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边疆之外的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等与中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政治联系，先后与中国的封建王朝结成宗藩关系。中国的古代典籍用堂室与藩篱来比喻中国与周边属国间的关系，“藩篱撤而堂室危，外敌逼而内讧起”[1]，它们是捍卫中国西南的第一道防线。
国外的历史学者通常把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国家称为帝国，如“汉帝国”“唐帝国”“清帝国”，或则一言以蔽之，“中华帝国”。帝国，这是一个在历史著述中被滥用的词，其实，以传统经济为基础的帝国与以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在本质上、结构上、作用上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是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农业文明在其发展的早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周边各族关系的问题。传统农业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地域来进行生产活动，封疆划界，开荒垦殖，招徕人民是从事农业生产必要的条件，这与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游牧部落发生了矛盾，争地以战，争民以战，争斗不已。但是，另一方面，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只是相对的。由于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自然经济只能基本上自给自足，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生活所需。牧区缺粮缺瓜果菜蔬，农业区缺耕作运输的牛马，产粮区无盐，产盐区无粮，它们之间需要互通有无。“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2]由农业与游牧业的分工而产生的交换需求使得农业部落与游牧部落突破了边界的限制而互相往来。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以仰韶文化开始的中原彩陶文化广泛传播，向西经甘肃、宁夏进入新疆，直达伊犁河流域；商代的青铜文化经北方和西北的草原游牧部落的中转，传播到西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地区；西藏的细石器传播到印度的东北部，抵达恒河中下游。[3]这些事实说明从远古以来现今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之间以及他们与境外的各族之间就有着联系。
中国的农业文明区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既有联系的一面，又有争夺的一面，既有和平交易，又有战争掠夺，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但又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干扰与破坏。起初，相互交往只是偶尔的，零星的，无论是交换的规模，或是战争的规模都是狭小的。但是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联系增加了，同时战争的规模也扩大了，破坏性也增大了。人们对于交换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越来越不能容忍。怎样处理与周边各族的既联系又斗争关系，怎样既维持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环境而又与周边的各游牧部落保持交换关系，怎样在矛盾的两方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成为中国农业文明中心的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王朝探索以某种方式来使与其境外各族的关系正常化制度化。《竹书纪年》和《史记》采录了周穆王西征到了昆仑丘，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汲县战国魏令王墓出土的《穆天子传》也记录其事，说穆王西征每到一处就以丝绢、铜器、贝币馈赠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则回赠马、牛、羊。穆王西征反映了黄河流域处于农业文明的华夏族以国家的力量力图打开天山南北的交通与强大的游牧部落（塞人部落）建立经常性的交换关系。[4]春秋战国时，中国北部、西北部戎、狄、匈奴等族时时南下东进侵扰，内地诸国除用军事手段对付外，兼用“和戎”策略。公元前636年，狄人伐周，周襄王外逃到郑地汜，遣使向秦晋告急，晋文公采纳子犯的建议，“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5]。公元前568年，山西北部的云中、代郡的游牧部落集团无终遣使到晋，申说诸戎愿服从晋君，请求接纳。魏绛劝说晋悼公：“劳师于狄而失诸华，虽有功，犹得兽而失人，安用之？且夫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予之货而获其土，其利一也；边鄙耕农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晋，四邻莫不震动，其利三也。”[6]晋国以财货来换取土地取得了成功，魏绛奉令“抚诸戎”，结好戎狄，赢得边境安宁，农业生产免遭战争的干扰破坏，国力大增，得以七合诸侯重兴霸业。晋国的经验为处理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秦始皇派蒙恬驱逐匈奴，筑长城，一味用防堵的方法，并不成功。汉代，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实行“和亲”“和戎”政策，张骞通西域，史称“凿空”之举，中国农业文明区的汉族视野为之开阔，国际间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促进，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策也有大的发展。张骞第二次出使携带价值上亿钱的金银、珠宝、丝绸等贵重货物和一万多头牛羊，分赠西域各国，广为要结。返回时，乌孙国使者数十人及译员等带着良马跟随张骞到西汉朝廷朝贡。此后，“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东汉班超经营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余里之外，重译贡献。”[7]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基本形成。缅甸境内的部落也开始与中国发生政治联系，敦忍乙王慕延、掸国王雍由调等遣使携带礼物出访东汉王朝，东汉和帝给雍由调“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时“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8]。唐代，中国在经济上繁荣昌盛，军事上国威远扬，文化艺术尽占风骚，对周边各国有强烈的吸引力，唐天子彼尊为天可汗，宗飗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西南方向上，新开中印藏道，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途经尼泊尔，与之建立政治关系。王玄策在印度被劫，尼泊尔出兵相助。“永徽二年（651年），其王尸利那连陀罗又遣使朝贡。”[9]
此后在中国封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尽管中国的疆域或伸或缩，尽管与周边国家时有战争，但是通过宗飗关系来保持正常的经济交换和政治联系始终是主流。宗飗关系有效地处理了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与争夺、战争与和平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为中国的王朝所推行，而且为周边国家所接受。“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0]宗藩关系在经济上是以官方的朝贡和赏赐来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换，中国的王朝实行薄来厚往的原则，满足属国的需求，这样做避免了战争掠夺，也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自然经济不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在政治和军事上则建立起以中国农业文明为中心的以周边受到中国文明浸润的国家为外围的国际体系，外围服属于中心，拱卫中心，既维持了体系内的稳定，又构筑起了防御外敌的层层壁垒。
