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泛家族规则

日本历史上家族制度与中国有一些不同，其产生的泛家族规则当然也与中国的大同小异，在逐条论述过程中稍加一些比较，更能彰显日本泛家族规则的内涵和特征。

概括起来说，日本的泛家族规则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血缘的继承规则。这一条与中国大陆的在内涵上相同，都是指一个组织如家庭、企业、团体、党派等不再以血缘关系确定其职位的继承人，而是通过领导、长者和前辈的指定而确定承袭者。但这一条不是日本从中国学习去的，而是日本双系氏族内部产生的规则，自然演化到社会各种组织包括政权而形成历史传承规则。日本双系氏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走向部落联合体的过程中，非血缘继承家族、部落事业，比如母系家族或旁系家族（入赘）成员继承家族或部落的事业，不仅是竞争的需要，内部也是合理的。由此演化到社会组织内部，形成了由长辈或权威者指定衣钵继承人的制度或规则。至今，日本的中小企业中，时常可见创业者将其店铺、工厂传给自己最得意的徒弟，而不是自己的儿女。就是日本跨国公司，当创业者直系血缘亲属没有能力继承产业时，也往往由外姓人执掌，与中国民营企业家选择继任者时非亲生子女不举的现象形成很大反差。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条规则的要害是“指定”，即领袖的产生不是通过公开竞争规则和必要的程序确定的，而往往是由个人或小集团说了算。这是确定它为泛家族规则的原因之一。

第二，无所不在的权威规则。权威往往是创业者成功后自然形成的，但成功后权威的确立往往是为了领袖的需要。企业、党派、学校、医院，甚至乡村、小团体，都要有一个领袖，而且只能有一个领袖。没有领袖便群龙无首，便无所适从，便无法统一行动。权威的确立，甚至还决定着组织的生命力。一个企业，创业者在位非常成功，创业者退休便作鸟兽散，大体就可以判定该企业存在着浓厚的泛家族规则。创业者的权威，决定了后起领袖无法超越创业者，也就无法驾驭创业者的群僚。残杀功臣不是个人的残忍，而是为了组织的延续。大到国家领袖，小到家族头领，在享受权威带来的快意时，并不知道这一规则一旦形成，便必定酿成悲剧。丰臣秀吉想杀德川家康，一如德川家康想杀伊达政宗，即便臣服叩首，依然时刻不肯放过，正是这一无形的规则使然。时至今日，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存在这一条泛家族规则，只要看其决策程序是否是一言堂便可知晓。领袖的存在，给大众带来的直接好处便是跟风和从众，而不用负责；给大众带来的坏处是互相之间的制约，不服从者会招来权威的惩罚。

日本人洁净，彬彬有礼，极少当街争吵，背后的辛酸在100多年前便被小泉八云看透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般的旅行者是不明白的。恭谦、看不到吵架行为、所有的人都面带笑容、不把痛苦和悲哀表露出来、新式警察无事可做，也许他们会把这些表现作为证据认为日本人是有着高尚的道德的人群吧。可是，在目光犀利的社会学家眼里，情形却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其中肯定暗示着某种可怕的东西。他从中感受到的是，这个社会是在巨大的强制之下，按照一个模型而被人为创造出来的。而且，这种强制无疑是在几千年间不受任何妨碍地进行的。他一定会敏锐地看到，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和风俗尚未分离，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他人一致的约束。”^[6]这个日本籍的荷兰人说得非常精辟，今天的日本人依然保持着这种强烈的领袖情结。“日本人只知道跟随着能掌握权力并告诉他们干什么的领袖，而不在乎被领向何处。”前新加坡驻日大使李炯才的这番描述或者也让人们更清楚日本人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统一与矛盾，却又呈现出外在的高度统一。^[7]

