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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是泛家族规则下的畸形产物

时间:2023-07-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再次,武士道的行为仪式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庄严和印度佛教的宝相。日本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忠实的泛家族规则的执行者,武士道在日本就必然成为企业家或社团领袖追求的规范。

从表面上看,武士道是一种个人修身的规范,很多日本学者也都坚持这样认为,并为之辩护。但一种古代的个人修身规范为什么在现代日本社会仍然大有市场?如果仅仅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来研究武士道,就显得过于肤浅了。

一、武士的个人修为首先源自氏族发展的需要,其次才是个人发展的需要

古代日本经历了双系氏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过部落—家族依附制度的发展过程,这些都是日本的家族构成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家族不太一样的地方。狭小的岛国空间和激烈的氏族竞争,使得日本家族里的男子形成了对家族集团的人身依附和忠诚牺牲的两大特性。这些家族勇士演化为职业武士,是伴随着家族之间的联合和依附——家族演化为部落,部落演化为公国,家长演化为领主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氏族对武士的控制和培养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中有利于氏族发展需要的内容,形成了武士道。

首先,武士道的理论基础源于中国儒家的“忠”和“义”。无论忠诚于主公还是忠诚于君主,忠诚于家族还是忠诚于朋友,“忠”始终不仅仅是个人培养最优秀品质的需要,也是家族发展的需要。“义”原本具有正义、道义、主持正义之意,社会流传又增加了讲信义、重然诺的意思。在《论语·学而》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李白在《侠客行》中高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可以说,在中日两国,都有将“忠”“义”联系在一起、视其为做人准则的理论传统,虽然两国在氏族发展过程中略有不同,但建有共同的家国文化传统是相同的。故而中国的“忠”“义”理论能够很快被日本家族接受,并成为其训练武士的基本理论。同理,正是因为有共同的家国文化传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才能够轻易地将忠诚于领主的古典武士道改变为忠诚于国家、报效天皇的近代武士道。

其次,武士道追求的境界源于中国儒家的无我和印度佛教的寂灭。稍加改变的是,无我和寂灭的前提在日本都成了氏族或团体的发展,个人精神成为次要,或可有可无。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曰:“生,亦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说的“义”,即所谓春秋大义,为了匡扶天下的大义而舍身,并无什么不对之处。但是到了日本,“义”成了氏族利益、集团利益甚至朋友道义(中国宋朝以后甚至成了江湖义气)。这也是儒家文化不尊重个体、重视集团的理论内核在日本的具体体现。印度佛教的寂灭思想如“人生无常”“涅槃重生”等,对武士道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样有着重大影响。

再次,武士道的行为仪式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庄严和印度佛教的宝相。这种庄严和宝相在日本也被打上深深的氏族和集团的烙印,不再是简单的个体尊严。细数日本古代战国时期自戗的武士和日本近代海外战败时自杀的军人,关乎个人尊严的越来越少,大都鲜明地表现出为集团、为国家挽回荣誉或利益而献身的意义。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武士道都是氏族或放大的氏族——国家发展的需要。区别在于,当氏族演化为国家的时候,个人修养便可以省略;当氏族演化为企业或各类社会组织的时候,个人修养又十分必要,这就是武士道的各类变种在现代日本企业和各类组织中依然存在的思想基础。

二、武士道的古典追求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奉献精神,在现代日本社会依然适用

古典武士道所提倡的“忠”“勇”“信”“达”“雅”的要求,在现代日本社会都仍然不同程度地被提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古的现象,并非缘于日本人对传统的偏爱和继承,而是因为现实的市场竞争,使企业管理者需要培养自己的员工具有这些精神,那是降低成本的最好方式。

“忠”是不讲回报的,对于领导者来说就是无成本。“勇”在现代社会就是技能,职工越勇,其效率越高。“信”是经商之本,现代社会仍然加以提倡。“达”在现代社会就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企业达人越多,战略决策越不容易出现偏差。“雅”虽然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多有益处。这样的人通常被企业树为后辈学习的榜样。

时至今日,日本的很多大型企业,其生产营销运行机制是现代化的,而上下级人事管理却与之并不配套,无论对错都听命于上级,这点正是现代版武士道精神在企业的体现。古典武士道的严于律己、甘于奉献的精神是任何现代企业或组织都难以拒绝的,甚至会刻意提倡,只不过换了一些名词罢了。但是,这样的武士道精神虽然被欧美企业管理者所羡慕,却无法学去,因为无论是古典武士道还是近代武士道,都是基于对个体生命的无视和对人格尊严的践踏的,在欧美根本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

