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族规则的泛社会化

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天皇从此走下神坛，成为国家的象征。这个国家的象征其实很耐人寻味，一个没有户籍、没有姓名、没有身份证，可以说不是日本国民的人，依然在日本百姓心目中保留着最高地位。说穿了，有天皇的存在，日本还像个大家族，留存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昭和天皇《人间宣言》中也是如此说的：“爱家之心和爱国之心，我国国民尤为热烈。”

家与国，是人类迄今为止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之一。东方文化中，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国家一词就是如此来的。它本身就如同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一样，看似并立，实则相通。通俗地说，国，就是家的泛社会化。西方文化中，家与国并立不通，家与国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概念，尽管也有家族规则的泛社会化形成的各种制度或习惯，但家就是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同样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

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及日本家族制度如何泛社会化，最终演化为今天在日本到处可见却又文无所载的泛家族规则。基于岛国环境的特殊，日本的泛家族规则和泛家族文化浓厚程度甚至超过中国，成为外国人眼中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人眼中既熟悉又陌生的岛国风情。当然，日本家族制度的泛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学问题，需要专著进行探讨，与本书探讨泛家族规则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一主旨并不完全吻合。所以，本节只能就此问题提出概略性的看法，尤其是对日本家族规则泛社会化过程中有异于中国的地方稍做一些分析，对于普遍存在的事实不再进行烦琐论证，以期为后来者做进一步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图3-1　据说是天安河源头的真名井瀑布（相传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在此互洗对方相赠信物，共生八神）

第一，双系氏族产生的家族联合体，让奉公关系仅次于血缘关系，成为维系各社会组织体系的最重要纽带之一，家族规则也在泛社会化过程中最终成为社会组织规则。比如前面已经说过，从远古走来的日本家族制度中一直存在着“公”的概念，由于母系社会的漫长，也由于双系氏族的成立，奉公，这一全体族群成员必须履行的家族义务和责任，从最早对部族公共财物的保护，发展到此后对部落公共集体的服从，再发展成对部落大宅领主“公家”的臣服。承认权威、服从派遣的家族规则便是在奉公的理念下，逐步发展成公国的隶属规则，最后成为国家的规则的。奉公，也发展成忠诚文化。其他诸多规则也大多经历过如此的演化。

当然，日本由奉公发展起来的泛家族规则与中华并不一样。中华同样的泛家族规则产生于家族里的“孝”，而远古日本似乎还没有这个概念。《古事记》的神话中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如创立日本的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生了14个岛35个神，伊邪那美死时却未见有一子女侍奉身旁；被日本民族奉为最高神的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在天安河真名井泷约会，育有8个子女，也均未见有这些子女神对父母行孝侍奉的记载（图3-1）。^[1]现代日本社会的道德教育中十分重视“亲孝行”，即孝敬父母，而“孝”的出现应该是在渡来人登岛之后，又在大规模引进中华文明、父系社会建立之后确立下来。“孝”在中华大地引发了一系列家族规则的泛社会化，如由敬、礼、忠、恕、悌等确立的森严等级制和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日本引进“孝”，只是为了强化已经从奉公理念产生出的泛家族规则在人伦、家国一体理论上的行为规范。在此之前、之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有弃老之习俗，此习俗至今在日本偏僻山村尚有遗存。以贫瘠山村抛弃老人为题材拍摄的电影《楢山节考》^[2]曾引起日本国内外很大震动，所谓“姥舍て”成为不孝行为的代名词。

奉公，是日本历史上家族联合体特有的从远古保存下来的制度，是成员对家族的勤事，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臣服，衍生出下对上的礼敬和服从制度，催生等级制的同时，也催生出各种各样上下尊卑的礼仪，成为贵族统治的各种规范和规矩。这是圣德太子全面引进中华文明的最大动力。奉公，在古代中国也曾一度成为家族和家族联合体的运行规则，但当家族联合体发展为部落进而发展为王国时，奉公的规则便被王公贵族的贪婪所毁灭。中国人转而求诸家族里的“孝”，以孝道来引导奉公和牺牲，以孝道来迫使服从和尊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反而成为中国人遥远的理想。前面说过，日本古代，从家族联合体到王国的建立，阶级的出现时间过于短促，奉公在家族联合体或部落内还有着相当多的现实意义。再加入“孝”这一同样的家族内生理论来加以解释和维系，使之更加强化，更加固化。奉公便是勤于公事，为奉公牺牲天经地义，能够奉公更是莫大荣幸，直至今天，这依然是日本的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公务员薪俸不高却能得到全社会的敬重，不能不说有其历史传承。而由奉公所产生的泛家族规则及其文化，同样在日本广泛施行。日本之所以能够出现武家政府长期执政而不篡夺天皇之位的现象，与社会上天下奉公的制度性安排和道德上忠诚文化的双重约束不无关系。

