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种族

时间：2022-07-1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达尔文把人从上帝手中解放出来，归还于动物界，从而使人类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了正确认识。根据地史学的研究，人类生活的地球大约形成于40亿—50亿年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古人类学界有人论证后认为，人和猿的分离至少在1400万年以前，最早的人科成员为腊玛古猿，其是由一种森林古猿演化而来。然而，随着有关学科的不断进展，“腊玛古猿是人类祖先”的认识被质疑。

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是重要的基本科学理论问题，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科学根据之一。应该说，人类对自己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世界各民族在自己的神话中都有关于祖先的描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只是由于人类本身认识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得到正确回答，常常导致唯心主义的结论。中国就有女娲氏抟土造人的传说。古埃及人相信第一个人是由神在陶器场里塑成的。在《圣经》中，“泥土造人说”变成了“上帝造人说”，并长期蒙蔽了世界上芸芸众生，阻碍了科学研究工作的进程。千千万万基督徒相信，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气的人，这就是亚当。后来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造了一个女人，她就是夏娃。由于他俩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去耕种土地，从此便在世界上繁衍生息，这才有了今天的人类。

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关于人的起源问题逐步产生了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古希腊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提出了“从鱼到人”的观点；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周提出了“马生人”的论点，汉代石刻上还描绘了鱼—猿—人的演化图景，16世纪，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发现男人的肋骨并不比女人少时，便对“上帝造人说”提出质疑，但在当时基督教统治欧洲的黑暗时代，他差点因此被迫害致死。法国学者布丰（G.L.Buffon）最早提出“人猿同祖”的思想，随后，法国学者拉马克（J.B.Lamarck）在布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起源于猿的一般过程，他认为由于环境的改变，古猿被迫下地直立行走，从而促使手脚分工，还提出古猿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单靠叫声和表情已不够用，需要产生语言，于是猿变成了原始人。到了1859年，英国著名学者达尔文（C.R.Darwin）写了《物神起源》一书，提出了动物不断变化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学说，这对正确认识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863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在达尔文进化论启发下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他运用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科学成果，研究了前人发现的头骨化石，找出了从猿到人的过渡类型，论述了人类与猿的亲缘关系，明确提出了人猿同祖论。1868年，德国学者海克尔（E.H.Hackel）写出了《自然创造史》，用大量事实进一步论证“人猿同祖”论，还把人类出现以前的动物划分为若干“祖先级”，从而建立了人类起源的谱系树。1871年，达尔文又有了重大研究成果《人类起源和性选择》，他论述了人类在生物界里的位置、人与高等动物的亲缘关系及其区别，他认为人类与猿类的分化不是超自然的东西，而是生物演化的规律，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结果。达尔文把人从上帝手中解放出来，归还于动物界，从而使人类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了正确认识。但是达尔文及其他学者当时都不能彻底解决人类为何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以及远古人类怎样发展为现代人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问题作出了正确回答，这就是劳动创造了人的思想。1876年，恩格斯在其名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人由古猿变来”，“是劳动创造了人”，那么，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今日猿类与人类共同的祖先是谁？人类的古猿祖先又是谁？是在地球上什么地方最先出现人类的？

根据地史学的研究，人类生活的地球大约形成于40亿—50亿年前。地球的历史可划分为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五大阶段。其中每个代分为若干纪。每个纪又分为若干世。人类起源和发展于新生代。新生代一般认为是距今7000万年，新生代分为第三纪（Tetiary）和第四纪（Quatemary），第三纪占有6700万年，第四纪只占最后300万年。第三纪是哺乳类动物发达的时代，最早的人类祖先出现于第三纪后期，而人类的进化部分则在第四纪。

近100多年来，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提供了大量有关人类进化的实证材料，但对人猿分离时间问题，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最早人类的历史被认为不过数千年，随着欧洲尼安德特人类型化石的发现，人类历史被向前推进到10万年以上。20世纪初期，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现，则又把人类历史向前推进到几十万年。50年代南方古猿化石在人科中的地位被确立后，人类历史被延长到300万—400万年。从60年代中期开始，古人类学界有人论证后认为，人和猿的分离至少在1400万年以前，最早的人科成员为腊玛古猿，其是由一种森林古猿演化而来。

