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两种文化概述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科学精神的普及，由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分别主导的两种文化问题，是当下难以绕开的世界性文化难题。科学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媒介，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展现了光辉灿烂的现代物质文明。然而，早在工业革命初期，马克思等伟人就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却未因物质财富迅猛增长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却呈现了许多异化存在：工具化、物化、商品化等。古老而又漫长的人文文化传统，在新兴的科学文化面前，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科学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存在：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理想缺失和世俗享乐等，逐渐偏离了曾经主导人们生活的人文文化的高尚追求。两种文化引导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生存语境出现了分道扬镳之势。

两种文化一直伴随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科学视作达到自由、实现人文理想的一种学问；笛卡儿的理性传统和培根的实验传统最终确立了科学文化的独立身份；而卢梭、康德、尼采及至海德格尔等的“浪漫哲学”思潮，则是直接对抗科学文化的现代人文精神；还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预言自然科学“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等等。这些大概展现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两种文化脉络。

当然，西方旗帜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人，应该是英国作家兼物理学家C. P. 斯诺。1959年，他在剑桥大学做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又称为里德演讲），提出作家这类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两种文化及其价值选择，有日益分裂的趋势，将给人类社会与文化带来重大损失，并呼吁两者互融共存。“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1]。

如从历史上梳理西方的两种文化问题将难以回避西方文明的两希传统——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所以，西方两种文化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一、古希腊时期：两种文化共同繁荣；二、中世纪：人文文化（宗教文化）一统天下；三、启蒙时期：科学文化在宗教文化的襁褓中逐渐形成；四、全球化时代：科学文化挤压人文文化的存在空间。

在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西方文化经历了所谓的“笛卡儿的断裂”之后，科学文化迅速崛起。“笛卡儿的断裂”是西方科学文化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现代文化与人类意识蜕变的关键推手。笛卡儿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文化思想开启了现代文化的新纪元，促进了人类新理性社会的形成，也为“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念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古希腊时期：两种文化共同繁荣

古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化的童年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阶段。其哲学与文化思想“可以分为形成期、成熟期和老年期”^[2]。形成期的标志性人物是苏格拉底，在他之前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传统逐渐成型；成熟期的标志性人物是柏拉图和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如果说柏拉图的文化思想还主要是以人文文化为核心的话，那么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其老师的颠覆则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唯物论基础；古希腊文化的老年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来临，后辈的训诂工作难言创新。

古希腊时期的两种文化在其形成期和成熟时期已经初具雏形：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人类的童年时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等密切结合，并未出现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离。哲学中的原子论、艺术中的黄金分割点等，无不是两种文化亲密互融的见证。尼采就以苏格拉底为分界线，将古希腊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尼采对前期的希腊文化如此如醉，十分神往。原因是“早期哲学是艺术的姊妹。她对宇宙之谜的解答经常受到艺术之启发”^[3]。

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的兴趣促进了西方古代文化知识的发展。这个时候，科学与哲学艺术等的界限并不清晰，甚至可以统称为知识。当然这些知识让人类的童年获得难以言喻的文化自由。也正是在如此泛化的知识概念里，两种文化毫无疑问是互不分离的。

在古希腊时期，科学等文化知识是自由的学问^[4]。当然，对于自由的理解应该追溯到古希腊人的文化语境：一方面，就古希腊人的认知客体而言，科学文化是人类摆脱物质束缚与知识困惑的一个方式；另一方面，就古希腊人的认知主体而言，科学知识是人类一项无功利性的追问。