由此可见，中国与周边属国的宗藩关系，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并维护现存的自然经济的秩序，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保守性决定了宗藩关系虽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国与国关系，但它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是互利的，而不是掠夺性的。这就是它延续了千百年的根本原因。
清王朝在康雍乾盛世时，“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极完，芒芒盛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11]然而，使宗藩关系得以长期延续的原因，也正是使它必然瓦解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使得清王朝再没有力量维持宗藩关系，通过工业革命得以壮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范围的扩张残酷无情地摧毁了自然经济，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不可避免地强加给了落后的国家。马戛尔尼出使清廷，走马观花，却看出了中国社会的危机，他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么就不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12]马戛尔尼以蒸蒸日上的英国社会为参照反观中国传统社会，在一片“英吉利贡使来朝”的欢呼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衰落的征兆。土地问题、人口问题、流民问题、会党问题困扰着清代中国社会，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熟透，在传统的框架中寻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乾隆末年盛世粉饰下的是中国二千余年来的封建制度的机体老化、功能衰退，仅只靠皇帝的宵旰勤政和大臣的干练来撑持。嘉庆继承了“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的江山，也接过了一个骚动不宁的社会和无力控制局面的腐败官僚集团。白莲教起义，以“劫运将至”号召天下，波及五省；天理教在京城中发难，朝廷命官、八旗子弟、宫中太监也混迹其中。清王朝元气大伤，财政入不敷出，乃开捐官之例以聚银。这一来，官场形同市场，官吏以贪赃刮削为能事更加剧了祸根乱源。嘉道年间，起义不断，遍地烽火，终于在咸丰朝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主力的全国各族大起义，清王朝这艘破烂战舰面临灭顶之灾。
清王朝内部的动乱对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影响。内地农业区域因穷而乱，乱而更穷，它再没有力量来组织如远征廓尔喀那样的军事行动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清王朝以维护一家一姓的王朝为宗旨，认为中国内地动乱是心腹之患，是关乎皇冠落地生死系之的大事，而边疆和属国只不过是四肢和藩篱，“心腹患甚四支，内讧急于边陲”。因此嘉庆以后，清王朝对西南境外的一些属国就只求保持天朝名分，对境外的剧烈争斗越来越多地用“蛮触相争”的托词来推卸宗主所应承担的责任，只求苟且息事，不能与这些属国共同抵抗外敌的侵犯。
清王朝日薄西山之时，正是英国蒸蒸日上之日。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以棉纺工业为先导，冶金、煤炭、机械、交通运输相继进行了革命性的转变，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完成。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60%的煤，50%的铁，加工了全世界46%的棉，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誉。这个称呼形象地说明了工业革命呼唤出来的比以往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大的近代生产力所具有的全球性。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力量，足以使它能够冲破国家的、民族的、地理的疆域，吞噬一切传统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建立起全球范围的生产、销售体系；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工厂”需要全球范围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一种不可抑制的经济压力驱使英国去进行海外扩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3]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扩张性、全球性的推动下，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使用暴力手段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即以英国为核心的、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附属的“日不落国”帝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决定了这个体系是核心对附属国传统经济的破坏，把附属国的经济纳入核心的生产体系，是核心对附属国的支配、掠夺，是扩张性的。
印度，这个被英国打倒在地，解除了抵抗的国家，在这里英国大工业生产对传统经济、传统社会的破坏和改造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特权被废除；20年后，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特权也被废除。在英国国内，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得到批准，打开了工业资产阶级参政的大门；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扫清了阻碍自由贸易的绊脚石。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排除阻力，向印度大进军。从1813年开始，英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用了60年左右的时间在印度破坏与建设双管齐下，构造起了一个依附于英国机器大工业的、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印度的传统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过去的纺织业商业中心达卡的人口由15万人下降到40年代的2万人。1813年，从加尔各答向英国输出价值200万英镑的棉布，但到1830年相反从英国进口了200万英镑的棉布。在破坏的同时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在进行着建设。大量的英国资本进入印度建立商业公司、银行，兴办种植园。40年代，英商投资茶业，组织茶业公司。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十分迅速。孟买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到白沙瓦、马德拉斯到班加罗尔等公路大干线筑成；50年代开始修建铁路系统，到1871年连接各省以及各省到海岸港口的铁路系统完成。1851年开始在印度架设电报电缆，1865年联结印度与欧洲的第一条电缆敷设完毕。印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纳入了英国的轨道。
不难看出，从19世纪开始，喜马拉雅山脉的两侧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边是封闭保守的中国的封建王朝正一步步走向衰落；另一边是新生的，富于掠夺性、扩张性的英帝国以咄咄逼人之势节节推进。处于两者之间的诸小国的命运如何，毋庸赘言。“在发展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东西……”[14]中国与周边属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宗藩关系，被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英印帝国殖民体系所取代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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