第二，双系氏族产生的家族联合体、内外有别的家族规则演化为泛社会化的团队规则，又由于团队竞争向两极演化，形成积极进取的精神或冷漠残忍的秉性。家庭内外有别，男性的勇是必需的；家族联合体内外有别，武是必需的；奉公领主内外有别，无论是力图自保还是要打败对手，学习精进是必需的；公国内外有别，在高层组合最核心的小团体以谋划决策是必需的。勇—武—习—合，家庭谋生谋食和家族独立的规则便是如此一步步演化为邦国社会普遍遵守的规则的。与中华形成泛家族规则不同的是，日本在汲取中华儒文化的同时，受制于人口和资源有限，孤悬海外难有回旋空间余地（无法出现“世外桃源”这样的理想生活）的现实，其团队学习和个人技艺的精进，有别于中华大地上的泛社会化过程。最显著的不同有两点：其一是个人学习和锻炼中，中庸不能学，自取中庸等于自取灭亡，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必须走向极致，否则就会被对手打败；其二是团队学习和精进中，仁政不能学，自取仁政等于自取散伙，残酷和冷漠便成为习以为常的社会规则。不用说日本军队里依然保留的击打训练，便是在最现代化管理机制下的日本公司和工厂里，被上级或前辈打骂之类的行规亦依然如故，且天经地义。日本天皇似乎一直是仁慈的形象，仿佛是仁政的代言人，幕府将军在取得天下后也曾大谈仁政。不过，读一读日本史便知道，只要天皇亲政掌握大权，对内对外没有一个是仁慈的。再看看明治天皇的照片，身着军装的图像显然比标准像威严英武，那就尽可能让百姓看到威武的一面吧，有权就这么任性（图3-2）。

图3-2　左边是明治天皇标准像，右边是画像（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右边这张）

仁，在大政奉还之际，富国强兵之时，提它作甚！至于院政掌权或武家政治，更是都对中华儒文化精髓之一的“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是不明白，而是日本岛国的现实让他们不能实施。德川家康算是唯一全面贯彻落实儒家文化的执政者，在儒家的指导下似乎推行过一些仁政措施，但在其掌握国政期间，不说对其对手家族如丰臣秀吉家族、五大佬家族等斩尽杀绝，就是对基督教徒的屠杀、对造反者如石田三成等的残酷镇压、对农民的严苛管束、对商人的歧视抑制等措施，都使得以酷爱读书并以忍耐而著称的他从来没有赢得仁君的赞誉。

第三，日本古代双系氏族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双系政治，而社会运行的主要规则却基本取自中华社会，中国泛家族规则的引入与日本家族规则的泛社会化并行不悖。比如等级制，无论中日都源自家族内部上尊下卑的秩序。日本古代上层全盘采用中华文官制度，连文书都采用汉字，礼教的引入正与领主家庭与附属家庭的上尊下卑相吻合。从社会层面上讲，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出现和确立，奠定了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从组织层面上讲，上下级关系、师徒关系、前后辈关系这三大关系的确立，既有中华泛家族规则的直接照搬照套，也有日本家族规则泛社会化后的融合创新。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日本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和捐官制度，虽短暂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官制度，却很快便湮灭在森严的等级制下。社会没有了不同等级之间改变人生的正规通道，又因为地域空间狭窄，对下层、下级、晚辈的管束限定更严酷，养成了民众驯服顺从的特性，养成了人们依附上级、不随心所欲自由更换工作的习惯，其结果是培育了从一而终、坚忍不拔的民族心理。因而打破等级制的史实，比如出现所谓“下克上”^[3]时代等涉及全社会的重大事件都远比中华要少得多。

第四，明治维新后日本努力脱亚入欧，国体变了，民间未变，泛家族规则成为法律之外的影子法律。在考察比较欧洲列强后，日本表面上选择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民主政体，实质上引入的是德国俾斯麦的铁血政治系统。这是因为德国的工商业制度、军队制度在很多方面非常适合于日本的社会组合，比如上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团队合作制度、精细技艺制度和师徒传承制度等。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富强诉求和民间的封建家族规则，在开疆拓土瓜分世界的战争中，使德国和日本都很快出现了暴政的法西斯政权，并一拍即合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上的民主政体与民间的泛家族规则杂交后生成的怪胎。比如，家族的内外有别在议会中形成了党同伐异，派阀政治导致内外上下呼应的活动层出不穷，德国的“啤酒馆暴动”^[4]和日本的“二二六事件”^[5]如出一辙；党卫军听命于个人，皇军也效忠于个人，都如同家族军队一样。二战之后，德国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增强了议会政治中派阀活动的透明化，以现代法律形式逐步取缔民间组织（包括企业中的家族式管理模式），比如采取世界上独特的由一半职工代表参加的监事会领导下的董事会负责制，有效限制了大资本家对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从而铲除了派阀政治的社会土壤。而日本基本没有进行这样的反思，更没有进行反家族式教育和法律建设，泛家族规则依然源源不断地在教育、培训着政治家、企业家、思想家和军人，因此日本的议会政治中依然在上演着一出出派阀政治的活报剧也就不足为奇。2007年9月12日下午2时，担任首相刚刚一年的安倍晋三突然宣布辞职，内政外交一片焦头烂额之际，首相如此轻率的行为无异于临阵脱逃，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更为奇怪的是，2012年12月，这位“逃兵”又回来担任了“将军”，成为日本第96任首相，舆论却一点也不哗然，因为大家都知道，谁担任首相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而取决于幕后操纵的派阀团体。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政府首次举行的主权恢复日周年纪念仪式上，当天皇夫妇离开时，安倍氏率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如果知道战后日本右翼与左翼一个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对天皇的态度，那么安倍氏属于哪一翼，或者他自觉属于哪一翼，又或者他背后的小团体让他站在哪一翼，便一目了然了。连日本政府后来公布这段视频时都不好意思，用技术手段把“天皇陛下”四个音抹去了，只保留了“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