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一、什么是风险社会

进入21世纪后，席卷全球多数国家的突发性事件越来越多，先是疯牛病，接着是非典、禽流感，“5·12”汶川大地震，它们都以席卷全球的态势震惊了世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局部冲突仍然此起彼伏，特别是全球恐怖主义活动，“9·11”事件虽然发生在美国，但恐怖主义的阴影显然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此外，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生态灾难，也使得人类社会有毁灭的可能性。面对层出不穷的威胁全球国家与社会安全的事件，人们认为现代社会已进入高度风险的社会，即风险社会。

“风险”(risk)来自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本意是指冒险和危险，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有可能发生危险、形成灾难。风险与灾难不同，风险是尚未发生的灾难，风险概念是一种可能性概念。风险社会则是指风险无处不在，且超越人们所控制，可以造成巨大破坏性后果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是由新技术、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风险主要是人为的，即由我们的知识与技术对人类社会自身与自然界的影响所引发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后果，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根本特征。^[1]

最早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他通过对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及其后果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研究后指出，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一些看似局部的或是突发性的事件，在某些不确定的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下，极其容易导致和演变成整体性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灾难。他认为，风险的根源是来自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阴暗面，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宗教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文明的冲突等。^[2]因此，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指人为的，是由人类社会自身制造的，当然也包括自然界所引发的风险，如地震、暴雨、水灾等。这些传统的社会风险，如地震，同等烈度的地震，在今天的破坏性比中世纪的更大。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居住与生活方式已与过去有更大的不同，人口密集的都市高层建筑在地震中对人类的杀伤力会更大。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问题等同于社会风险。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且是人们认为需要解决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有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政治腐败问题、劳动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老龄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都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引发社会风险。因此，从认知角度来说，社会问题往往被人们所认知，社会风险不一定被人们认识，其发生具有突发性。^[3]

二、社会风险的类别

从来源角度来看，可以将风险分为三类:一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主要是地质灾害、气候异常变化等原因造成的。这类风险来势凶猛，具有突发性，不仅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恐慌，如汶川大地震。二是人为的风险。这类风险是人类自身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失范而导致的。这类风险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数量也最多，几乎遍及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也最为复杂。在工业与技术领域的风险有电脑病毒发作、大面积停电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等;在政治领域的风险主要有战争、恐怖主义、政治腐败、权威危机、信任危机等;在经济领域的风险主要有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经济危机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主要有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等。三是由人与自然的综合因素引发的风险。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剥夺和利用，招致了自然界的无情惩罚，如全球变暖、酸雨、赤潮、臭氧层的破坏、土地沙化、大规模的空气与水污染等;在公共健康方面，由于人类急剧膨胀中的种种不良机制和习惯，再加上气候的变化，造成某此致命病毒繁殖、蔓延、变异，从而引发健康危机。这类风险具有隐蔽性，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觉，而且危险性很大。如果防范和处理不力，将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

从风险发生的时间上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类: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和人为大规模的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指自然灾害类的风险，如水灾、旱灾、风灾、地震等。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指职业事故，如矿难、传染病等;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指人为风险，即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如大规模的生态的、核的、化学和基因的风险，这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所关注的主要社会风险。

从风险承受的主体来看，也可以将社会风险划分为社会性风险与个人性风险，社会性风险主要是指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的风险。诸如SARS、毒品泛滥、艾滋病扩散、恐怖活动、社会性冲突等问题。随着中国社会利益不断多元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性剥夺显化，集体行动非理性的社会冲突的发生可能性日益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社会性冲突风险日益现实化且呈不断升级的趋势。个人性风险主要是指某些社会个体可能遇到但又不是每个社会个体都可能遇到的生活风险，这类风险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状态相关而呈现出个体与局部特质的风险特征。诸如矿难事故、交通事故、飞机失事等，主要是从事相关行业或在某种生活状态下个体可能面临的风险，此类风险往往由于人们的忽视而处于控制之外。

三、有关风险社会的争论

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贝克强调技术风险，即大规模的人为风险，主要包括生态灾难、核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等。吉登斯则强调制度性风险，认为风险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他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种风险也是现代社会制度与世界体系带来的产物。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等。^[4]

第二种理解是现实主义的，以劳(Lau)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社会风险自古有之，当代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生态污染、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所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第三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的，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代表学者是凡·普里特威茨(Van Prittwitz)的“灾难悖论”理论，以及斯科特·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已经对技术发展能引发巨大灾难的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即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境况，因为风险秩序不是有序排列的，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人们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一种心理认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解。因此，风险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一种社会秩序。^[5]

四、风险社会的特征

(一)人为制造的大灾难的可能性

风险社会理论警示人类社会具有发生大灾难的可能性，如生态危机、核危机以及全球恐怖主义等，它足以毁灭人类社会。相比较前工业社会与古典社会的风险所造成的灾难，大多是局部的，影响的范围较小，而现代人为的大灾难则影响范围广，有的甚至具有毁灭全人类的可能性。人类掌握了核技术后，首先用它来制造原子弹，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整个城市24万人口的近20多万人死伤。现在原子弹的爆炸威力更猛烈，美国与俄罗斯两个核大国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还多。有鉴于此，贝克认为现代人类社会是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

