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日本神道教有无经典教义，也不管人们理论上承认不承认神道教这四大功能，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其显著实用的四大内涵都凭借神道教的形式，实际上每天在对民众、对社会、对舆论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对普通信徒产生着润物无声而绵长深远的影响，引导着人们：敬畏与奉献，忠诚与服从，多元与实用，简洁与精致。因为无论日本社会如何标榜已经建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神道教的这些内容与日本基层社会中弥漫着的浓厚的泛家族规则依然相通，互相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团体和民众的思想与行动。日本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开放，都不能掩盖其社会运行的基础规则：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始终是西方法律框架与泛家族规则并行融合。而泛家族规则的“亚血缘的继承规则”“无所不在的权威规则”“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则”“大象无形的界限规则”“乖乖听话的用人规则”“无边无际的等级制规则”“谨小慎微的垄断规则”以及“神秘莫测的暗箱规则”等，恰恰是神道教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
第一，日本党派政治中浓厚的泛家族规则，需要神道教对内凝聚宗派成员，对外扩大影响。
日本自夸早已建立了民主政体，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在日本民主政体的框架内，日本各政党，或者某一政党内部的各宗派，其创始人几乎就是“家长”，其权威不容挑战，其领袖身份是党派的旗帜。下属对领袖的忠诚与服从是天经地义的。党内民主的多寡取决于党派领袖个人的“恩赐”，而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这些典型的泛家族规则几乎是日本政治的常识。政治利益、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密不可分，不仅需要属员的忠诚与服从，也需要引领全体国民对其主义的敬畏与奉献，而神道教则是其最好的教化和借力工具。媒体以此鼓吹，假借神的名义，歌颂忠诚而扭曲公正，赞扬奉献而掩饰党派利益，欣赏服从而淹埋公民个性，既是为了迎合大众的神道情结，也不能说就没有偏狭的岛国认知，因为岛国的媒体如同党派一样，内部也弥漫着浓厚的泛家族规则。
另一方面，日本神道教也借助于这样的政治现实获得自身的地位。它所宣扬的忠诚与服从、敬畏与奉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既是日本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日本社会现实的需要。老百姓清楚，在一个标榜民主社会而实际上泛家族规则浓厚的社会里生存，必须从小就要学会敬畏、奉献、忠诚、服从、洁净、简约，否则将来不仅不能出人头地，而且反而要吃尽苦头。日本孩子三五七节、成人礼都要在神社举行，这是日本民众对子女教育的现实选择。毕竟，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培育敬畏和感恩的理念，东西方国家的百姓都认同这一点，据说这也为现代教育心理学所证明。同样，由于神道教的发育不完全，它所宣扬的一切逝者皆可成神，依然影响和安慰着日本民众，在社会高度竞争中和泛家族规则的双重压抑下，激励着日本民众更加坚定地奉献与服从。
时至今日，天皇虽然不是神了，但天皇就是国家这一理念在日本依然深入人心，为天皇献身就是为国捐躯，在21世纪的日本依然随时可以得到响应。企业创始人不是神，但死后肯定是企业供奉的神，全体员工都要敬畏和祭拜，这样的例子在日本可以说俯拾即是。单位最高领导不是家长也不是创始人，但员工对其恭敬与从命的程度远远超出制度的要求，甚至法律也常常对之无可奈何。在日本，也许你可以表示对国家不敬，你可以谩骂首相，但你不能对天皇、对创始人、对单位最高领导不敬。反过来，天皇、创始人、单位最高领导往往强调下属要为国奉献，因为这一冠冕堂皇的口号可以强化员工对集团和领袖的服从与敬畏。这其中显而易见泛家族规则紧密依托神道教而存在。
图6-5 门阙上写“奉纳”，石座上写“奉献”，其意自明（图片来源于百度）
第二，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神道教的精神力量推动，神道教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发展。
战后日本企业从废墟里成长，追求高效和极致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而维系高效和极致的精神动力，在于各个企业的文化。虽然提出的口号各有不同，但有些部分惊人地相似，如尊神、奉献、忠诚、敬业、坚韧、创新等（图6-5）。这些企业文化的提出与其企业的家族化或泛家族化高度一致，也与神道教的精神内涵相通，容易在全体员工中取得共鸣。即便是上市公司，同样不能掩盖企业内部的泛家族规则，需要以神道教的谆谆教诲作为职工为企业殚精竭虑的精神动力，需要以神道教的现世实用功能来维系员工的共同信念。企业的文化、管理制度无论多么现代，对企业发展和进步推动最大的却是制度与规矩的混合体，其中就有企业内的泛家族规则的身影。丰田公司的一位高级人事经理就曾认为：丰田的成功秘密就在于“将其建成了一个以丰田的当家人为教主的宗教国家”[13]。在这些形同宗教的组织内，教主（即会社的会长或社长）向自己的信徒（即职员们）传播着自己的经营哲学和处世观念，对神的敬畏几乎是每一位企业领袖必讲的内容之一。
等级制不仅是制度，同时也是内心世界的规矩。乱了规矩，惩罚你的有时并不是上司，而是你的同级前辈。思维可以多元发散，但必须在组织的约束之下。朝会，晚训，社歌，集训，每天举行的仪式，每周举行的礼仪，每年举行的大放会，实际上都是宗教仪式的另一种表现：通过反复规范最后达到整齐划一。所有这些，都是管理层求之不得的。谁能说这里面没有神道教在员工意识中的巨大功效?叶芃博士说：“日本企业就像一个个的宗教，都具有自己的宗教思想，企业最高领导者就是教主，他为实施自己的教义，不断向他的教徒传播他的经营哲学，企业员工则是一群宗教的狂热信徒，为维护他们的信仰，可以舍生取义，因此日本企业能够取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成绩来。”[14]
