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文明”是一个多义词，可以指良好的文化教养，如某人文明或不文明，也可以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学领域的文明内涵与此不同，是一个综合指标，泛指原始社会之后的漫长历史阶段。文明与原始相对应，意味文明社会较原始社会有巨大的社会进步。从生产的基本方式和财富的基本来源角度讲，世界文明史可以依次划分出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大文明类型；从社会制度角度分析，又有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循序渐进或者并列的文明；从文化形态角度看，则有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儒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
判断一个地区的社会是否进入文明可用如下基本标志：
1.有了比石器效率更高的工具——金属器。
3.产生了由公职人员、政府机关、军队、法庭、监狱等部门构成的多层次的（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权力机关——国家，并因此产生了法律、法规和税赋等国家权力的派生物。
4.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防御中心的城市出现，并成为一定地域上的国家与国民的权力中心。
5.文字的发明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形成了专门化的文学艺术与科学知识部门。
这些文明的标志虽然不是同时出现，但毕竟构成了判断文明到来的基本参数。在新石器时代与金属器时代之交，即铜石并用时代，世界上产生了五个独立的文明：公元前4000年代末出现的西亚两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末出现的东亚两河（黄河与长江）流域、南亚两河（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明，公元前1世纪左右出现的中美与南美文明。由于早期文明的地理位置对于近现代占有优势话语权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东方，因此亚非拉的古代史又被称作古代东方史。
文明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对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合理归纳。虽然手工磨不一定只有唯一的对应社会——封建社会，在一种生产力下也可以对应产生不同形式的生产方式，如奴隶制的，半奴隶制半封建的，亚细亚的，但由于人类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最优质的工具是铁制手工劳动工具，最经常、最可靠的能源是畜力和人力，因此社会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的生产过剩，只有普遍贫困下的相对过剩。普通劳动者能够用来交换的剩余产品数量很少，所以，整个社会的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相比始终是很少数。加之古代手工业生产的产品种类简单，多数工艺并不复杂，比如居民普遍需要的陶器与纺织品，农民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制作；许多产品经久耐用，可以世代相传，比如金属工具、瓷器和武器等大宗产品。这些因素大大限制了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绝大多数人仅仅为了生存而非生活拼命劳作。他们最主要的劳动对象是土地，最好的财产来源是土地种植，因此人们最愿意拥有的财产是土地，最权威的统治者是大土地所有者，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有鉴于此，整个古代文明都被定名为农业或游牧文明，以便区别于后来的工业文明。
最早的文明产生于旧大陆的大河流域，这不是偶然现象。文明的产生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大河流域是农业的发祥地或最早接受农业文化的地区。这里的居民也是金属工具的发明者。先进的农业经济和金属工具与大河流域比较肥沃的土地相结合，使这些地区的居民较早生产出超过个人所需的剩余产品，引起最早的社会分化，为率先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准备好了适宜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史前社会在进入旧石器时代末期，可能普遍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彼此不能通婚的人们组成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的本质特征是实行族外婚。但这种族外婚是固有的还是在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目前没有定论。
部落是比氏族规模大的社会组织，最初可能由两个互相通婚的氏族构成，逐渐衍生为众多氏族构成的较大型社会集团。根据氏族社会的活化石、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部落状态推测，一个部落可有几个或十几个氏族，每个氏族有自己的酋长与议事会等管理组织，部落有酋长会议、部落大会。部落的进一步发展会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并有相应的联盟机构。大型联盟如北美易洛魁人联盟是六个部落联合，成员多达两万人以上，可视为国家的雏形。
根据现有氏族部落样本的调查，氏族部落一般以父亲一方计算世系，称父系氏族，个别以母方计算世系的称母系氏族。农业革命之后，犁耕与锄耕农业以及剩余产品的出现，致使男女之间产生明显的社会分工，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模式逐步成型。随着部落之间因土地与水源的冲突而出现械斗和部落战争，男性因扮演的社会角色更为重要而在氏族部落中确立了优势地位。
随着农业技术与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氏族集体生产、平均分配的传统做法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公有土地分给各个家庭使用，没分配的只是集体共用的森林、草场和水源。
个体生产的自然走向是两极分化，因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在春种秋收与家畜饲养的过程中，在对外冲突与掠夺的过程中，一部分较有能力的人积累起较多财富，特别是那些拥有权力、具有智力与体能优势的氏族部落酋长与军事首领先富起来。
此外，工具的精细化使得制作石器、陶器、早期铜器、玉器等产品专业化，手工业与农业畜牧业分离开来，随之出现了从事交换的商人。创造与积聚家庭财富的形式因此多样化。私有观念日益加强，人们愿意把自己积累的财产据为己有，不受公共权力的干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陷入贫困的境地，被迫向富裕的族人借贷，寻求帮助，并允诺日后用产品或个人劳动来加以偿还，保护私有制的规则随之面世。考古工作者在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都发现明显的贫富差别，而之前并没有陪葬物差异很大的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的实证。
贫富分化造成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过去氏族传统的互助与平等的原则改变为保护私有财产，维护既得利益的新原则。富有的成员利用自己优越的地位控制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力求把这种领导权变为特权，传给自己的后代，这样就产生了贵族阶级。大多数占有自营土地的氏族部落成员则成为与贵族相对应的平民阶级。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平民会因土地被抵押或被抵债而变为无地贫民，依附于贵族，甚至沦为债务奴隶。古代西亚、中国、希腊、罗马的史书与法典中都记载有阶级社会早期的债务奴隶制，便是这种社会分化的写照。
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的劳动有了更多价值，在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中，人力与土地、水源、生活资料成为争夺的对象。被俘的异族成员不再被杀死或被纳入取胜的一族，而是变为供战胜者驱使的奴隶。由于奴隶是异族人，主人可以用极为残酷的手段榨取他们的劳动。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成为最早出现的阶级对立的又一种形式。
基于目前的史料，氏族部落权力组织转化为国家权力组织的途径不止一种。比如，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征服其他部落或部落联盟，把原氏族部落组织变为维持被征服者的暴力机器。古代雅利安人对南亚当地人的征服、古希腊的斯巴达对邻近多利安人的征服并进而形成的国家，是这一途径的案例。再如，氏族部落的首领（酋长、宗教领袖、军事领导）因社会矛盾的激化，把手中权力变为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自己成为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制约的家天下的国王。这一途径最为普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国家、古埃及诺姆国家、中国古代关于禹废除禅让制建立君主世袭制的传说、古希腊雅典和意大利罗马最初的君主国的建立，都遵循这一路径。
无论何种途径，国家形成过程总有一些共同特点，即氏族部落机关日益脱离社会，转变为与大多数社会成员不相容的、由少部分人行使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所以，农耕文明时代的国家本质上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富有阶级的权力组织。
公元前4000年代末，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在北非尼罗河流域的上下埃及地区，西亚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地区。公元前3000年代末，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岛屿、西亚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伊朗高原西南部、叙利亚埃博拉地区也形成了众多早期国家。公元前2000年，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腓尼基、阿拉伯半岛南部产生了国家。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0年间，亚洲、非洲、欧洲绝大部分适于早期人类居住的地方和美洲中部地区都形成了国家，公社制的史前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普遍解体。
世界史上的所有原生国家因为从氏族部落脱胎而来，氏族部落的狭小性决定了早期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一般以一个城市为政治与防御或经济中心，实行世袭君主制，君主的住所与行政机关设在城市当中，为一国自给自足所必需的农村与小城镇散布在中心城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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