古希腊人所得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望，这种欲望是对宇宙万物发生与发展的自觉探索。在古希腊，无论是有科学文化的人，还是有人文文化的人，均能够回答人们对生存及存在环境的困惑问题，都是富有知识的科学家、哲人。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哲学家不仅仅是精通哲学问题的智者，还是通晓算术、地理等多种知识的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人的主体意识并不是十分强烈，这符合人类初期的认识行为习惯。所以，古希腊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客体性哲学^[5]。当时科学文化是一种不自觉的无功利性知识，人们没有类似今天借助科学知识改造自然的冲动。也许古希腊时期不自觉的无功利性主要还是因为科学文化没有发展到如今功用性的地步。至少不可否认，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概念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确实不可与今天的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发展水平同日而言，距离人们利用科学知识改造自然的功利性追求还很遥远。所以，科学文化在古希腊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的人文精神，两种文化本质上是一元的，甚或可以说不存在两种文化。这种文化语境下的科学文化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文化的工程技术化理念。所以，古希腊时期的两种文化共同繁荣，互融共存，其间没有任何隔阂。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是“仁”的人文形式一样，古希腊的科学是“自由”的人文形式^[6]。

二、中世纪：人文文化一统天下

然而，西方的人文文化经历了从古希腊理性自由到近代意志自由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西方的两种文化离不开宗教传统，尤其是基督教文明。西方的宗教传统坚持信仰的自由和上帝的意志，曾经是科学文化发展难以摆脱的绊脚石。但是其化约行为、直觉观感与上帝意志等，却又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书后文论及的“梁宗岱”就注意到了人文文化精神对科学文化的促进作用。

科学文化在从古希腊的理性自由到后来技术化路线的发展过程中，与人文文化的宗教传统不但有斗争，而且还有互融共存。一方面，西方宗教的创世观念，一开始就从信仰上规定并坚持了世界的可创造性理念。当然，这个创造者是万能的上帝，但这并不妨碍科学文化中可复制性理念的确立。另一方面，宗教不是知识，而是信仰。宗教中掌握信仰知识的人必须是与神共通的人，只有依附于神灵才可能创造发明，这又为科学文化的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需要充分的主体性。而在中世纪，这种主体性却束缚在宗教文化的神性之中。

在西方的人文文化中，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将人从古希腊时期理性与命运的纠缠中拉拽出来，转而服膺于无理性的信仰自由。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多的是来自道德上的自觉和意志方面的自由，这是和古希腊的理性主体完全不一样的。克尔凯郭尔的宗教信仰和生存哲学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宗教文化中的最高意志来自上帝，而不是理性。道德理性具有强迫性，而宗教信仰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而是预设一个关键性的原罪意识，致使信徒既要立足在现实世界，又要祈望彼岸的幸福。

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思想，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完全可以自我做主。这应该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较早形态之一。这种自由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自由，而是现代人文文化的意志自由。发端于宗教传统的自由精神在后来的启蒙运动中，成为西方人文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并转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追求。

西方文化在黑格尔之后对他的反思所形成的两条路线主导了其后的哲学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前者是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成熟；后者则是在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思想的批评的基础上，经由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的发展，最终成熟^[7]。这两条线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两种文化侧重的程度差异。

三、启蒙时期：科学文化在宗教文化的襁褓中逐渐形成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笛卡儿的理性传统和培根的实验传统是现代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的两大功臣。两者实现了科学认知的过程从主体到客体和从客体到主体的双向互动。笛卡儿的理性哲学思想将主体与客体完全分离开来，呈现了十分明显的二元论色彩，这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认识论扫清了传统人文文化主客不分的障碍。而培根开启的实验哲学传统肯定了人类知识的确定性，明确了直观论证的可能性。

美国著名学者史华慈认为，笛卡儿哲学是西方哲学文化史上的一次断裂，即“笛卡儿的断裂”^[8]。这种断裂在任何非西方文化及文明史上，都是未曾真正出现过。值得注意是，笛卡儿断裂不仅仅是文化认识上的主体与客体断裂，也是两种文化的断裂。因为科学文化从此远离了终极性追问的古希腊传统，而专注于现实物质世界的确定性知识和认识的可证性。同时，“笛卡儿的断裂”还将科学文化的认识主体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类的理性自由摆脱了意志自由的局限，这正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性一步。不可否认，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正是在脱离了宗教文化的人文传统之后才如火如荼。所以，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真正与科学文化对峙的是宗教信仰的人文传统。