1932年在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最先发现了腊玛古猿（Ramapithecus）化石。腊玛是古代印度史诗中的英雄。考古学者刘易斯（G.E.Lewis）对其研究后认为，其犬齿与其他齿平行，无缝隙，齿弓与人一样呈抛物线型，脑呈300cm³，体重10—15公斤，可能是向人的方向发展的人科早期代表。1965年，美国学者西蒙斯（E.L.Simons）和皮尔彼姆（D.Pilbeam）把中新世和上新世^[1]的大型猿类化石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森林古猿，另一类是腊玛古猿，并认为后者是人类的祖先。据对腊玛古猿个体分析，非洲肯尼亚古猿（Kenyapithecus Wickeri）属中新世晚期，距今1400万年；中国云南小龙潭煤系古猿化石亦属中新世晚期，而西瓦立克腊玛古猿时代属上新世早期，距今1000万年至800万年前。综合世界多地区的发现，腊玛古猿大约生存在1400万年至800万年前。

然而，随着有关学科的不断进展，“腊玛古猿是人类祖先”的认识被质疑。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对现代猿和现代人的蛋白质相似性的研究表明，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具有较多相似的蛋白质。应用清蛋白和输铁蛋白的免疫学、免疫扩散、DNA杂交等方法所得的结果，表明人猿分离的时间较晚，距今不过400万—500万年，这与化石得出的年代相差甚远。此外，人们对腊玛古猿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西瓦古猿的化石有了更多的认识，不少人类学家对腊玛古猿是否人科的最早成员及是否在人的进化系统中提出怀疑。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指出，在每一个腊玛古猿化石地点甚至同一层都有西瓦古猿化石存在，而后者肯定是猿类。两者在形态、性状的许多方面没有重大差别，应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它们的学名，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西瓦古猿在先，腊玛古猿在后，因此腊玛古猿的属名应予取消，并入西瓦古猿，作为西瓦古猿的雌性个体。如此便否定了传统上的认为腊玛古猿是人科最早成员的认识，人类的历史也比原来所设想的大大缩短了。与此相关，有关人类进化谱系的观点亦有所改变。原先认为人和猿来源于共同祖先，约在中新世时期，便开始从主干上分开，一支发展为现代猿，另一支发展为现代人。在生物学分类上，前一支的所有种类都归属猿科（Pongidae），后一支上的所有种类归属人科（Hominidae）。现在的观点则是，中新世的人猿超科成员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它们与现代猿或人的关系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有明显的祖先—后裔的系统关系，而是模糊不清的，究竟哪一种是人的祖先，哪一种是某种现代猿的祖先，现在尚无法确定。

