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会和文明

都市社会和文明^[1]

路易斯·沃思

试图通过大量积累事实，来寻求提升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这种做法与一心想要概括宇宙万物普遍规律犯的是同等严重的错误。如果不去假设一个相应的参考框架，或者一套能用来辨别事实、并能将事实与想象区分开的标准，我们就无法真正地去发现真相。同样，如果我们的研究不以那些先前经验事实的概括为基础——它们早已被发现并得到修正，那么我们也无法得出任何与实际的人类问题相关的有效概括。也像其他领域的知识，社会科学很有可能是在从相对较为新奇的角度，在审视各种各样的事实现象这一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或者通过扩大和区分我们的观察角度，来支持那些在现有的观察范围内无法进行理性分析的事实，从而使其也能得以发展。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些相对较新的问题，或许藉此可以找出一些新的答案。而一旦我们有了一个合适有利的角度和空间，我们希望能理解这个世界。

通过将西方的城市化置于我们视角的中心，我们有希望获得对于城市化崭新的认识。但是，为了避免被看作仅是打算局限于室内科学一隅的研究——这类视角并无过人之处，只是把研究当作一种逗孩子的躲猫猫游戏而已。我认为很有必要去选择都市生活的平台，来对当代社会的场景进行分析。因为我们称作的异于文化的文明也起源于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生活影响能辐射到全球的发源中心，亦为可控的一极。当代社会的存留问题在城市中尤为尖锐。现代文明的问题也正是典型的都市难题。

一些人往往会被劝说接受这样一个被认为合情合理的观点，便是将都市生活视为一个很好的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中心主题，并需要不断发展和推进它。这些被劝者可能会辩驳，因为这毕竟只是众多观点当中的一个，何况诸多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而有趣的因素都未曾被解释，更多的甚至是被扭曲了。这样的问题，同样发生在一些概念中。这些概念旨在使社会科学家的高度的专业和广泛的兴趣融成一体。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口集中在都市，城市化的过程与其相应的生活模式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西方社会。这些事实都在表明，几乎每一个与当代社会相关的重要论述，都包含了“都市生活”这个被随意使用的术语。另外，几乎所有的旨在解释关于我们文化价值问题的论述，似乎必须包括这种都市社会结构，它们不是被作为自变量，就是作为因变量来使用。与此相反，理解城市会使你不可避免地面对文明的众多方面。

也许，在证明了意外事件发生过程中出现的因素后，这些评价给你留下的印象就是对于合理化的刻意追求。我不会去回避和掩盖这样的事实，在发展这个研究视角时，这所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受到了挑战——来自他们生活的这个发展迅猛的大都市激情四射的生活。有时，他们甚至在研究过程中受经济利益驱使，倾向于用极为简单的方式陈述和解释一些问题，以至于会用一些刚涉足这个领域时所观察到的现象来解决问题。而他们和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家不久就发现，芝加哥大学的这些具体而又紧迫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研究过程，就本质特征而言，其实是每个城市的问题和进程。事实上它们也是整个工业化、都市化世界的特征。这些问题如果适当地加以分析，就能像20世纪揭示宇宙（或者混沌）及其产生一样知道问题所在。

这项对于城市的研究，说明它不仅对于科学地认识城市自身，而且对于理解矗立在较大范围内的当代社会秩序是极为关键的。虽然在生活的大城市中遇到了一些智力和现实上的挑战，但聚集在此的社会科学家们已年近九十，自然沿袭了当时欧洲和美国大学的普遍做法，在这条构筑牢固的传统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行。然而巧合的却是，这所大学建立时，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依然非常年轻。社会研究，尤其是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正在寻求经验基础，而不是屈服于先前公式化的体系——而此前一直受其冠冕堂皇的统治。几乎从该大学创办以来，此地的社会科学小组就开始研究一些由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内部实体、经济、政治所暴露的常见而又有趣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着眼于传统理论，同时，另一些人则忙于观察他们眼前的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自我们短暂的一生的最初阶段开始，理论和经验调查即不曾分离过。相反，它们彼此补充。