启蒙时代的人文文化，感性与理性共存，但已经很难像古希腊时期那样与科学文化完全互融，而呈现出了互融与排斥共存的两面性。就这一时期两种文化共融性存在的一面来说，又呈现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文文化中自由与平等的理性范式，构成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哲学与文化基础，为现代科学思想扫清了制度障碍；另一方面，感性欲望的充分肯定，为科学文化的功利性取向奠定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人文文化与科学理性在现代性启蒙方面，尤其是在摆脱宗教束缚及人的解放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尚不存在相互对峙的问题。然而，现代人文文化的意志自由与科学文化的认知妥协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当科学文化服膺于自然法则，而驱赶人类灵魂深处神性存在的时候，两种文化的矛盾与斗争将不可避免。

无容置疑的一个现实是，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与传统的宗教信仰分道扬镳了。科学文化追求的是人类外在物质世界的确定性知识，人文文化却一直坚守人类心灵的信仰与终极追求。科学文化的理性探索给予了人类文明发展极大的养料，而人文文化却在感性自洽中缓慢前行。无论是在发展节奏，还是在目标追求等方面，两种文化均呈现了巨大的差异性。

科学文化是建立在以下几点预设之上：一、理性逻辑的可靠性毋容置疑。即客观物质世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构成及运行规律而发生发展的；二、物质世界是可以化约的，即纷繁芜杂的物质世界可以化约为一定数量的元素；三、物质世界具有可重复性，这是现代科学实验可以付诸工业化生产的理论前提。

显然，科学文化的所有这一切均将“造物者——上帝”置之不理。人文文化的宗教传统将物质世界视作“上帝”的杰作，但科学文化却仅仅追求这部杰作的可理解性，而不去追问它的意义。

四、全球化时代：两种文化的危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文化的认知诉求又离不开人文文化的自洽性拷问。人文文化是对人自身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的关怀，一切问题都是与人有关的问题。而科学文化本身也因为与人有关，而不能完全是纯客观性的追求。科学文化本身存在一个悖论：科学发展的目的是获取客体的确定性知识，而认识主体本身却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企图通过不确定性的主体来寻求客体的确定性知识，这是认识论哲学无法逃离的尴尬，也是现代科学文化难以澄清的话题。

现代科学文化事实上将客观世界的意义问题以及真实性问题搁置了，而局限于对外在世界及人自身的复制与合成。两种文化分立的裂缝越来越大，直至最后衍生成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对峙问题，即科学家不过问文学问题，而文学知识分子不过问科学问题。这部分内容将在下一章详述。

总的来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存在一个从古希腊的理性自由、到宗教的意志自由、再到启蒙时期的理性与感性共存的动态发展过程。如今的人文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生成的三者混合体。西方人文文化的自由理性与启蒙理性是与科学文化发展相向而行的，而宗教的意志自由与科学的理性自由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象差异和价值抵牾。西方早期的两种文化问题并不显著，后来科学文化与宗教传统分道扬镳之后，两者却各行其道。但是，随着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和现代物质文明如日中天，科学文化的占道、抢道等现象将不可避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人文文化襁褓中熟睡的婴儿，如今已经成长为科学文化的壮汉。两种文化分庭抗礼，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西方两种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经历了“一体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学问，也就是一种人文文化，那时两种文化是一体化的。而后，在漫长的宗教时代，人文精神的宗教化排挤了科学理性存在的地盘。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两种文化又开始重温昔日的“姻缘”。但到了启蒙时代，科学文化的话语权冲破了人文文化的包裹，两种文化的分化成了历史势趋。今天，两种文化的分离，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演化成两种文化的危机，成为了当今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

【注释】

[1][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3—4页。

[2][法]莱昂·罗斑：《绪论》，见《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3][德] F. W. 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4]吴国盛：《反思科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7页。

[5]杨春时：《从客体性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见《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吴国盛：《反思科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7]张一兵：《哲学本体论视野中的具体性规定》，见《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15页。

[8]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林语堂也有类似观点，参阅本书“林语堂论两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