由于对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存在争议，到目前为止，能够确定的最早的人科成员是南方古猿（Austratopithecus），其生存的地质年代从上新世一直到更新世^[2]早、中期，大约距今500万—100万年前，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人属成员共存的。南方古猿（简称南猿）是1924年在南非的汤恩（Taung）地区被发现，是一个6岁的幼年头骨化石。从1936年起，陆续发现了类似化石，经过对大量标本比较分析，人类学界一致同意各种南猿可归为一个属两个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或称南方古猿纤细种；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首先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wai gorge），随后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Turkana）周围，也发现了南猿化石，进一步扩大了南猿地理分布和时间范围。特别是70年代在坦桑尼亚的莱托里尔（Laetolil）和埃塞俄比亚的哈达（Hadar）又发现了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表明南方古猿代表了一组形态变异范围大、生存时间延续相当长的人群，它们的生存时间大约距今500万—100万年前。在它们身上，一方面仍保留着若干人猿共同祖先继承下来的原始特征，即“共同遗传的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已经进化出了这一支所特有的、而与猿那一支区别开来的人科特征，即“独立获得的特征”，表现在齿弓、头骨、枕骨大孔、髋骨、拇指等多方面，表明南猿的进步种类已从猿的世代系统中分化出来，采用了两足直立行走的行动方式，换言之，实现了从南猿到直立人的质的飞跃。而这种早期直立人的化石和石器材料迄今基本上发现于非洲：1964年由李基（L.S.P.leekey）等人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发现了能人（Homo habilis），年代距今约190万年，属早更新世，能人是当时奥杜威成百上千件石器的制造者，原始直立人（Proto homoerctus）也发现于奥杜威，同属早更新世。莱托里尔距奥杜威40多公里，1974—1975年在这里发现了距今350万年的人属化石。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Omo）河谷也发现了能人的化石和石器。从1972年起，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河东面的库彼福拉（Koobi Fora）发现了早更新世人，年代在290万年前。在图尔卡纳湖以东几个地区，还发现了300多块粗制砾石石器，年代距今为244万年。在南非的斯瓦特克朗斯（Swartkrans）曾发现远人（Telanthropus）化石和石器，年代距今200万年；在南非的斯特克方丹（Sterkfontein）近些年发现了能人的牙齿和石制手斧，年代约190万年。在乍得也曾发现早期直立人的化石。以上这一切证实了达尔文100多年前的预测“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人类的真正祖先南方古猿中的先进类型经常使用天然石木，从事采集和狩猎；在当时野兽众多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合群的力量才能生活；群体成员之间为了进行共同的劳动与防卫，就有了互相交流的必要，因而与初级意识一起，分节语言也开始产生了；他们没有婚姻规则，实行杂乱的性关系，不存在任何家庭，这一切标志从猿到人的过渡状态。这一过渡状态既反映了人与自然史的联系，又是人类祖先用自己的劳动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这是自然史向人类史过渡的桥梁，是人类历史的曙光。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相当一段时间，一般认为人类的共同祖先是腊玛古猿，而腊玛古猿化石在亚、非、欧各洲诸多地区均有发现，也就是说，在地球上不同地区在1400万年至800万年前发现了人类，但是缺乏实证材料。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腊玛古猿是人类祖先”的观点已被否定，目前有确实考古发掘材料证明，人类的祖先是出现在非洲广大地域内的南方古猿，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南猿化石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南非、乍得等均有发现，而且分为纤细种、粗壮种、阿法种等几个类型，南方古猿各类型是如何进化为人的，迄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阿法种是最早的南方古猿，在200万—300多万年前分化，一支向人的方向发展，另一支演化为非洲种和粗壮种，并灭绝于更新世期间；另有学者则认为，阿法种演变为纤细种（即非洲种），纤细种中的一支进化为人类，另一支演化为粗壮种，并未进化成人类。总之，对南方古猿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化石材料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可以这样说，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源说”和“多源说”的争论，在初期一个时期，主要围绕着“人类起源一个地点还是许多地点”，换言之，人类发祥于哪个大陆，是亚洲，是非洲，还是欧洲，或者是在几个大陆都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人们的争论变为关于人种是否与动物的种相对应问题。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学家有充分根据认为，全体现代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都属于同一种，即“智人种”（Homo sapiens），它本身又分为若干较小的单位——“人种”，即人类种族（简称种族Race）。主张人类种的同一性者，即人种一源论者，自18世纪起就与人种多源论者进行着论争。人种多源论者坚持认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等不同种族并不属于同一个“智人种”，而各自属于特殊的、彼此独立产生的种。事实上，二者争论的核心是探讨“种与变种是什么关系”以及“应该怎样描述人种之间的差异”。

多源论者确信，人种与动物的种相对应，从而认定人种是在地球各个不同区域独立产生的，而且坚持认为，人种不可能由一个种变为另一个种，否定外界条件在人种差异形成中起任何作用，最终为黑种人、白种人及其他各人种之间在体质结构和精神生活方面有着根本差异的理论开辟了广阔的领域。瑞典生物分类学家林奈（Carlvon Linnaeus）的观点一度占统治地位，他认为：造物主创造了多少种，自然界就存在多少种。19世纪初，人种多源论在法国一度十分时兴，代表人物是维雷（Wirey）、德姆伦（Demulen）、圣万桑（Bori De Sen Vance）等，维雷甚至试图以《圣经》中关于诺亚的儿子闪姆、雅弗和含姆的传说作为其种族不平等理论的基础，认为雅弗（白种人的祖先）和闪姆（浅黑色人种即蒙古人种以及铜色人种即印第安人祖先）是第一级种族的鼻祖，“被上帝抛弃了的”含姆则是第二级种族（即黑色人种及其相近者）的始祖。19世纪中期，英国的人种多源论者诺克斯（Nox）、亨特（Geng），美国的人种多源论者莫尔顿（Morton）、诺特（Nott）、格里顿（Gliddon）都公开支持贩卖黑人，从人种多源论者变为种族主义理论鼓吹者。

