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互联网时代，重新发现电影”作为新浪潮论坛的讨论主题之一，受到了与会人士的广泛关注，虽然观点纷呈，但是，大家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隐约”感受，即电影的“新时代”正在甚至已然来临。这场意味深远的产业转型在电影行业的各个环节已经展开，它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资本结构变化，电商资本融入，票房销售渠道改变。据新浪财经报道：“去年（2014年）阿里巴巴斥资约50亿元收购了文化中国60%股权并更名为阿里影业”[18]，“与其他企业不同，今后阿里影业将以电商平台作为重要电影票销售渠道和影片宣传平台，用淘宝流量为影片造势，用支付宝平台来让用户购买电影票”[19]，“大数据领域的积累是阿里影业的核心竞争力”[20]，而在2013年12月万达影院已经入驻支付宝钱包公众服务平台，改变了影院票房的传统收益模式；二是创作人员不再局限于“科班”，“业余者”开始引领专业人士，郭敬明和韩寒所引发的轰动成为近年电影界的热门话题，而电影《小时代》系列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拐点；三是特效对影片的影响趋强，剧本的创作需要在特效所能达到的效果之内完成，传统认知下的“一剧之本”已然让位于电影创意和技术；四是发行与传播形态改变，随着柯达公司宣布破产，胶片电影成为一种记忆，而以往的胶片盒已经被移动硬盘取代，“数据团”成为胶片拷贝的替代品，通过卫星或光缆传输数码拷贝已经成为趋势，随着4G网络的全面覆盖和各种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移动终端将会分流部分观众，人们不必再被动地坐在电影院看电影；五是电影评论“失语”，现代和后现代概念已经无法解释目前电影创作的现象与问题，以往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理论以及传统美学在这样一场全民互联网“狂欢”中丧失话语权的“盟主”地位。这场区别于传统电影经验（包括创意、制作、发行、接受和美学文化）的转型势必引发人们对电影的新认知，一场关于电影及其产业的“新命名”已是迫在眉睫。
Web2.0即第二代互联网，相比较于Web1.0的由网站专业人员主导生产互联网内容的模式，它将所有用户共同参与生产互联网内容作为发展模式。Web2.0改变了互联网对于用户的单向传播状态，带来了用户与互联网的双向互动，并由此提高了用户参与和互动的热情。Web2.0不仅实现了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更是以思维模式作为立足点强调用户之间的互动，从而创造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网络环境。在Web2.0时代，它的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强调个体性；以互动为灵魂，强调参与性；以数据库为核心，强调思维的重构。传媒学者莱文森对Web2.0的界定性特征以及原理进行如下总结：一是其消费者即生产者；二是其生产者多半是非专业人士；三是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去表达和出版；四是一般免费，付钱不是必需的；五是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六是服务功能胜过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七是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八是使人人成为出版人、制作人和促销人。[21]Web2.0时代的到来得益于网络的快速发展，同时，它也受到了电子设备日益便捷化的影响，例如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Google眼镜、手表）等。正是基于这些便捷化的电子产品所可以实现的Web2.0理念，观众不必再被动地坐在电脑前观看节目或玩游戏，而是通过各种移动终端就可实现节目的观看或与游戏玩家的会和；同时用户与用户的连接，既完成了信息的分享和内容聚合，又实现了互联网内容的生产和消费，“去中心化”使得用户不再依赖网站提供的信息，比如在维基百科中，一个词条的相关信息是由用户去添加修改的。用户的热情参与带来的互动促发了“分散——聚合”，“群落”的形成又将有利于研究目标受众和细分用户市场，从而展开更多形态的互动。
“互联网思维”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全民生活的“核心词”，Web2.0是其实现的技术基础。互联网思维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已经无处不在，“淘宝”购物、“滴滴”打车、“3.8”看电影，再到2015年春节的“摇红包”，互联网思维已经“发散”到不同行业，互联网思维通过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营销模式迎接了“用户时代”的到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达4.39亿，网络视频用户使用率为69.4%。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影视产业的‘网生代’已经到来。在乐视影业首席执行官张昭看来，这是互联网给传统影视业带来的最大改变。优酷土豆集团首席内容官朱向阳认为，用户的评论、分享以及观看的数据，都是在参与内容创作。”[22]
2014年7月31日，号称中国首部“弹幕电影”的《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在杭州电影院首次使用“弹幕”技术放映。“弹幕”起源于日本，原是视频网站用于互动的字幕技术，将用户的发言以字幕形式飞在视频上，实现用户对视频的评价以及用户之间的交流，形成了“边看电影边吐槽”的新观影模式。弹幕作为互联网思维与电影的“联手”，它为电影业带来的似乎不只是观影模式的改变，更或将从创作层面去影响电影的发展。中国传媒大学邓若倓大胆提出“弹幕——影像的‘第四度’创作”这一观点，认为“用户的创作地位可以和导演、编剧、演员、摄影师和剪辑师的身份相并列”。[23]
弹幕作为一种新的观影体验区别于传统的仪式化观影经验，电影弹幕场的出现似乎是新旧媒体融合时代到来的一种结果。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作为“新媒体”领域的开拓者，他认为：“以电脑为主要介质的这场媒体革命‘影响到传播的所有领域，包括获取、操控、储存和发行；它也影响到所有种类的媒体：文本、静物图像、活动影像、声音以及空间建构。’”[24]这场媒体革命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转型，“数字新媒体技术‘使相同内容得以在接受端流经许多不同的渠道、呈现许多不同的形式’，这一‘媒体融合的文化逻辑’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以大公司为主导的融合进程，也包含自下而上的以消费者为主导的草根融合潮流”[25]，至此，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者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形成。这场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进行的文化转型，即消费者文化转向参与者文化，其认同的是差异。新媒体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参与和互动平台，普通人在网络社交中形成自身的语境，而知识分子为维护其“文化权威”则被迫认同普通人的网络社交语境，由此，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知识分子，在同一语境中的交流和对话才可实现。新媒体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地位，比如在维基百科中，一个词条的相关信息是由用户去添加修改，也就是说专家对知识不再享有“绝对权威”，在维基百科中一个词条被搜索或添加依赖于用户，而这也完成了互联网信息能量的转换，即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去中心化”带来了众声喧哗，差异性取代唯一性被大众欢迎。
新媒体时代文化的重构是伴随着互联网思维、全球化思想、大数据等因素的相互导引发生的，具体到电影方面则是电影众筹，即通过电商平台依靠消费众筹粉丝的热情来完成电影的部分融资。例如，号称“中国史上第一部众筹电影”的《十万个冷笑话》就是利用网络众筹的模式，集结超过5 000位电影投资人，最终筹集到超过137万元的投资，从而完成该电影的部分融资计划。电影众筹作为电影融资和营销的一种手段有赖于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粉丝参与度，虽然目前业界对电影众筹褒贬不一，然而，电影众筹为艺术电影或新导演开辟了道路。颇具意味的是，电影众筹的商业性似乎与艺术电影的非商业性相矛盾，但事实上，众筹利用的是粉丝对电影的热情，所以哪怕仅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导演，他/她的电影设计或剧本在众筹网站上受到粉丝的热捧，那么他/她就有可能完成这部电影的融资计划。电影众筹作为“参与者文化”的一个表现，通过消费粉丝在电影制作中的参与热情，带来电影粉丝身份的双重性，也就是电影粉丝既是该电影的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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