所谓的跟风文化，实质上就是披着随大流的外衣，眼睛只盯着领袖或权威而不负责任地跟跑。

第三，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则。社会组织大体上有两类组建方式，一类是自下而上组建，一类是自上而下组建。有泛家族规则起作用的组织，即便开始时是自下而上组建的，建成之后也会逐步改为自上而下的统治管理模式。大大小小的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基本上都要由上级来认定并协调，不允许存在个人或下级非组织的活动。上级组织可以发号施令，还可以决定下级组织的生死存亡。明治维新最大的失败之处，是马赛克似的各级地方组织无法高效有序地组织上一层的中央议会，最后被军部所取代，在全国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严密控制的法西斯组织。令人深思的是这一做法得到当时全民的拥护，皆因日本全民都认为组织就应该自上而下任命，不然天皇何以存在?下级奉命上级便是正统，像议会那样自下而上的组织就是乱来，国民的这种认识，来源于日本历史深处。古代对百姓的行政控制自上而下，邻组制度更是对百姓最彻底的控制，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被废除。可是到了1936年又被重新启用，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被规定了七条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谢；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以及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8]在“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的口号下，如果违反，邻居必须互相检举，如不检举便互相连坐。战后这一制度虽然被废除，但影响并未消除。自上而下的等级制依然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组织内部，民众的、基层的意见自然会听，但那是俯瞰式的“听取”。如果听而不取，或者干脆不听，民众依然没有办法。派出去的机构必须一举一动都要报告批准，否则便是忤逆。这样的规定如今都明文写在日本各大企业和各大党派的文件之中，依然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就是在社会党派政治会议选举中，表面上看是民众的选票在诉说着民意，而实际是党派大佬在左右着候选人。抛给民众投票的是“大苹果”还是“烂茄子”，并不听取民众意见。民众真正能做的，也许就是在一堆烂茄子里选择一个看上去不那么糟的茄子。这就是日本民主不争的事实。

第四，大象无形的界限规则。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划界必须清晰，日本式的传统家族，包括了大宅及其若干附属家族，其大宅之间的界限必须划清自不待言，就是大宅与附宅之间在很多方面的界限也必须清晰明示。界限规则可以说是动物的自然属性使然。把这一规则泛社会化地运用，便使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同一组织不同部门之间、同一部门不同邻组之间，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不是竞争，而是划清职责范围或势力范围。黑帮社会如此，政府部门亦如此。在个人层面，从精神层面到礼仪层面乃至日常行为，都存在着严格的看不见的却实实在在的界限。别人的界限不能去打破，自己的界限也不能容忍随意被打破。这一点加藤周一曾特别指出：“在日本，典型的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家族以及村落共同体。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集团的界限都很明确，对待集团成员同胞（insider）的态度和对待外人（outsider）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也就是‘福在内’‘鬼在外’。”^[9]不管集团大小，对待集团内的人与对待集团外的人态度和方式都不一样，一如古代日本村落里的村民。即便到了今天，这种下意识中的界限规则依然根深蒂固。请不太熟悉的日本人一同喝酒，要小心引起猜忌，原因就在这里。只是，东方的界限规则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个人隐私保护。泛家族界限规则更多地是为了确立个人或小集团在一定范围内的地位。上级可以打破下级的界限，但下级绝不能打破上级的界限，也不能去打破同级的界限。也就是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界限清楚自有极大的好处，但除非界限清晰，否则无人负责，也干不成任何事情。如果制度没有划清界限，那么群体将自动划定势力范围，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圈子实质上是在人群中划定关系的界限。比如同乡会、同学会、战友会，日本军人还整出佩刀会、同年会等，便都是家族规则泛社会化后的杰作了。甚至同为小学生家长，也要整出各自的联络圈子。在这个方面，日本民族表现得比中华民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乖乖听话的用人规则。唯才是举，选贤任能，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日本虽然历史上摒弃了中国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但选贤任能，是家国延续的现实需要，也一直为日本精英所倡导。选拔任用干部，一直是各类组织最核心的任务，却又是东方各种组织无一例外干得最糟的工作。口号宣扬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在组织内部，若想将来成长为组织首脑，首先必须服从听话于现任组织首脑，谁也不会选一位反对自己主张的人来接班。这就注定这种居高临下选人用人的方式，只能选出“老小孩”或“阴谋家”，而不可能选出年轻的干才。某一日再由这老小孩或阴谋家去选拔任用下一代。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历史上的企业等社会组织都直接套用家族的长子继承制，而今天不过是选拔听话、乖巧、顺从的徒弟；国家层面上则由历史上的贵族承袭制，转变为今天的幕后选择听话的奴才。日本首相选来任去也就是出自那几个政治家族，偶然出自基层，便属石破天惊，临阵撂挑子的安倍晋三也就可以再度被提名任首相。骒马也是马，因为骒马最温顺最听话。看日本首相的前台表演，其底气十足地振臂高呼时，通常表明他正如木偶在表演；如果某一天突然“失言”“口误”，那才真正是他自身水平的暴露和展示。在日本公司内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明了上级意图之前，所有发言者都不会明确表态。抢先表态的后果也许并不严重，但触怒上级，带来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这不是说日本就没有唯才是举、选贤任能的典范，那些只能作为例外，就一般情况来说，绝大多数组织逃不出这个规则。涩泽荣一曾经盛赞德川家康为选贤任能、运用人才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一人，并说自己曾认真学习过他的用人方式。然而，涩泽也同样毫不客气地指出，德川家康是“将量才适用和以权谋私并存，并发挥到极致，让自己的权势和威望都达到极点的人。日本历史上除了他很难找到第二人”^[10]。因为德川家康不但选择最老实听话的儿子接自己的班，而且在每一个潜在的对手那儿都能派出一个让对手忌惮的人，从而控制着各路大名诸侯无法动作，当然前提是他派出的人对他绝对服从和听话。