人种一源论者的观点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6—18世纪，人种一源论同基督教会传统密切相关，社会舆论将其看做维护教会关于人类起源于亚当和夏娃的信条。18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种一源论摆脱教会传统的倾向已十分明显，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在实证材料面前都坚信人种一源论，例如布丰确信人种的差异是在地理环境不同条件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与他十分接近自然进化论观点有关。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巩固了人种一源论的正确性。进化论取得胜利之后，人种一源论和多源论之间的争论转移到人类系谱问题上，持有人类种族起源于同一种动物祖先观点的人，被称作一元发生论者，持有相反观点的则被称作多元发生论者。

人种一源论者或一元发生论者对于人类种的单一性具有大量的确凿证据。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的人种（Race）在杂交过程中都可以产生具有正常生殖能力的后代。根据林奈对整个生物界进行分类的研究，所有人类应属一个统一的物种（Species），除了具有相同的形态特征和共同的分布地区外，物种更重要的是种内可以互相交配生育，种间则不能做到这一点。“种”是一个严格的内婚繁殖单位，换言之，种与种之间以“生殖隔离”作为界限。正是根据这一标准，整个人类则属于一个“种”，即“智人种”。“智人种”之下分为不同“人种”，即种族，世界上各种族虽在体质外貌上存在某些差异，但均能互相通婚，并能生育体力和智力都很健全的后代，而不存在任何生殖隔离障碍。

人种多源论者为了反对一源论者，甚至提出不顾事实的观点，指出一些种族和其他种族杂交会产生无生殖力或生殖力弱的混血儿。实际上，恰恰相反，人们可以看看，种族构成十分混杂的南亚、马来群岛、南非等地区的居民为什么一直呈高出生率状态。一些地区“杂种”居民和“纯种”居民之间的百分比统计同样可以批驳多源论者的观点，例如西非的佛得角群岛，1998年有居民40万，其中80%为混血种佛得角族人，“纯种”尼格罗黑人占17%，欧洲人占3%；对巴西进行抽样调查表明，居住在森林地带的“纯种”印第安人占当地总人口不足20%，而混血儿（白印混血种以及白黑混血种）则占到33%。

多源论者对这种统计数字一再反驳，提出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混血儿人口众多只是由于杂交双方种族中某一方不断提供“纯净的”血液，而混血儿本身是不可能产生强生殖力后代的。这种说法被南非的事实所否定，众所周知，在南非的开普地区，从荷兰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起，几百年间，布尔人（荷兰人后裔）与当地科伊科因人（旧称霍顿督人）婚配而产生了一个“有色人”族体，在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年代，“有色人”与欧洲人是隔绝的，与科伊科因人也是隔离的，但“有色人”生育力很强，每个家庭平均有七八个孩子。此外，在大洋洲东南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有个皮特凯恩岛，18世纪末沦为英国殖民地，该岛的一些居民是一些英国水手与土著塔希提人结婚所留下的后裔，其生殖能力非常强，使该岛混血居民的百分比不断增长。

此外，在世界范围内，混血现象普遍存在，种族过渡类型越来越多，都支持一源论者的观点。不同种族相邻而居的地区，过去和现在都是有混血现象的地带，即使人为地设置种种旨在保持种族“纯净”的社会障碍和恐怖措施，也不可能完全制止种族混血的自发过程以及种族过渡类型的产生。虽然一些种族彼此在总的外部特征上有明显差异，但是所有人种都是通过一系列过渡类型而不知不觉地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土著很多方面同尼格罗人相近（黑皮肤、鼻宽、唇前突），而其波形发和胡须旺盛又与欧罗巴人相近。印第安人一般与蒙古人相近，但是美洲某些地区，他们的鼻子高耸，而与欧洲人相似。属于蒙古人种的东南亚各族则具有与尼格罗人相近的体质特征（鼻宽、唇厚而前突）。

