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种文化概述

两种文化是一个宏大的世界性命题，在中国学界也逐渐被广大学人所关注。近年来的两种文化论坛，常常涉及这方面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亦日渐显著。而中国两种文化能否互融共存以及怎样寻找到两者的交汇点，就要求我们去寻找其历史发展的足迹。在中国两种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找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化互融共存之路。所以，在追溯中国两种文化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有必要探明中国两种文化的具体语境，以启迪关注这一命题的中国学人对未来我国两种文化发展的思考，防止出现或者有效消除类似斯诺命题的文化危机。

早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五四时期之前，中国现代文化先驱如王国维、梁启超等在理论探索和文化实践中，就已触及这一问题。特别是经过1923年的“科玄论战”，许多中国现代文化先驱对两种文化问题，做出过一些自己独特的思考与回答。所以，本书尝试以五四前后中国现代文化先驱为个案，来梳理中国现代两种文化的历史发展。

不可否认，中西方的两种文化问题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缺席者，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从西方输入进来。而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科学文化输入，应该还要晚一些。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人文文化思想，是中外学界的共识。不过，中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本书上篇已经提到，西方真正与科学文化构成对立的人文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文化。所以，西方的两种文化问题往往体现为科学与宗教或曰科学与信仰的问题。文艺复兴以后，人文学科开始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性地位。西方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康德哲学促成了这种学科分立。启蒙时期的人文文化思想与西方传统的人文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前者的核心是偏重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与民主，那么后者则侧重于群体性的道德观念与救赎。

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笛卡儿的主客二元论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束缚科学发展的文化问题，人的理性以史无前例的高度得到了肯定。物质世界不再是一个神性的感知对象，而是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当然，人与物分立的二元论虽然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分离，从而出现了后来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却没有滋生出现代科学精神，前文已经提及，其中有深刻的文化内质根源。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从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出现，却经历了一个与传统文化纠结的发展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文化，却又与西方的人文传统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意义与对科学文化的天生免疫力，构成了中国两种文化问题的具体历史语境。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两种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文化的发展土壤，缘由十分复杂，不能面面俱到。仅就文化内质的特性来看，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首先，根据李约瑟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统摄事物的方法缺少西方的“化约主义”，即将文化对象约为某些核心要素。即使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亦不可与西方科学文化的化约境界同日而语。西方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追问世界本源的好奇心。而中国古人则将世界“符号化”，“道生万物”至今令人晦解，卜卦演绎难成规律性知识。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主客不分阻碍了中国人认识模式出现“笛卡儿的断裂”。中国人的认知模式没有有效地分离主体与客体、大我与小我等。天人感应主客不分；齐家治国大我横行。即使颇为“逍遥”的庄周，亦在追求大道无形之境。屈原的浪漫不过是怀才不遇的忧郁。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出现充分的文化主体性，更没有笛卡儿式断裂的可能。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重修身轻技艺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出现科学文化的认知行为。《庄子》中《外篇·天地》有一个故事，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先哲蔑视科学文化的技艺行为。故事梗概如下：子贡经过看见一位菜园里劳动的老人，“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既辛苦又收效甚微，就好心提醒他，使用类似今天的轱辘提水，既省力又提高工作效率。结果这位老人的回答非常有趣，也十分经典。摘录如下：“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结果是子贡反而觉得惭愧了。显然，如此重修身而轻视技艺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科学文化的发生与发展。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文化。然而，中西方传统的人文文化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其一，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念依附于宗教而存在，而中国传统主导文化，除佛教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其二，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科学相比，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两种文化的共同体，具有滋生科学文化思想的深厚土壤。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逻辑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可以说就是现代科学思想的远祖。

一方面，就文化对象而言，西方传统人文文化主要关注文化个体的差异性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则重在维护文化集体的统一性。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重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伦理的塑造。后来，儒家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广泛地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传统文化对爱国主义的塑造，对“大我”的追求，无不是将个体的文化存在消融在集体的文化荣耀里。而西方文化早在古希腊时代，就由苏格拉底之口发出“认识你自己”的个性化呼唤。虽然，后来经历了漫长的宗教禁锢，但却为后来的个性解放与存在主义等埋下了爆发的种子。

另一方面，就文化理想而言，西方的人文主义崇尚自由；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崇尚礼仪。自由（freedom）几乎是西方人文文化的核心内涵，是西方文化的理想追求。西方关于奴隶起义、部落争夺及古代战争的历史影片，似乎均脱离不了“自由”的文化追求。在影片的最后，往往“freedom”的嘶叫，响彻云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人，可能对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自由”难以理解，却对礼仪情有独钟。中国古代社会号称礼仪之邦，绝非自吹自擂。因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对礼仪的倚重，实则是对仁爱精神的践行。如果说，礼仪是人的外在形式，那么，仁义则是人的内在精神。不能体现“仁义”的礼仪，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与追求。