正因为如此，日本企业不仅内部有自己的神社，对于区域的神社祭祀活动也都支持员工参加，甚至慷慨解囊直接资助神道教的大型活动。这还只是明面上对神道教的支持。在深层次，企业严酷的等级制，残酷的竞争压力，无处不在的泛家族规则，也在源源不断为神道教输送着忠实的信徒。京瓷公司曾经遭遇IBM公司的20万个产品退货，而生产那批产品已经用尽了公司的技术极限。全公司弥漫着“努力已经达到极限，实在无计可施了”的悲观情绪。夜里，创始人稻盛和夫问一位现场哭泣的年轻技术员：“你向神祈祷了吗?”稻盛和夫自己也承认：“这不像一个工程师讲的话。”[15]如果就此说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有很大程度的神道教旨恐怕过分，但受神道教的巨大影响则显而易见。同样的行为，甚至同样的话语，在日本的军人中、渔民中、机械手中、商贩中甚至公务员中也经常听得到。
第三，日本社区的发展需要神道教的凝聚力，神道教也需要扎根在社区才能生存。
都说现代化的进程与社区居民的相互疏远成正比，但日本似乎是个例外。笔者在日本千叶大学访学期间曾参加过日本社区的几个活动，如千叶稻毛小目町的“盂兰盆节”。晚上，社区广场搭了高台，张灯结彩，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盛装出席，自带食物集体吃晚饭，饭后围成大圈擂鼓跳舞，热闹喜庆。盂兰盆节是佛教的节日，在飞鸟时代传入日本后，便逐渐从救苦脱厄的本意演化成祭拜祖先的节日，是典型的外来宗教与日本神道教融合的例证。节后笔者在社区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参加活动者大体有三层次心态：一是参加形式简单，劳累了一天之后集体娱乐一下也不错；二是能够与邻里进行沟通，或可互相帮助；三是不参加后果可怕。唯其第三点特别重要，要是被邻里视为异类，在日本的古代和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00年前的小泉八云观察后得到结论：邻里“绝交的处罚，比暴行还要可怕”[16]。如今若不参加，那就不仅仅是孤立的问题，可能还会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警察、税务、银行或小区工作人员会对你“特别关照”起来。
很显然，前面所说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人身与家族的依附关系，在今天的日本社区里还依然残存着，并与神道教的内涵和影响相得益彰。日本社区组织的现代化不能摒弃传统的泛家族习俗，这其中神道教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同一区域的居民供奉着相同的神祇，对神的祭拜和共同活动，让社区内的居民有了共同联系纽带的亲切感，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互认同，最终成为确认归属感的一项重要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参与神社活动的人们，分享着为神祭祀的心灵快乐，也巧妙地通过某些神道教的仪式，如抬“神舆”过街的方式表达对社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夸赞或不满（通常“神舆”在门前摇摆的居家就要想想自家有什么地方不合规或者惹起众怒了），社区的管理、建设也就能得到推进，居民的行为诸如遵守乡规、信奉礼仪、爱护环境等也易于形成共同的约束。不要小看了这种认同和约束：在平时，企业或单位对那些知晓并服从集团行动、言行简单而极致的员工是喜爱有加的；在战时，社区的认同还可以极其方便地组织起日本历史悠久的“邻组”或“村八分”[17]等团体。
北京大学的刘金才教授说日本“氏神信仰的最大特征是比起血缘更重视地缘性结合……在这样的氏神信仰下，人们为了祈愿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和自己及子孙的安全幸福，积极参加共同体组织的各种‘祭’或‘氏神讲’，而祭祀活动又反过来强化集团的权威和神圣性，使人们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束缚个人的欲望而服从集团的意志，以免被实行‘村八分’”[18]。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明白近一百年前周作人说他弄不懂日本抬神舆的汉子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真实原因了，也就能看懂京都的“大”字篝火的火焰照亮了什么。
第四，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割舍不下神道教，而神道教的持续发酵也离不开日本民族文化的基础。
图6-6 鸠山由纪夫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低首默哀（泱波摄 图片来自《新京报》）
神道教的敬畏与奉献、忠诚与服从、简洁与极致、多元与实用的内涵，已经差不多成为日本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一点已经为太多的有关日本民族文化的论著加以论证。然而，神道教对民族文化影响的另一面，在造就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滋养着民族劣根性。奉献养成了残忍，极致养成了偏狭，忠诚养成了个性缺失，服从养成了僵化保守，实用养成了道德无底线，等等。这些缺点在汗牛充栋的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书籍里同样有揭示，神道教的哺育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阅读日本的神话故事，参观神社时对祭祀对象的介绍，观看能乐等古典戏剧所展示的神，会发现宣扬凶暴、残忍、报复、愚忠、偏狭的内容比比皆是，历历在目。欣赏美的同时，也欣赏恶，日本民族同样不能例外。