还有一种现象也说明了人种的一源性。某一人种的地区性变种往往具有类似于相距遥远的另一人种的部分特征。例如，北极居民中的阿留申类型，比非洲尼格罗人的凸颌形更鲜明；西亚类型的某些变种具有如同许多蒙古人种的高眼眶。蒙古人种的独特标志——“蒙古斑”（胎儿或初生婴儿臀部的蓝色斑块），在波利尼西亚人、泰米尔人、僧伽罗人、伊拉克人中均有发现。

现代地球上的所有人类的祖先发端于距今数百万年前“南方古猿”的一个进步类型，系一个统一的“物种”，在整个生物界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生物树上显示为动物界—脊索动物界—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Hominidae）—人属—（Homo）—智人种（Homo sapiens），在它的下面则分化为不同的亚种、变种，即人类的种族（Races of mankind），一般的定义规定，种族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专业人类学和民族学家则理解为“经常地在内部进行婚配和繁育的种群（Breeding population）”，实际上主要是存在于外表体质特征上的人类变异，这种变异是作为人类进化和发展中必然出现并长期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多数考古学者研究认为，人类的种族分野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今只有四五万年的历史，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吴汝康教授以确凿的考古材料证明，人类在1.2万年前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布全球，我们可以认为那就是人类种族分布格局基本确定的时期。

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古代的人们对此就有认识。早在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人就采用了四种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不同的人种，可视为最早的人种分类法，用红色表示埃及人，黄色表示东方人，北方来的人为白色，埃及以南的非洲人以黑色表示。中国在历史上原是个人种较单一的国家，但随着汉、唐时期的兴盛和丝绸之路的开通，许多“西域”的“胡人”纷纷来到中原，这些胡人的体质特征自然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为此在著名的唐三彩人俑当中，就有很多高鼻深目、碧眼黄须、肤色浅淡的胡俑，与书画和陶俑中常见的“大唐”人完全不同。西安附近的古墓中还发现了一尊非洲黑人模样的陶俑：肤色漆黑、头发卷曲、宽鼻厚唇、大眼无须。然而，古人对人种的观察是局部、零散和肤浅的。对全世界的人种作出系统划分从而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人类学，还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眼界大开阔以来的事，先后经历了300年的发展过程。

1684年，法国内科医师伯尔尼埃（Francios Bernier）把全世界居民划分为4个人种，即欧洲人、远东人、黑人和拉普人。这可能是历史上对于人类的所有种族进行分类的第一次尝试。随后，许多科学家都曾致力于对人种的科学分类，其中以林奈较为有名，1735年他写了名著《自然系统》，以其独创的自然体系知识，正确地把人类归入统一的“智人”名下，又依据肤色和地理分布的不同，将整个人类划分为四个亚种（Subspecies），俗称“四大人种”：亚洲的黄色人种，欧洲的白色人种，非洲的黑色人种，美洲的红色人种。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研究的逐步深入，不断有学者对林奈的分类法进行补充和修正，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1781年德国的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哥丁根大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 F.Blumenbach）根据颅骨测量研究结果，作出了更为系统的划分法，将全世界人类划分为五大人种：高加索人种（Caucasian）——白种、蒙古人种（Mongolian）——黄种、马来亚人种（Malayian）——棕种、埃塞俄比亚人种（Ethiopian）——黑种和阿美利加人种（American）——红种。这种分类对于后来的人种划分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由此而促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y）的兴起。

由于在布鲁门巴赫时代大洋洲还没有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所以他的分类体系中还没有大洋洲人的位置，这无疑是一种缺陷。1870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的分类法对此作了弥补，从而完善了世界范围内的人种分类框架，他将人类分为四大人种：尼格罗人种（Negroid）、澳大利亚人种（Austrloid）、蒙古人种（Mongoloid）和高加索人种（Caucasaid或Xanthochroid）。大约同一个时期内，还有法国学者布丰提出的六分法，日本学者横山又次郎提出的八分法，布罗卡、居维叶和哈顿等人提出的三分法。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分法，过于笼统，不能反映出世界人种特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于是出现了一种越分越细的倾向，他们采用的方法从表面观察、体质测量到血液测定，到遗传疾病的特质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1879年，德国动物学家黑克尔提出了34分法；1885年，法国人类学家托皮纳提出了19分法；1900年，法国人类学家德尼克将人类分为六个“种族”（Races）和29个“种群”（Racial groups），细分法从几十种到几百种，但从来没有一种方案能够把整个人类分清楚。