西方传统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矛盾，是内生性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矛盾，却是外生性的。西方传统人文文化侧重于人本主义思想，其要点在于肯定人的价值与现实存在的重要意义。这与科学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科学思想侧重在现实世界的可认知性、合理性及人的认识的客观性，从科学立场看来，这些似乎与人的观念无关。诚如前述所言，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滋生出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故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不存在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问题，更谈不上两种文化的分裂。

当然，梁宗岱在20世纪提出过类似两种文化的“非古复古”问题。然而，斯诺提出问题的初衷是对本土文化自身的反思，而梁宗岱则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文化的偏颇。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人文文化传统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所以，中国两种文化问题往往和中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方面的问题，本书后文将要详述。

二、中国近代两种文化的变迁

中国的两种文化关系问题，从近代才开始有所萌芽，它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输入中国而产生。输入的时间，有人将它追溯到清朝康熙时期汤若望的传教，但更多的人还是将鸦片战争作为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历史时刻。后一种观点，对我们讨论中国的两种文化关系问题更具合理性。

这一时期，中国的两种文化关系问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首先，由于科学观念完全是舶来品，所以，中国的两种文化关系问题，常常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问题；其次，由于中西方的人文文化传统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所以，中国的两种文化关系问题又往往和中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纠缠在一起。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扩展大致可以划为三个阶段：从排斥到局部接纳，再到全面接受。第一阶段可以划在鸦片战争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传统文化的几千年历史，造就了超稳定性文化结构，可以自发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这个时期的两种文化关系问题，并不显著。当时清政府并未从天朝大国梦中醒来，中国依然是世界的中心，西方的日心说简直是一派胡言。人们并不关心英国的工业革命、全球的海洋地理等。人们没有西方的两种文化困惑，也没有后来中西文化比较的痛苦与自卑。因为西方科学文化尚不能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

到了第二阶段，即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船坚炮利”撬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科学文化以其物质形态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中国人开始从机械物质方面局部接纳“科学文化”。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开始呈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虽然不无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执守，但是已经无法否定西方科学文化的优越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改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不可能因为张之洞等的人为划界而得到消除，因为毕竟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内质，科学文化本身既有“体”又有“用”。就像娶一位富家女子为妻，还必须习惯其娇蛮的性格。科学文化的物质“富贵”不可能脱离其内在“娇蛮”性格而存在。所以，张之洞的文化与社会改良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洋务运动失败以后，科学文化在中国进入到了较为全面接受的第三阶段。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西学为用”的理解，而是逐渐发现了西方科学文化具有认识、思维、判断及价值等一整套体系。西方科学文化不仅仅是“器”，而且还是“道”。这个时期的两种文化问题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其中，显著的标志是西方科学文化的祛魅之风开始在中国文化大陆上刮起，并激起了社会变革的腥风血雨。

随着西方书籍不断被翻译到中国，国人的视野不断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单一地学习西方“格物”方面的知识，不并足以实现与西方抗衡的现实目的，西方的优越性不仅仅在科学技术的发达，更重要的是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观念，这是西方比中国强大的根本性原因。科学文化开始真正地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广袤大地。

严复在这一方面是时代的自觉者和先行者，他认为西方的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严复对科学的认识已不局限于对效用方面的诠释，而是将其提高到一种“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认为这才是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命脉所在。因此，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举起“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彻底的批判与扫荡。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从效用转向崇拜，从科学走向科学文化。

五四时期，对科学及科学文化的崇拜几乎达到类似宗教信仰的程度。诚如郭颖颐所言：“知识分子号召接受科学的世界观，抛弃传统的生活哲学，是从20世纪的头20年开始的。”^[2]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五四时期新的“宗教”信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3]。科学及科学文化几乎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进了每一个层面，成为了中国现代最为重要的文化语境。

在这一文化语境中，科学及其后形成的科学文化内涵，远非指数理化一类的学科及技术操作方法所能涵盖。人们更注重的是它的“精神”内理。科学开始泛化、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信念与思维原则。从对“物界”的认识，扩展到对“心界”的掌控，科学开始从认识论向价值论转化。科学已泛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唯科学主义的文化语境不可逆转。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厚的人文土壤，却没有滋生出类似西方的现代科学文化。中国科学文化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是外生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文化，但却又与西方的人文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今天，西方文化中的两种文化分裂问题，愈演愈烈，影响广泛而又深远。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意义及对科学文化的天生免疫力，在两种文化的互融共存方面，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严复：《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页。

[3]胡适：《序二》，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