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其基本矛盾依然存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不断高涨。20世纪初，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现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飞跃，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20世纪初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思潮。
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产生广泛影响，因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东方各民族和各国人民，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争取自身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在中国，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李大钊在其主编的《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广泛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思潮在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如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战，以及他们与黄凌霜等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等。1919年朝鲜“三一”起义后，科学社会主义在朝鲜迅速传播。金日成在领导朝鲜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探索如何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朝鲜的实际相结合，明确朝鲜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十月革命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中国和法国，传到越南。1920年12月，胡志明加入法国共产党，在《人道报》《国际新闻》等报刊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理论，促使许多越南先进分子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越南革命确立了包括土地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日本是亚洲最早接触社会主义，并向周边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工人阶级迅速成长，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陆续译成日文出版。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一些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探讨。如曾参加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被认为是恩格斯逝世后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德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国际》主编柯尔什，在1919—1922年间提出“实践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在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还存在着“实践社会主义”，其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曾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较系统地提出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其代表作《狱中札记》，是一部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至今仍有广泛影响。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早在封建社会中，就有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世界近代历史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是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民族主义表现出它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同时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如极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的产生等。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由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往往在“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下，加紧对本民族劳动者的剥夺，同时不择手段地奴役其他民族，为发动侵略战争辩护。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激烈反抗。被压迫民族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主张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利益；反抗民族的压迫，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唤醒了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意识，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亚洲，土耳其、阿拉伯地区、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缅甸、菲律宾和越南诸国，掀起了反对英、荷、日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其内容之一。在非洲，民族主义也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尼日利亚、加纳和南非，都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并同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44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所以不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指称1944年前的相关思潮，但这种用法已被历史学界广泛采用。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相关思潮，主要是生物决定论和优生学。一些学者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于社会研究中，使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学说应用于人类社会，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英国的W.白之霍特、B.基德；美国的W.G.萨姆伊和F.H.吉丁斯；奥地利的G.拉岑霍弗尔、L.龚普洛维奇等。他们强调生物进化的规律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的规律，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的德国广为流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达尔文学说的另外一种社会解读，是所谓的“优生学”，该理论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系统提出。他认为，人的生理特征和智力明显地世代相传，社会应该对这种遗传有明确的选择，以避免“劣等”人的增长超过“优等”人；否则，社会将被“劣等”人所充斥。“优生学”理论的蔓延，导致德国“一元论者联盟”在1904年建立，1909年该联盟的会员已达6000多人，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德国物理化学家、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等。他们还认为，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可以使他们获得优异生存能力。这些后来成为希特勒法西斯纳粹党的理论源泉之一。“优生学”的重要影响是种族主义泛滥。一些种族主义者认为：白种人是伟大的人种的重要表现，是对所谓“野蛮人”的征服，如美国人在北美，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
[1]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2]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1页。
[3]
“三R”，即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和改革（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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