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研究概况

随东方社会国内变革、国际风云激荡，国际社会对中、印、俄的研究侧重点发生迁变。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富有活力，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将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恰当结合的新思路。

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攻讦，接连抛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2004年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把“北京共识”作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一种思想提出，自此而后，国际学界以“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称谓而与其他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的研究多了起来。

1.对中印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对中印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构成东方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①国际学者对中印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印度学者普拉迪普对中印双方的经济发展进行多方位实证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印能否继续保持或提高经济增长取决于如何应对区域差距和国内其他社会问题。美国学者皮特·恩格戴奥通过比较中印两国各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及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深入分析比较了两国的市场机会、商业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性挑战等。印裔学者阿马蒂亚·森对中印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经验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视为条件性的或伴随性的，而真正的发展必须侧重于社会发展。②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2007年发表《两个亚洲巨人的对比——中印龙象之争》，引起轰动。对中印两个国家最终谁会胜出成为热点论题。一派认为，印度会胜出，比如，英国的爱德华·卢斯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认为印度拥有软实力，“印度的制度优势也让很多人相信，印度‘龟’最终将超越中国‘兔’”^[8]。辛格对中印两国经济前景进行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府本身就是其中一项。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9]另一派认为中国会胜出。《环球时报》2009年5月15日头版，刊登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5月12日举行的关于未来属于谁，印度还是中国的辩论赛上，“中国效率赢了印度民主”。

2.对中俄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A·B·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中俄改革所依据的理论差异、政策选择差异及成效差异的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模式在俄罗斯有极大的应用可能性，提出在应用过程中应当注意紧密联系俄罗斯国情的主张。

美国卫斯理大学的彼得·拉特兰教授指出，在1980～1990年代，中、俄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都没有完全采纳“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和机制，却以更强大、更稳定的国家形象出现，认为两国都会产生一种新的受管制的市场发展模式。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A·O·博罗诺耶夫通过对中、俄改革路径、结果及其成因的比较分析，认为俄罗斯改革没有对改革的具体任务和前景作充分的论证，却采取了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方法，从破坏国家政治体制入手，致使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公民社会难以形成。中国的改革不仅考虑到了自身经济、政治体制特点，而且顾及了民族传统和民众心理的特点，具有循序渐进、论证充分的特点，奠定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并成功解决国内外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和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板，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客观揭示了中、印、俄发展模式内容的异同，为改进和完善中、印、俄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中、印、俄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但是，从模式比较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将三国从世界现代化背景中剥离开来进行研究的多，将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行整体研究的少；两两对比研究的多，以“东方社会”为视角、将东方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单元进行整体比较研究的少；宣讲当下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多，挖掘马克思东方现代化理论的少；进行对策性、应用性具象问题微观研究的多，探讨三国“模式”背后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等深层逻辑的少；对三国模式进行褒贬定论以及未来猜测断言的多，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模式中潜伏的结构性“硬伤”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