作群体。

二　电视：公共传媒

1

2005年至今电视最响亮的事件似乎仍是湖南卫视所运作的《超级女声》，一场被策划的具有相当时间长度、典型大众式的娱乐节目。一档娱乐节目，能够如此使众多媒体介入喧哗，尤其使电视的业内人士在种种言谈中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和不安，似乎一种深刻的焦虑心态在迅速蔓延，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庞大的电视传媒为何如此沉不住气，它内部哪一根敏锐的神经被触及到了？

电视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力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正如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被图像和信息所包围”，“电视在传媒渗透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实际上，电视对整个现代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12]这意味着电视所负担的巨大和全面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它包括对这个世界面貌的信息再现与重述，对社会和所发生事件的告知与监视，对有价值文化的传递、保持和推广及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等等。其实早已有许多著名学者对电视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忧思以及期望，哈贝马斯就论证了西方18世纪以来逐渐出现的公共领域受到了电子媒介的威胁，他认为电子媒介使公共领域的民主化潜能失去效力；但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主要注意到了媒介中的单向言说这个问题，“但他却觉察到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而本雅明也“意识到了媒介的平等主义推动力”。^[13]

然而，我们电视当下的极度焦虑是否也出于对媒介本质功能实现的忧虑和思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看一下媒体的相关陈述。杭州《都市快报》近日有这样一篇文娱报道：“浙江卫视亮剑 全国电视台开打”，“开打”一词充分地表述出了眼下中国电视急切抢夺的心态，那么这种焦虑所指的目标又何在呢，这篇报道文章非常直率地列出了其焦点。文中多有这样的陈述：“究竟是什么支撑了电视收视率？……电视剧是核心竞争力，是发动机。”“去年安徽卫视广告收入4亿多，湖南卫视广告高达5亿多。今年成功运作‘超女’后，湖南卫视广告额有望突破7亿。它们俩是全国卫视中的佼佼者。”“鲁花品牌总监初志恒……他希望浙江卫视触角更接近大众，更商业些。”“湖南卫视走娱乐路线，安徽卫视走电视剧路线……”其实不仅这一篇报道，只要有关电视的文章大多会让我们阅读到这样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话语。由此可以明白，由电视业内人士表示出的种种情绪波动，实际上正是中国电视一直绷紧着的那根脉络在振动，那就是不可扼制的对于强大收视率的渴求，更直接地说，就是电视行业对当前社会广告份额分割所得产生的兴奋度和忧虑感。

就以上我们所熟悉的有关电视的话语，几乎看不到任何一点公共的立场和公共语言表达的迹象。大众性被等同于商业性，佼佼者就是广告收入最多者，而它们的法宝就是走娱乐路线。在电视台的利益目标面前，仿佛越是低层次的需要就越被看重，因为这是更多的人所需的，这看起来是服从大众意识，骨子里其实只是拜金主义。当年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早有论述，他们指出在商业时代，虽然看来每个人的文化偏好都受到尊重与得到实现，实质上是控制了权力机构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大众，而去迎合他们的趣味。而在中国，或者说对于中国电视，娱乐的需求成了最合适的借口。^[14]

当关于一种媒介的言谈全然诉诸于利益的话语，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种媒介，即当代中国电视到底是公共传媒还是利益集团的联想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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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层分析，中国电视的这种焦虑可能还源于对整个社会与文化布局的估计失控。电视的表达者普遍感到无从把握当前受众的审美、欲望和需求，一个节目是否得到相当数量的受众似乎总是一个未知数，甚至一个节目突然“火了”也往往出乎意料，收视率仿佛成了一种命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娱乐成为了各电视台的首选。因为既然由于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充满未知因素和复杂性，人群与文化需求的分化不断处于运动中，头绪纷繁无从掌握线索，那么先固执于“大众的需求总是浮浅的、一致的”这样传统的意念应该最为方便，也最为自然。

这里我想谈及浙江广电集团各电视频道最近的改版情况，因为在目前电视传媒一片利益的喧嚣声中，我或许看到了一个媒介还能够出于公共传媒的思维所体现出的亮点，那就是这个集团所提出“以新闻为中心、娱乐和人文为两翼”的改版宗旨。令人稍感欣喜的是它将时政资源看做是浙江卫视独有的优势，并且将其栏目《新闻超视》定位于“权威媒体对公众新闻的报道，关注的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所关注的问题——预知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报道公共关注的社会热点；解读公共焦虑的疑难问题，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体现公众话语权”。且不管这个节目最终能否实现这一定位，这个宗旨的提出也许能证实浙江广电改版的努力方向与思维方式，会从喧嚣的利益话语的和声中解脱，而体现出一个公共传媒应有的立场。