在此背景下，美国著名体质人类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胡顿（E.A.Hooton）1946年提出的系统分类法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他在充分考虑到大洋洲人种的地位之后，认为世界人类可以在第一个层次上分成三大人种，每个大人种下面包括几个支分，分支下面又包括几个地区性的人种类型^[3]。这样一来，整个人类的统一性、人种变异的过渡性等内容都得到了客观的反映。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表关于种族问题声明时，采用了比较笼统的划分法，将现代人类划分为三大分支：蒙古人种分支、尼格罗人种分支和高加索人种分支。这一分类，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不过，在人类学界，至今仍在为更加科学的人种分类继续进行着探索。

当前欧美人类学界一般采用胡顿的分类法，即将人种分类划分为三个层次：大区人种、小区人种和种群。按美国人类学家加恩（Stantey M.Gain）的分类，全世界共有9个大区人种和32个小区人种。中国学者对人类种族的划分，尚无专门研究，一般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三分法。至于在三大人种以下再作更细的分类，则无统一规定。我们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词典》和《世界民族大辞典》时，采用的是两个层次的分类法：第一层次为3大人种，即蒙古人种、赤道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三大人种以下，再分为20多个“类型”，例如，蒙古人种以下分北亚类型、南亚类型、东亚类型、北极类型、印第安类型等；欧罗巴人种也相应地分为若干类型；只有赤道人种采用了三个层次的分法，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独到采用法。

人类体质特征上的多态性，即人类的不同种族，是怎样形成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绝不是“上帝造人说”所能回答的。试想想，人类的共同祖先——“智人”产生于距今三四百万年之前，而种族真正形成在四五万年之前，这期间经过了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这期间使人类从发祥地的东非裂谷地带遍布全球，应该承认，这数百万年的具体进化过程迄今学术界并未探索清楚，有关学者还在努力研究之中。

人类体质形态是指人体上各种可观察和可测量的表现型特质，例如皮肤颜色，毛发和眼睛的颜色与形状，鼻、唇、头型，面部特征，身体的高矮和粗壮与纤细等，这些特质都必须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即它们都只能通过遗传而得到，都是先天性的，而不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能够改变的。后天的各种特征，如暴晒日光使肤色变深，少动多吃使身体肥胖，体力活动造成的胼手胝足，机械损伤产生的肢体残缺，或因文化原因，诸如中国古代妇女裹出的小脚，百越人的文身断发，现代人的健美锻炼等，都不能作为种族分类的标准，因为这些特征是不遗传的。遗传特征则是与生俱来而且不能在一代人身上轻易改变的。例如，一对夫妇都属于黑色人种，那么他们所生的子女必然具有黑色皮肤，不管他们如何避免日光照射，也不管他们迁居到何处，肤色都不会改变。遗传特质具有这种先天固定的特性是因为控制这种特质产生的遗传信息即等位基因，已深深地镶嵌在拥有这些特质的个体的基因型之中了。

遗传信息的产生和固定是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通过突变（Mutaiton）和选择出现的。换言之，人类种群中的基因频率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之间总会发生一些小小变化，这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进化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生物体（包括人类）在性细胞的基因和染色体的层次上发生突变，突变之所以被固定下来，是因为它们经历了选择而达到了适应。

虽然，过多的突变是不利于物种稳定的，而不稳定的物种又不成其为物种，也谈不上对自然界的适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自然界又有一种淘汰机制，那就是选择。