仅仅是在大学创立后两年，便出现了由社会科学系成员撰写的两部文献。当我们将他们当成新鲜事物而为之好奇时，他们已经表现出了对于都市生活研究的持久兴趣。一部是由查尔斯·里士满所写的《社会观察问答集》，^[2]另一部则是阿尔比恩·W.斯莫和乔治·文森特共同编写的《美国生活记述》。^[3]而在这两部文献出版不久，又出现了由查尔斯·旭普林编写的一本关注市政问题和政府的著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经济、政治、社会学这些领域的一代学生都已开始进行关于都市社会结构的秘密研究。但直至1915年，才出现了一些证据表明经过协商达成的调查研究方案正在形成。这个证据就是由罗伯特·E.帕克当年所编写的一本名为《城市：调查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的意见》^[4]的著作。该书旨在唤起人们的注意力来获得经验研究的机会，并提供一个用来假设的系统实体，且使那些长期溺于图书馆的准社会科学家们，能尽快公正地看待都市生活。那些热衷于新闻的社会学家们，准确地说是那些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上受过广泛全面训练的新闻记者们，他们编撰的文献造成了学术的紊乱，使得研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渐成雏形。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博士论文，涉及内容颇为广泛，可以从《在股票市场上的社会问题描述》到《芝加哥高等生活的研究》^[5]。总体上，它们成为美国社会研究的典范，此前是1883年赫伯·B.亚当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早主编，但两者也有区别。因为它们是基于对于生活的第一手观察，而非仅仅通过通读书籍而可撰就。倒不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有意遗忘过去。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些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对于亨利·梅因爵士、东尼斯和涂尔干所写的古典著作较为熟悉，却对查尔斯·布斯的《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6]极为陌生。至于对韦伯斯和詹姆斯·布莱斯的研究，也更多只为那些在城市中的政治敏感者所知晓。揭露个人丑闻的文学受人欢迎但较少被模仿，更为乏味而科学的调查也回归自身。

然而，所缺乏的或者说是帕克教授所激励我们的，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它可以为问题公式化以及选择、描述、系统地解释事实提供适合的视角。在此过程中，尤其在类别中，两极概念是地位、契约、共生、共识、社会的机械而有机的团结。这些类别也被证明而作为普通的定位点。在20世纪前三十年期间，没有一个置身都市的美国学生会遗忘这个事实：以都市混乱为形式挑战公众注意力的是——在几代人的较短时间内，经历了从简单的田地均分法转变成复杂的都市工业主义秩序的痛苦症状。这个发展情况颇为有名，且在一些著作如埃德纳·F.韦伯所写的《19世纪城市的发展》^[7]一书中以数据的形式得到证明。但是影响美国都市文明的基本因素以及足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生活在都市中心新的呈现形式的方法，依然是我们所缺乏的。

但幸运的是，对于这一基础服务的经济支持并非只起到一个过渡作用，尤其是在有机会明确研究兴趣，建立帕克和梅里亚姆心目中的共同研究计划演变的研究中心时。这种共同研究的计划会在人们的支持下随时来临，但是目前尚不能即刻得到这类支持。该项支持还起到帮助形成一个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设施的组织的作用，这在学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组织就是“当地社会研究委员会”，专门承担着探究芝加哥这所城市的未知领域。但当芝加哥作为这项方案的中心时，侥幸来自外部的限制并不具体。从1923年该委员会开始运行，到1929年为各种研究活动提供场所的这段时期内，研究人员完成了最早的研究。这些研究于十年前已刊登在由T.V.史密斯和L.D.怀特所编撰的题为《芝加哥：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验》^[8]这一卷著作中。

在被世人所赞誉的十年里，该委员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那时被视为试验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大量的有机知识的形成，这些知识在意义上已超越了当地的情况。此外，这些试验也形成了一个被全世界科学家所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

文学上所显现出的都市和乡村的生活模式，其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城市间的不同，这就好像他们本身就与基于土地上的城市不同一样。由于承认这个区别的意义，已使研究人员聚焦于都市生活空间顺序这一问题上，这一空间顺序是由大量的人密集地集中于狭小的领土所形成。它也促使研究人员关注人们和社会机构在这种条件下调整自己的方式。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间，已经出现了社会科学、人类生态学的新学科并被广泛地传播。借助帕克、伯吉斯、麦肯奇和其他^[9]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以及十分准确、大量、适合于比较城市差异的数据，原本可以揭示集中、分散、隔离的物理结构和生态过程，用来揭示人类、机构的传承，以及用来区别各种各样的自然地域和构成都市世界物理框架的社会的文化特征。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反映了城市对于穷乡僻壤的统治状态。它不仅表明城市内的政治单元与其生态和文化领域有着较大的不同，同时也表明——自从其实际的生活轨道趋于冲破合法建立的静态边界以来，若有适当支持，城市将最终发展成为大都市。结果便是我们进入了每一个正在发展的城市边界内，一个由社会控制的无人的土地，它可以解释浪费、无序状态和我们的问题。