(二)突发性，难以感知

现代风险不再是人们通过感觉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直接风险，它是潜在的、无法准确感知的风险，而可能造成的伤害一般是不可预见的，难以感知，主要原因在于风险具有的一定的不确定性。由现代科技所构筑的社会也是非常脆弱的，如现代社会高度依赖电力，如果发生大规模停电，我们身边的高科技装备将是一堆电子垃圾，整体社会都有停止运转的可能。据电力专家研究，大停电事故都是一些小的停电事故引发的，然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引发大规模的停电。对于这类大停电事故，科学家目前还无法做到杜绝与准确的预防。再如环境污染对于人类健康的伤害，也是潜在的，积累性的，何时爆发致命性影响也难以预测。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远远超出传统风险，无论现代科学如何发展，都很难充分把握现代风险，这一特性使得过去以科学和法律制度为基础的风险计算方法已变得不再适应新的要求，但并不是说，人们在现代风险面前束手无策了，我们仍可以寻找新办法防范社会风险。

(三)构建性与反思性

现代社会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它对社会的刺激实际在于未来预期的风险。风险意识的核心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风险是可以被社会界定和人为建构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当前的经验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那些当前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风险。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如全球气候变暖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毁灭性，但如果我们做好防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大对于森林的保护力量，也许全球变暖的趋势能得到扭转，生态灾难也许能免除。再如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外源基因引入生物体特别是引入人体后，是否会影响其他重要的调节基因，甚至会激活原癌基因，转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导致难以消灭的新病原物的出现，是否会造成生态学灾难，人类摄食大量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影响人类及其后代的健康。这些问题目前还难以用确切的实验证据来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某些影响和作用还难以检测，或者还需要经过对几代人的分析后才能下结论。但到发现问题时，是否为时已晚?

(四)整体性与平等性

传统社会风险影响的主要是某些特定的个人和社会群体，而现代风险则是对人类整体的威胁。如果说在面对传统的风险(如饥荒等)时，有些社会群体尚可依靠自己的财富或社会地位置身于事外的话;那么面临着现代风险的灾难性后果，没有哪个群体或个人可以幸免。如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等对于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的危害性影响是一样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风险又具有“平等化”的效应。“平等”性现代风险的分配在某些方而仍然沿袭并固化了阶级社会中基于财富的不平等模式，但在更多方面却体现出一种全新的分配逻辑，即不分财富多少与地位高低，每个人都可能受到风险的侵害。

(五)全球性

现代风险还表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它的上述特点不仅表现于民族国家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体现，工业风险和破坏都是不理会国家边界的，它在扩大原有的国际不平等的同时又有着一种普遍化的可能性。因此，当代的风险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全球风险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经济危机、气候急速变暖、国际恐怖主义等带来的影响都是具全球性的，国界根本阻止不了风险的扩散，消除风险单凭某单一国家也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多限于民族国家的地理范围之内，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多数还是仰仗国家机器。但是，当代世界的风险，根本就无视国界，也不是任何单一国家所能防范和消除的，根据风险分配的逻辑，所有的国家最终都将面临同样的境况。

五、风险社会产生的原因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但是，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但是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因为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后果人们还无法认识清楚和把握。贝克用日常语言表达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区别，他说:“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

(一)风险产生的制度性原因

在贝克的分析中，有一个概念特别值得重视，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lrresponsibility)。他在《解毒剂》一书中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合体，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6]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我们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谁是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工具而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有点类似于经济学上所说的企业污染的外部性。在监管不严的国家，企业不必为其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而付费治理。

(二)科技与现代风险

现代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控制了。科学技术就像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威胁，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现代科技越发达，越成功，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也越大，越明显。安东尼·吉登斯据此认为，当今世界乃是一个“失控的世界”。^[7]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不仅表现在其内部学科分化和涉及内容的高度复杂性，也表现在科技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的高度复杂性。这种高度复杂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科技发展的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越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其内部各个部分或是零件的密集度和复杂性就越高，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程度就越高，一个小小的部分出了错，就会造成想象不到的大范围的错误和损失。现代社会我们常常会用某些科技去控制另一些技术带来的风险，却忽略了新技术的风险，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发现了不少藏有大量能量的新物质和材料，但它们的破坏性也极高。如果我们的研究和应用不够谨慎和细致，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总之，技术扮演了双重角色，技术既是去蔽，让真理得以显现;同时，技术对自然无所顾忌地统治与限定，进而是对人类自身的统治和束缚，把人类带入无保护状态。如生物工程方面的转基因技术，在提高粮食产量，研制抗癌新药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但转基因技术可以大规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有可能对人类产生某种伤害，因为人们怀疑转基因食品安全有问题;基因方面的克隆技术，会引发人类生命伦理问题等。再如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会带来众多的问题与风险。目前，病毒、黑客、网络成瘾等问题都困扰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病毒的爆发几乎在瞬间给网络上数以万计的计算机以沉重的打击，有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各式各样的黑客和网上犯罪问题，使得社会公众的信息安全问题突出。

(三)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与影响的后果。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资、资本、信息等跨国界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经济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这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实现。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果;二是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典型的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由于人们对银行的不信任，形成挤兑风潮，使多家大银行倒闭。这是心理恐慌放大了风险破坏力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