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影响剧本写作的外部因素

电影是一门艺术，它本质上属于精神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较之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或精神文化，电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之一。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影又是特定民族文化的产物，脱离了民族文化的电影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影片渗透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以下是影响剧本写作的外部因素。

1．民族文化背景

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出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带来体现不同人文精神、不同情怀、不同生命气息的影像表达。台湾导演魏德圣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便取材自台湾原住民族赛德克族。在险恶的日据时代，赛德克族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与信仰，男人必须服劳役不得狩猎、女人被派遣帮佣不能编织彩衣。骁勇善战的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明白唯有挺身为民族尊严反击，才能成为真正的赛德克人，于是决心带领族人循着祖灵之训示，夺回属于他们的猎场。国产电影《花腰新娘》始于张静初扮演的凤美要打破新娘成婚最少三年才能落居夫家的古老族规。电影《白鹿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华阴老腔搬到银幕上，用影像语言记录民俗文化，影片中众麦客在收麦吃饭歇息之际，光着黝黑的膀子，团团围坐在打麦场上，肆意吼起了秦腔《将令一声震山川》，粗犷豪放的陕北汉子的嗓音，将华阴老腔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而民间艺术中传统的演奏道具“弹板”在这里演变成了用砖头、木块敲击条凳，辅之以夸张的表演动作，震慑力十足。不同民族文化的表达既是影片故事展开的背景和土壤，也是展现人物独特气质、风貌的源泉。

2．地理地缘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山一面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就使自身文化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思想保守，眷恋故土，提倡清静无为，严肃稳重。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和农耕文化的发达，使得人口流动性非常小，人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居于一地，人与人的关系保持着固定性与长久性。中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半封闭的地理、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人格特征。质朴感人的农村题材或历史武侠片如《秋菊打官司》《活着》《龙门客栈》《少林寺》等几乎成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在这些电影中，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而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和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山靠海、地势崎岖不平，平原狭小且被山脉隔绝，物资很难自足，使得西方人经常向海外殖民，造就其发达的海上交通和繁荣的航海贸易，形成其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特征，所以西方人富于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喜欢标新立异、开拓进取。表现在电影中，例如《古墓丽影》《夺宝奇兵》《加勒比海盗》《国家宝藏》等，个人精神在绝境中的迸发以及责任、担当与义务便成为影片的亮点，这也是对西方电影风格最好的诠释。

3．宗教信仰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后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其他一些哲学思想渐渐融合，加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佛教讲因果，为电影提供了“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认为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国产影片《杀生》中黄渤饰演的牛结实被众人合谋逼死，自绝于峭壁之上，镇长得癌症而死，牛医生吃进毒肉，全镇人呐喊致山石滚落被埋，他们的死都是互相关联着的，都互为因果。获得2004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韩国电影《老男孩》也是如此，中学时代的吴大秀因无意中发现同校生李有珍与亲姐姐李秀芽乱伦，多嘴泄露了这个秘密，导致李秀芽自杀。多年后，学有所成的李有珍向吴大秀展开报复，不但关押了吴大秀15年，还让吴大秀的女儿爱上了自己的父亲，最后，吴大秀不得不亲手剪下自己的舌头忏悔，跪求李有珍不要向女儿捅破这个秘密。所谓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就是如此吧。《雷雨》中的因果报应突出地表现在周朴园身上，因年少时抛弃妻子种下恶因，导致几十年后俩人的子女产生违背伦常的爱情，真相大白时，死的死，疯的疯，只留下周朴园一个人独自吞食这恶果。

基督教是信仰三位一体的神即上帝的宗教，它发源于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地区犹太人社会，全球共有21～26亿人口信仰基督教，为全球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

基督教的教义主要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才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通过上帝和圣灵的感动，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道德上的堕落。救赎在基督教中是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信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赎。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它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他一些电影当中，如《飞越疯人院》《肖申克的救赎》《中央车站》等。主人公的受难验证了《圣经》中“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的话语。无论是墨菲还是酋长，安迪还是狱友，朵拉还是约书亚都因救赎获得新生。更有美国导演大卫·芬奇的《七宗罪》直接从《圣经》中找出导致人类堕落罪恶的七项罪状并提示其恶果以警示世人。

4．价值观念

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判断，决定人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李安导演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断背山》在威尼斯电影节夺得金狮奖，在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八项提名，取得1．78亿美元的票房佳绩。而同类题材的影片《植物学家的女儿》却无法在国内公映，更遑论获奖、票房。影片迥异的命运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性尊重、包容的尺度与接纳的文化价值观。

作为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提倡舍生取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种泛道德主义传统对个人人品的要求在正常人的能力范围之外（比如妻子难产，丈夫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看见歹徒行凶，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也要冲上去），以至于惟道德是论，将各种社会问题归结于人的道德品质，归结于自私、拜金、懦弱、缺少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社会缺乏契约精神，重道德修养，自我约束，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这也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电影屏幕上的现象。

在国产电影中，同样是英雄美女唱主角，英雄在人格上多半是道德楷模，他们侠肝义胆，舍生取义，对爱情忠贞如一，这是国人对英雄的道德期许。比如《精武门》里的陈真，《神话》里的蒙毅，《霍元甲》里的霍元甲。在王家卫描写婚外恋的影片《花样年华》中的周先生和陈太太都被各自的另一半背叛，他们彼此相依相恋，最终出于对传统道德的坚守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还是没能走到一起。影片考虑到中国大众的欣赏与接受习惯，没有表现男欢女爱的画面，相反却努力在他们平淡无奇的小市民生活中挖掘某种更为纯朴的真情。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精神、价值取向会不自觉地渗透、内化于人的心理结构中。

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以个人为本位，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并认为个人主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他们认为趋利避害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发端，西方的艺术作品并不回避人的欲望和本能。《007》系列电影中詹姆斯·邦德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不断地与风情万种的美貌女郎发生浪漫爱情。西方开放的观众很自然地认同这种“花心”英雄搭配艳光四射的美女的演绎方式。在美国80年代引起热议的家庭伦理电影《克莱默夫妇》则“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个人主义”。泰德·克莱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广告策划师，努力赚钱养家，但他的妻子乔安娜却要与他离婚。中国观众或许不能理解乔安娜为何要离开她的丈夫，泰德从未虐待过她和孩子，也没有对她不忠，尽量满足她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像泰德这样的男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好丈夫，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但乔安娜并不这么想，她说，“我的一生，我感觉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女儿，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你的原因”。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安娜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自我个性的追求。就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一样，虽然两位女主角出走的原因不同，但都是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自我个性的追求的结果。

总体而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建立在迥然各异的文化背景上，这就造成了电影剧作在文化心理、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的不同。明白了这些显著的差异，才能加深对电影故事本身的理解，才能真正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影片带给我们的冲击、震撼和思考，也才能在创作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些因素去宏观把握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