第六，无边无际的等级制规则。今天的日本虽然表面上实行了民主的政体，但依然是世界上等级制最森严的国家之一，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家族传承天然形成的一辈一辈上下尊卑的关系，泛化到社会上便是公司里、政府里、军队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儒家文化倡导的“礼”，在日本，与双系氏族传承的文化结合得最深入也最完好。等级制在历史上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性自由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于当今社会。等级制不可能全废，只是其适用的范围和强度必然会越来越受到限制，这已是管理学上的常识。但是在今天法律框架下平等民主的日本社会，人们具体生活和工作的各个层面也许在条文上并无等级制的规定，实际运行上森严的等级却无处不在。可以说，等级制依然架构着日本社会的各个层次，也左右着日本各类组织运行的基本方式。比如加藤周一先生曾经详细论证过，直到今天，日本的外交事实上就没有平等对待他国的时候，其来源就在于古代村落对外人就从无平等对待的习惯。^[11]再比如，民主制国家的教育系统应该是教导民主的主基地。战后日本《教育基本法》规定了日本各类学校和教职员工具有民主性、独立性和中立性，在地方教育法上也规定了行政与教育的“分家”，应该是等级制最少的领域了，但据李春生等人的研究，在实际运行中，不说在学校里老师与领导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存在着非明文规定的等级，便是在明文规定的学校与政府之间，“诸如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年、各学科课程的教科书的审查、审定方面，从它的指导思想到具体内容，文部省都实施很强的集权领导，非文部大臣审查通过的教科书不得使用”。在地方“教育行政组织中，地方政府首长的地位和作用，即他的权力是很大的”^[12]。而且这种权力对公立、私营学校同样好用。私立学校也只是恩赐了校内的少量管理话语权给教师，以示民主，其余一律由层层行政管理，直至报告到文部大臣。日本等级制的最大特色还在于没有等级的地方也要分出高低上下来，如前辈，如先进，如主干教谕^[13]等。在最松散的民间团体里，也一定会出现细微的等级区别。在十分重视等级的日本，不如此，人们就不知道怎么与人对话。至今日本最重视的礼仪教育中，敬语、谦语和简慢的语言方式完全视对方的地位而定。