具体而言，它在政府单元相应的无数重叠而又冲突的服务和能量的迷宫中表达自我。目前正在进行的这种类型的研究有：健康组织、征税、营销、运输、政策、教育、供水系统、司法代理研究。它们的政治和行政意义已在由查尔斯·E.麦林和他的合作者所编撰的《大都市区域的芝加哥政府》^[10]一文中有过描述。我们也正致力于将这些研究与经济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这些调查旨在为建成芝加哥大都市的翔实计划提供基础。

最近几年来，这些问题在芝加哥日益突出，我们已将关注中心从对城市当地社会的详细分析，转到了在这个大都市中更大范围和区域的研究。大都市的概念也通过我们的工作已被很好地构建，故而对许多研究和论述变得很有必要，也有义务来分析和描述这些由城市发展和城乡关系带来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有序地陈述都市地域与地区规模发展的数据，被证明其对于解决土地利用、住房、交通、公共服务和计划拟定等问题时是必不可少的。而地区性的研究得以发展确实需要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芝加哥这个大都市区域，是一个由于相对较为固定的边界划分而被考虑其政治和行政的经济和社会个体。我们一直试图来解决这个地区的政治能力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个存在于经济和社会范畴之内的个体延伸到政治和行政领域。鉴于共同的利益和兴趣，并通过与出版过都市生活一书的国家资源委员合作，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我们的当地研究已经在全国引起人们的关注。^[11]该研究也被看成是对触及了都市化这根“魔杖”的国家所进行的研究典范。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用国民生活的幸福与否来帮助识别城市的战略意义。

城市并不单单指大量的人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它也是一个由彼此不同特征上表现出超常多样性的人所形成的区域。在这个方面，城市与被我们所称为原始、民间、乡下社会的实体形成了显著对比。结果，适用于理解都市人口的方法，与它用来理解更为简单和相似城市的方法也有显著差异。这便解释了如下事实：为了理解城市，我们不得不运用一些统计调查，来测定构成城市的人类因素。就如我们的社会一样，他们在性别、年龄上各有不同，在年龄、性别组上呈现出奇特的分布。并且随着在不同区域里移动观察，他们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极大差异。市场发展使得更广泛的劳动分布成为可能，因此他们又在职业上大不相同。他们在财富和收入上相异，从极其富裕到极度的贫穷和不安全。此外，由于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焦点位置，城市在其边界范围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同种族和血统的人，并且或多或少地使其彼此融合，并将其特征混合起来。在一个地方将他们混合，在另一个地方分裂他们，在一个地方促使他们合作，在另一个地方使之深陷于战争中。但是无论如何，城市还是建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综合体。这种不同特征的城市人的混合，是动乱的一个根源，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特征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为了理解这个已经很好地与社会实体衔接的混合体，在对居民处于不同城市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得到的全部特征。芝加哥第一个能够让社会科学的学生，通过将自己置于严格的分析中，从而获得丰富而又从未进行过的人口普查资料。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通过了伯吉斯及其合作者努力建立的、可用于理论和实际研究的基础资料库。在即将出版的关于芝加哥大都市人口的专著论文中，我们将基于详细的人口普查和当地社会调查的描述和分类，延伸到了由都市地区所组成的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经验和那些可以解释城市发展速度减缓以及人口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的重新分布现象的偶然事件，我们也及时推进研究。显然，只有客观地呈现数据才可以解释如此让人难忘的宏观现象。