问题不在于民众欣赏恶，而在于日本思想界不能舍弃神道教负面的东西。神道教传递了太多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有用的精神内涵，日本思想界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另一面，只是泥沙俱下，玉石同焚，不可能对神道教做出切割。日本思想界不是痛下决心批判揭示另一面，他们最常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将不好的那一面掩饰或隐藏起来，然后宣称根本没有那一面，一如猴儿掩饰自己的红屁股、孔雀只展示正面一样。虽然也有《丑陋的日本人》一类的著作，但数量稀少，难成气候，作者还被威胁以子弹。日本小说家太宰治以深刻揭示大和民族人性的弱点而著称，最后投入玉川上水自杀，身后却落了个“死有余辜”的骂名。人们因为他污染了东京饮用水源而咒骂他，却无人理解也无人探究他为什么要污染。村上春树有心揭示日本民族的暴力性一面，却受到舆论攻击、只能选择长期旅居国外。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在刻有30万遇难同胞字样的石碑前低首默哀道歉（图6-6），并对媒体记者称“那些说大屠杀不存在的人，应该来这里看看再说话”[19]，可是日本国内媒体谩骂他是“卖国贼”。
不是说日本思想家们的深度不够，而是在他们看来，论说神道教的四大内涵同时还会产生负面的东西，就如同拿刀子割弃日本民族传统一样痛苦。批判地吸收原本是日本民族的强项，只是这一强项面对神道教时似乎失去了效力。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神道教对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些“神”。在民间，批判神是不可想象的事。譬如说在对待武士道问题上，武士道虽然已被明文禁止，但武士道所宣扬的那些“神”以及那些“神”的精神，在今天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及至社区生活中都依然盛行不悖。各种各样好的坏的神以及供奉的神社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修葺，被冠以文物头衔，至于如何批判则不能提也不愿提。神道教就是如此挟裹着日本民族文化，一起走在通向后现代化的道路上。
麦克阿瑟当年写道：“他们的文明的整个拱门的拱顶石变成了对武士道的力量和智慧的几乎神话般的信仰。这种思想不仅渗透了和支配了政府各个部门，而且也渗透和支配了物质、精神和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交错编织于政府处事的过程中，而且也交错编织于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日本生存的精髓，而且是它的经纬了。”[20]美国大兵的这些话在今天的日本依然得到印证，也就可知日本思想文化界这些年来在精神和宗教方面，特别是神道教方面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
第五，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需要神道教，深厚的泛家族规则正源源不断地持续培养着神道教信徒。
宽泛地说，包括神道教文化在内的日本民族文化有着厚重的家文化色彩。它所倡导和鼓吹的内涵，如毫无原则与条件的忠诚、服从、奉献、牺牲，无不弥漫着强烈的泛家族规则气息。这些规则在现代社会里或以法律、纪律的形式出现，或以习惯、风俗的形式出现，或以潜规则的形式出现，交织成无所不在、无可逃避的森严的行为规范之网。这一巨大而无形的网络存在的现实，使得网内之人极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焦虑，由此，日本人是世界上焦虑感最强的民族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小说中对日本社会有过精准的描写：“从每个角落到每个角落都张满了网子，网子外面还有网子。什么地方也去不了。要是丢石头的话，会弹回来打着自己。”[21]而长期的焦虑驱使着日本的普通百姓只有走进宗教来舒缓情绪和精神压力，走进神社来祈求自身的平安与好运。至于是什么造成他们工作和学习的日益焦虑与不安，却得不到深入的分析与破解。
近代以后的日本社会，并没有因为外来文化的强势注入、社会的多元化而摒弃神道教，相反，神道教在多元化社会环境中继续保持着实用、宁静、简洁、精致的功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施行着独特的教化作用。现实中在严酷等级制下工作和生活的信徒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凝神聚气，神社就是一个好去处。在神社可以找到安宁，在神社可以体会神的精神，在神社可以舔舐伤口，在神社可以结识盟友。那个弃政从商、号称“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图6-7），平时十分抠门，却一掷巨资联络三菱、三井等财团共同修建明治神宫，目的就是“把中兴日本帝国的明治先帝的遗志永传于后世”[22]，说明他十分清楚神道教在培育日本国民精神层面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军国主义时期，神道教与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继承发扬到无以复加的两大传统文化，是皇军们勇于赴死杀戮的利器，为日本对亚太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立下“汗马功劳”，这一点已经无须证明了。当今日本社会依然是比较完备的西方法律框架与泛家族规则紧密结合的混合体，普通民众在这种混合体中产生的精神焦虑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宗教，走进神社。
图6-7 涩泽荣一（184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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