具体到人类身上，经过突变之后的各种基因一旦通过受精过程而实现重组（recombination），就构成了特定的基因型，这种基因型又通过控制胚胎中各种身体特质的产生而形成表现型。表现型一旦产生，就会在无情的自然选择作用之下决定取舍。它将通过严格的淘汰来剔除绝大多数的不利变异而使携带有利变异性状的个体稳定地存活并达到繁荣。这样，各种生物体漫无边际的变异在经过自然选择的严格筛选之后，就只能朝着适应的方向发展和演化了。适应的个体能够产生出更多的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而不适应者则被从种群基因库（Gene pool）中淘汰出去。在生存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淘汰机制将为适应的个体繁育后代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使携带适应性状的个体的基因频率在整个种群基因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

任何一个种族的任何一个特质都是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的机制过程产生的，这就是人类种族的真正成因。

那么，世界上三大人种是怎样分化出来的呢？尽管从智人到种族的真正成因机制在上面已经讲到了，但是智人怎样演化为欧罗巴、蒙古和赤道三大种族难以具体讲明，只能大致分析和推断出形成的过程。

智人种是由“南方古猿”的一个进步类型（阿法种）演化而来的，这个阿法种分布在今日东非的裂谷地带，包括今日埃塞俄比亚南部、肯尼亚西部和坦桑尼亚北中部，这是三四百万年前的事情。智人具有较发达的大脑，双足直立行走，能够制造工具，他们走出非洲，到了西亚高加索地区，随后一支进入欧洲大陆，一支则向东进入亚洲内陆，进入亚洲的又有一支进入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进入欧洲的智人种的随后演化环节应该是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龙人；进入亚洲内陆的智人种的演化环节之一应是北京周口店人、蓝田人、元谋人等，而进入印度尼西亚与大洋洲的智人种演化环节应包括爪哇人，由这些演化环节上的各种新智人怎么样进化为三大种族，学术界至今还难以讲清。

人类学和民族学界一般认为，欧罗巴人种最初形成于地中海周围地区，包括北非、西亚和南欧，因为这个种族主体遍及整个欧洲，故称作欧罗巴人种，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个人种的最初形成地不是地中海周围这样广大的地区，而是西亚、中亚和东欧的接合部——高加索地区，故称为高加索人种。

地中海周围地区的欧罗巴人种属于这一种族的南支，肤色较深，眼睛和头发多半为黑色。其中包括两个类型，一是巴尔干—高加索类型，一是印度—地中海类型。后来，随着冰川的后撤，人们逐渐向北推进，于是在北欧光照较弱、气候寒冷的环境下，肤色变浅，眼睛变为灰色或浅蓝色，头发变为淡黄色或黄色，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欧罗巴人种的北支。其中包括两个类型，一是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一是白海—波罗的海类型。前者为典型的北欧人种，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后者则少许混有东邻蒙古人种的血统。此外，在南北两支分布地区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居民的肤色、发色和眼色则介于两者之间，大体上呈褐色，一般称作中欧支系，或称“阿尔卑斯类型”。生存环境对人种形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欧罗巴人种基本上在是寒冷的地区形成，所以鼻孔窄小、鼻管长、体毛发达便成为其体质特征，同样道理，由于日照较弱，所以皮下黑色素积淀少，肤色较浅便成为主要体质特征之一。

不难得出白种欧罗巴人种的形成和分布轨迹：先有南支，后有北支。南支中先有巴尔干—高加索类型，即该种族的最初类型，后来这一类型分别向西和向东扩散，便在南欧与北非、西亚和南亚次大陆形成了印度—地中海类型。北支中，先有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后来该类型向北向东扩散，便形成白海—波罗的海类型，这期间，部分群体与向西扩散的蒙古人种发生混合，故少许含有了后者的某些特色。北支与南支的混合则形成了“阿尔卑斯类型”。