为了进一步认识城市的人口，其中一些知识是无法通过数据来描述的，比如出生率和死亡率、性别比例、房屋租借中介费、公民身份、公民的教养程度和受教育水平、职业从属、人种、宗教等。故而运用我们现有的但不是急需的知识，对于我们来研究方方面面并无帮助。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运用了分析代表样本的方法。在较小规模的数据汇总中，如人类学家善于研究的相异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这样的方法未必要用。但作为社会科学家，既然他们要研究人类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比如，由人们的主张和期待所形成的、与简单采用数字描述整体截然不同的网络），社会科学家就不得不发明适合于探索研究社会化、有别于自然并具有内外部特征现象的方法。因此，进行这样的研究就要求社会科学家运用交流、质问、采访以及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类文献等方法。从W.I.托马斯撰写《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2]一文至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在试图解决如何将人类文献材料编写服从于科学研究这一问题。一系列的包含统计、案例分析、野外观察等方法的论文卷册，都证明了社会科学家一直在不断完善一种方法——尽可能精确，同时又不局限于人类生活外部特征，但又足以帮助他们认识有意义的行为和社会价值。今天的都市社会与它发展源头的原始农村最显著的不同，可以在存有分歧的社会结构中体现出来，而这一分歧更是现存的历史社会两个理想典型极点的特征。

这一不寻常的，象征着都市生活的场景，体现在与人们社会生活距离相连的对待自然的亲近度上。它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社交的基础，并且使得被一些较小社会组织视为典范的人类本质特征受到了极大的束缚。^[13]

数以百万的人离开了适合于耕种的土地，集中在城市中并且得以生存下来，这本身就预示着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胜利。这些让城市的存在变为可能的技术革新，也正在继续重建我们的城市。比如，就像蒸汽使我们联系在一起一样，电同样有着分裂和重新分布我们的潜力。因而，技术革新作为已然进入都市文明、但尚未产生工业化的民间社会向前不断发展的基础，绝对没有停止下来。现代社会所依赖的复杂又高效的机器，既带来了有利的影响，也造成了扰乱的作用。就对于技术和发明的社会方面研究而言，很可能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超越威廉·F.奥格本。例如，正像奥格本所证明的那样，在简单社会中，还是一个社交的微观世界的家庭，由于现代技术的影响下已经在结构和功能上完成了转变。事实上，在这种瓦解过程中，针对城市家庭的研究还算不上是对一个家庭结构的研究。伯吉斯和他的学生莫瑞尔、弗拉兹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已经详细地探究了都市生活的这些含义，并且用大量的、从家庭类型中获得的经验证据来支撑他们的结论。这些家庭类型是在芝加哥的不同种族、国籍和经济的社会中发现的。

我们最近刚刚开始了一系列对于都市社会经济阶层形成的研究。我们从中发现建立在生态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因而证实了一个古老的假设：在西方世界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组织，新型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它们以非个人关系为特点。在这种组织和结构中，金钱连接成为了最重要的联接纽带，兴趣和意识形态取代了血族关系和传统，起到了将人类的个体与工作团体有效地联接起来的作用。人们之间的关系趋向于非个人化，以至于除了可以为有组织的团体发言外，没有人能在个体上显现出价值。对于米尔和他的学生们在贸易联邦主义和集体商讨上的研究，生动地证明了这种普遍性。同时一些政治科学家的研究也呈现出在政治领域上的相同趋势。麦林和戈斯内尔对于选举过程和政治领导能力的研究，也表明了向形成有代表性的民主形式过渡是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

然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不仅潜心于对家庭的研究，而且还对其他的社会机构和结构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为了各种与人类可能的兴趣相符的目的，他们一直在寻求理解一些职业团体如：医学和法学教授、房地产商、教堂和宗派、娱乐和文化代理处以及其他一些有组织的团体，以此来找出一种对于都市人需求和渴望的有效表达。一百多年前一名洞察敏锐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就已经关注在美国人生活中十分盛行的各类自愿者组织。^[14]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发现这些城市问题中有个问题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人们会对一些不属于他们兴趣范围之内的事物感兴趣。虽然自愿者协会所组成的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城市，然而，还是会有一部分流动的非组织的群众团体，他们不仅会成为有权有势的那些领导者的掠夺对象和那些吹嘘得令人神魂颠倒的口号的牺牲者，同时也会到处受到来自过分自信压力群体的攻击。这些集团是受到了现代策划手段的激励，它们不再主要是学校和讲坛，而是报刊、电影和电台。如果我们进行在城市中社会经济分层形成和自愿组织的研究，并且如愿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好地对现代都市社会的集体活动问题、控制他们的因素以及调整应对这些问题所需的制度生活一一进行说明。社会组织的许多新形式已被逐一进行了分析，如股票交易、信用市场、私有和国有公司、专业的组织、教派、俱乐部以及政治党派。怀特在公共行政上尤其在公共人员行政上的研究，以及利兰在公共财政上的研究都说明：我们进行新型都市生活模式对国家功能所产生效果的实验性研究，从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正在增加。