值得一说的是,现代日本社会对武士道从未做过上述分析,似乎一说武士道就是指古典武士道,然后又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证明企业或其他各种组织提倡武士道精神并没有错,又以此来证明明治维新时提倡全民武士道也没有错,从而证明军国主义者当年借助武士道发动战争也没有错。在这里,偷换的不仅是前后两种武士道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混淆了两种武士道文化之间的差别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而最大的问题是: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道对人格和生命的极端不尊重与现代日本国民的民主平等自由之间的矛盾,被一句“继承传统文化”轻轻掩盖了。

三、武士道的制度基础是泛家族规则

当今各国的企业都存在着等级制下的泛家族规则,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日本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忠实的泛家族规则的执行者,武士道在日本就必然成为企业家或社团领袖追求的规范。武士道在日本难以被深入批判并加以清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社会不可能批判武士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泛家族规则,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泛家族规则和泛家族文化的广泛存在。

丰田公司的企业文化集中表现在《丰田纲领》,在那里面虽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日本特质,但似乎并没有武士道的原则在里面,甚至有中国企业拿来认真加以学习和借鉴。但仔细研究则不难发现,丰田公司就像它的所在地历史上盛产著名的“三河武士”一样,它培养出来的一代代员工都太像武士了。比如极为看重新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培训,甚至第一期培训的员工就干脆自称“丰田的直系家臣”。比如对技艺的追求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为研发一款新车,3年内各部门自发的专题会议就达668次,而且多在休息日召开。比如公司就是一个大家庭,这在其《丰田纲领》有明确宣誓,其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不言而喻。比如要求员工奉献奉献再奉献,以至于有员工妻子抱怨说:“拼命让人工作,工作,这简直太残酷了,就像是过去的奴隶制。”比如雇佣关系变成了主仆关系,主人的恩情无法回报,以至于高级管理人员无论在天南海北工作,每年都要在固定的日子里回去参拜丰田创始人的陵墓。其实类似于丰田公司的这些明文规定和约定俗成的做法,在日本的企业比比皆是。比如三井集团、住友集团、索尼公司等,都有领导人员参拜创始人神社的传统。一位日本企业的人事管理官员说:“日本人的精神深处,潜藏着这样一种意识:领导魅力是通过血缘关系传承的。这是同天皇制和家族制相通的一种很自然的情感。”[8]

四、泛家族文化的影响依然控制着日本,武士道精神不可能得到批判,甚至还会得到歌颂

日本的文化精英特别是媒体可以批判明治维新以来的军国主义和穷兵黩武,也可以笼而统之地批评近代武士道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精神桎梏。可是这种批判一到具体人的身上则往往语义含混起来,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都看不出武士道特别是古典武士道精神有什么错。除了不再需要练习骑马射箭外,作为个人修养的武士道精神基本上都与日本企业和组织大力提倡的精神操守高度吻合。文化精英们看不出为什么要反对,甚至他们自己工作的研究所、报社杂志、出版社、电视台等场所内,每天都充满了同样的泛家族文化,同样需要一些武士道精神追求。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浸润其中,看不见弥漫在周边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久在鲍肆而不觉其臭,自然也就无法抗拒武士道精神。作为文化精英,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特别是当他们的个人尊严和人格受到践踏与限制时,他们也会反抗;但在其手下的文化作品中,他们依然去歌颂武士道精神,认为那就是民族文化,或者说民族精髓。

图5-3 日本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我这是为君而死》广告。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拍摄的《南京,南京》几乎没有日本媒体愿意为其发布广告,媒体的倾向性便体现在这样的细节中

1945年美国大兵们占领日本后,观看日本二战期间的电影,发现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深刻真实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便认为日本人民早已经在反战。其实美国人大错特错了。日本电影人这样的揭示其实全为了更好地衬映主人公们那忠诚、勇敢、坚忍、不屈的武士道精神,歌颂的是他们的奉献牺牲和服从命运的精神。这才是他们真正想号召全体国民学习仿效、参加战争的榜样,才是他们参加二战法西斯行为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战后30年拍摄的《啊,海军》,标榜的却是另一样的主题:也许战争是个错误,作为战争中的武士,山本五十六是个英雄,全然不顾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又30年后,日本那个极右分子石原慎太郎在任东京都知事时,仍然主持拍摄了一部电影《我这是为君而死》,公然歌颂二战时实施最残忍、最无视生命的神风特攻队(图5-3)。三个时期的电影异曲同工,恰恰说明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日本的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都仍在提倡这样的武士人才和武士道精神,也反映出日本的社会运行规则中还充斥着大量的泛家族规则。也许用不了多久,二战的战犯头子东条英机也会成为这样的英雄登上日本文艺舞台,因为相比较而言,东条英机比山本五十六更严于律己,更克勤克俭,更有奉献精神,自然也更加符合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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