阿伯克龙比写道：“电视在所有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都已成为主要的公共机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也迅速如此。”^[15]一个电视集团或一个电视台，直至一个电视频道，都需要将公共的性质作为自身话语的出发点，在这个基点上完成自身的功能和实现自己的职责，同时获取自身的利益。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和对自身本质的偏离。

电视传播的公共性质在新闻传播上无疑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但从浙江广电改版后的具体节目制作与播放看，仍存在缺少层次区分与深度制作的问题。这可能源于对结构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大众群体与层次分化的现实认识不足。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礼，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已在形成，电视新闻的分层也就成为必然，^[16]因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在促使电视的方式在每一个层次上作出新的定位。

电视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沟通，本质上应在相应的文化层面上完成。任何新闻都具有价值的倾向，新闻的结构形成可看做对事件直至事件所依存的世界的解释与理解的文本，观众正通过此对世界作出自己的领悟。多层性一方面来源于每个观众所处社会地位、角色性质、学识素养、人格个性与思维习惯等，另一方面取决于电视的表述方式。如同一事件，《新闻调查》和一则简明报道可能给予全然不同的理解，由于其文本结构的某一纵深向度的展开或深入，给予不同层次接受者以满足感。贾斯廷·刘易斯对此提出以下几条：“（1）我们几乎设想不到一条新闻会意味着什么……（2）新闻的歧义基于它的叙述结构（甚至是缺乏结构）……（3）我们在解释电视节目时，是根据自己头脑中存储的意义系统选择图像和词汇的。”^[17]这给我们提供了电视新闻分层的必要性观念，我们的确得想到，新闻节目也得考虑：谁是这一段节目的观众，而不是那个模糊所指的“老百姓”，因为在现代社会已不存在那个传统意义上文化统一的接受群体。

而从深度表达来看，我们的电视新闻显然有更多的问题要解决，更多的限制需要突破，更新的思维需要创立。譬如，作为公共时代媒介的电视是信息的窗口，也应是辩论的平台、当时代的公共场域，电视叙事的明喻功能应当适合和实现民间深刻意志的表达。又譬如电视是一种艺术，如果它旨在发现意义与具有深入思考和批判方法的话。这可能已涉及到电视的理想状态，就像阿伯克龙比所谈到的乐观主义者对电视引入市场机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也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可以使制作方法更加多样化，并可以把更丰富多彩的道德和政治的观点融入所制作的节目中去”。而且，“自由、创造性和多方大力解除控制与继续保持公共服务的传统而又不滥用媒体巨头的权力，这两方面是可以并行不悖的”。^[18]

但当跳出理想去谈论电视，需要考虑到和去警惕、克服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与电子技术、现代社会格局支持下的电视传播可能天生具有不适应性，在传统意念和单纯利益的谋求中其结果可能丧失掉传播的现代意味，如公共的价值与意蕴的建立。事实几乎已说明这一点。

【注释】

[1][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2]同上，第14页。

[3][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4]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5][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6]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162页。

[7]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8]同上，第53页。

[9]冉云飞：《我在电视上干什么》，《粤港周末》。

[10]张孝军：《修饰好电视这扇窗子》，《电视月刊》1995年第10期，第31页。

[11]参见顾晓鸣文章，《电视研究》“跨世纪都市电视”理论研讨会专刊。

[12][美]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7页。

[14]由于中国长期的文化和政治语境限制，娱乐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被禁锢的对象，以致当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表现成了娱乐的重新发现，娱乐成为思想与行为解放的某种标志。湖南电视台的娱乐化方向也因此被视为电视的新锐行为，但随着禁锢时代话语的日渐消失，其创新的意义也已丧失，娱乐已回归娱乐的本义。

[15][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6]相关报道中的提问很能说明问题。记者问：“《新闻超视》的内容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但好像报道的又不是家长里短的琐事。节目主要报道哪些方面的内容呢？”这里表示出一个思维定势，似乎大众的生活只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大众仿佛不必具有公共领域的关注度和话语权。“老百姓”这个词汇也很有问题，它是指只关心生活琐事的群体而不是全体公众吗？

[17][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著：《电视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贾斯廷·刘易斯文，第159页。

[18][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