不仅是基础过程，一些当传统机构和控制在都市生活的重压下相继瓦解时所产生的实际问题，也在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仔细研究的范围之内。伯吉斯和他的学生对于不良行为、犯罪、精神错乱、自杀、家庭分裂的研究，道格拉斯对于失业的研究，以及政治科学家对于嫁祸、政治操纵、腐败的研究，再加上社会服务行政学校全体教员的贡献——关于人们在陌生都市环境中遭受不幸时的应对技巧，所有的一切都将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从变戏法的水平提升到了接近于能够产生理性推理的高度。

所有的这些具有特征的都市现象研究，都是以一些以前因为被视为与科学研究无关而无法得到或被人们所忽视的材料为基础的。为了收集这些材料，我们发展了一些经常被认为适合于广泛使用的新技术。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继续收集常规的材料，尤其是在当这样做已达不到进一步科学目的，或是当这种做法的功能完全可以让有更加充足资源和直接责任的其他机构来承担时。因此，像麦克米伦和杰特所牵头的、借助已注册数据的实验一直在进行着，直到这样的实验引起了政府机构的兴趣，并使得这项实验被政府当成常规政府功能而接管。这样的事例也出现在对于公布人口调查的实验上。在由贝茜·L.皮尔斯小姐指导下制定的最早的“芝加哥历史”^[15]方案中，类似的开拓也处于危险中。进行这样的研究，就是要说明通过现代历史分析技术来使用当地历史数据的可能。它的研究发现就像是我们所有的其他社会研究的基础一样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却超出了它所带给我们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在芝加哥历史上的最近一段时期，它将只是勾勒出都市发展的主要轮廓，而将撰写相关论文并最终成为著作的任务留给了其他的学者。它也将说明就城市的历史而言，文明的历史可以重写。同时还说明了我们美国的城市，就像其他任何地方的现代城市在构建他们自己的文明国度一样，成为了欧洲扩张的部分和产物。

变革的特点是不到最后戏剧性的阶段，它是不会受到人们的认可的。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变革。它改变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使得我们进入从一系列相对隔离的、局部的、静态的、以简单手工业为主且实行着世袭制制度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单一、独立、综合的、技术的、动态而且内部有着高度差异的大都市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仍然是多元化的，但是我们的文明是唯一的。城市便是此种文明的象征。我们要么掌握这种复杂得带有不祥征兆的实体，要么在它的笼罩下而死亡。亚里士多德曾提及的、有着一个崇高结局的平凡生活，正如人类的经验所预示的那样，似乎在城市中可以更好地去追求。为了真正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在以科学理解生活新模式作为基本过程的前提下，我们的研究还是要发挥其指导作用。

周旭峰　译

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1897—1952），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公认的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

【注释】

[1]此文章曾在1939年1—2月庆祝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典礼上宣读过。

[2]Boston：D.C.Heath ＆ Co.，1894.

[3]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New York：American Book Co.，1894.

[4]American Journal of Society，1915，第20卷，pp.577—612.

[5]Thomas James Riley，Ph.D.thesis，Chicago，1994.

[6]New York：Macmillan Co.，1903.

[7]New York，1899，Columbia University Ph.D.thesis.

[8]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

[9]上述和其他参考请看James Quinn，“Topical of Current Literature on Human Ecology”，即将在Journal上刊登。

[1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3.

[11]Our Cities：Their Rolein the National Economy，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and Urban Government，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9.

[1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8；New York：A.A.Knopf，1927.

[13]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XLIV（JULY，1938），pp.1—24.

[14]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Henry Reeve（rev.ed.；New York：Colonial Press，1899），II，p.114.

[15]Vol.I，New York：A.A.Knopf，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