第七，谨小慎微的垄断规则。在界限范围外，家族的扩张功能，演化为社会组织的自我膨胀。西方有人研究说这是组织的自发功能，其实这是一条典型的泛家族规则。垄断规则不同于界限规则，因为它具有不同于界限规则的三大功能：一是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不断扩大自己垄断的范围；二是垄断了便容不得别人置喙，也不能容忍任何人了解全部情况，包括上级；三是垄断不容更改，即便是上级要打破垄断，也必定激起软硬兼施的抵抗。这里的谨小慎微不是指胆小怕事——事实上具有垄断规则的组织常常胆大妄为，而是指即便在微小方面，也绝不允许打破垄断。如果你想打破一个组织或团体的垄断，那么就应该做好该组织全体成员将以你为敌的心理准备。泛家族规则严重的地区和国家，垄断必定比比皆是。不幸的是，日本虽然有《反垄断法》，却极少实施。不是日本缺少垄断，而是人们对很多的垄断习以为常，并不认为那是垄断。公元813年，同为“海归”的最澄向空海^[14]借用他从唐朝带回来的《理趣经释》一书，谁曾想名满天下的空海高僧痛批其行为是“盗法”，从此绝交。现在最常见的是政府或者公司的各部门管辖范围之争：我的范围你不能过问，你的范围只要有可能就去挖一块。特别是一事来临，如果有利则不惜大打出手以争之，如果无利则退避三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常常置大局于不顾。同理，不经“同意”便在町里开一间理发店，等来的不一定全是顾客，黑社会很乐意替原先的店老板“伸张正义”。一个显著特色是，日本人的垄断常常伴随着低调和谨慎，只要不打破自己的垄断地位，做什么都行；而只要威胁到自己的垄断地位，哪怕极其微小，也断不能坐视不管。客观地说，在这方面，中国人做得远比日本人高明。

第八，神秘莫测的暗箱规则。家族最高决策会议，通常并不全是暗箱操作，可是演化到社会组织内部，决策会议通常都有保密规定。久而久之，参与决策的人便形成核心的掌控局势的幕后小团体，决策会议反而成为形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总有一些人习惯性地躲在幕后左右他人的命运，国家如此，党派如此，企业、单位、村落以及邻里街坊、学校同窗之间也是如此。哪怕不是上层领导，只要有机会参与临时决策暗箱操纵，便视为可以高人一等，以掌控别人命运为乐事，以控制事情发展来彰显其地位。日本政坛近些年总是被一小撮幕后人员掌控，这些幕后人员虽是一小撮，却可以跨越党派政界，打通内外，只要有利，便无所不为。所谓政党政治，不过是法律条文上的规定罢了。策划于密室、横行于街头的日本右翼组织在这方面更是无出其右者。日本著名的右翼头目、右翼理论家津久井龙雄在其晚年时深有体会地写道：“一切的政治问题都有被隐藏的内幕，外行自不待言，就算是内行，达到能够图解般明白的程度也是非常困难的。战争的爆发也好，落幕也好，还有之后的媾和及其相关的过程也好，都是内幕里面有内幕。如果想到内幕背后还有内幕的话，就只能说认真思考事情实在是太过愚蠢了。”^[15]在日本，企业之间的并购，通常都是由收购方与被收购方最核心的那几个人坐在一起策划于密室，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或奇闻了。三井银行与住友银行的合并便是这么干的。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主要的泛家族规则，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组织行为。不难看出，这些泛家族规则，一些仍然堂而皇之地明文写在各类组织制度之中，一些虽然无明文却为现实中常有。东西方的组织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泛家族规则，区别只在于是突出了对个人的尊重，还是突出了对组织的尊重。当然，这些概括也只是初步的，完全还可以再总结出其他的泛家族规则，这一点还期待着后来者的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