人类学与民族学界一般认为，黄种蒙古人种的发祥地很可能在亚洲大陆北中部的蒙古高原，故取名为“蒙古人种”。正是由于大漠南北的风沙和干旱气候，使之形成这一人种的典型特征：眼裂细小，有内毗褶。这也就是前面讲到的“适应”的结果。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一样，它的形成和分布是一个漫长过程，从而形成不同类型。以蒙古高原为发祥地包括亚洲北部广大地区，为北亚类型，肤色一般较浅，为淡黄色，脸盘很大，嘴唇较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殖，一些群体往南迁到长江以南、直到东南亚广大地区，便形成南亚类型，肤色变深，脸盘缩小，嘴唇增厚，鼻翼加宽，部分人含有黑色赤道人种的特征；而分布在蒙古高原和长江以北地区的一支，便形成东亚类型，体质特征介于南亚类型和北亚类型之间，类似于欧罗巴人种中的“阿尔卑斯类型”的情形。大约距今1万—2万年，蒙古人种一支，应是北亚类型中的群体，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从而形成印第安人类型；随后又有群体进入北极圈之内，形成了爱斯基摩人类型，亦称“北极类型”。

人类学与民族学界一般认为，黑色赤道人种最初形成于非、亚两大陆的热带赤道地区，故称赤道人种。该种族分为东西两大支系，西支称作尼格罗人种，形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地区。实际上与尼格罗人种并列的在非洲大陆最初形成的还有两个古老支系，即俾格米人种和科伊桑人种。尼格罗人种本身又分两大支系，一是苏丹尼格罗人，一是班图尼格罗人。前者为尼格罗人种的古老类型，形成于两河一湖地区（尼罗河中上游—乍得湖地区—尼日尔河流域），尼日尔河流域形成西苏丹类型，乍得湖地区形成中苏丹类型，二者的最大特点是皮肤最黑；尼罗河中上游形成尼罗特类型，最大特点是身材高大，男性成人平均身高在180厘米以上。后者班图尼格罗人种为年轻支系，形成于距今3000年之前，分布在今日非洲赤道地区及南部非洲广大地区，肤色较黑，身材中等。而俾格米人种则发祥于赤道非洲的雨林地区，最大特点是身材矮小，男性成人平均身高为140—142厘米，肤色竟与蒙古人种相似。科伊桑人种旧称“布须曼”人种，亦为尼格罗人种的古老支系，最初形成于赞比西河上游地区，曾遍布东非和南部非洲广大地区，后来随着班图尼格罗人的扩散，今聚居非洲西南部卡拉哈里盆地荒漠地区，身材不高，男性成人平均身高为150厘米，肤色黄褐，面部多皱褶，臀部肥大。

赤道人种的东支也称澳大利亚人种，最初形成于亚洲南部赤道地带，分南亚的维达类型和东南亚的尼格利陀类型，二者的特点都是身材矮小，维达人平均身高154厘米，尼格利陀人在150厘米以下，在某些方面与尼格罗人种中的两个古老支系——科伊桑人种和俾格米人种相似。

在人口增殖和沿赤道地带向东迁徙过程中，在大洋洲地区形成了几个类型，一是澳大利亚类型，头发呈波状，胡须和体毛浓密，眉脊隆起，颌部突出；二是巴布亚类型，三是美拉尼西亚类型，二者肤色较黑，头发卷曲，但胡须不多。生存环境向赤道人种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因赤道附近气候炎热而需散热所以在漫长的适应过程中，该人种的鼻孔粗大、鼻管短，头发卷曲，在头上形成一个隔热的发展，因日照十分强烈，皮下黑色素大量积淀，故肤色最深。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发现，人类三大种族的命名都是以地区名称作为称谓的，或是发祥地，或是主要聚居地区，这种形成地区的自然环境为其体质特征留下了深深的“适应”烙印。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三大人种内部分化为众多支系和类型之外，同时在三大人种之间还形成了不少混合类型。大致而言，在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形成了乌拉尔类型和中亚类型；在蒙古人种和赤道人种之间形成了阿伊努类型和波利尼西亚类型；在赤道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形成了东北非的埃塞俄比亚类型和南印度的达罗毗荼类型，这些都是古代就已形成的混合人种类型，形成时间都应在万年以上。

整个地球生物史上，人类是唯一的一个分布范围遍布全球而没有在内部发生种系分化（Speciation）的物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奇观。造成这种奇观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拥有文化。靠着文化，人类能够从赤道分布到两个极圈附近，生存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而保持着物种内部的一致性，这是任何一种别的高等生物无法做到的。

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人们基本上确认，距今300万—400万年之前，分布于东非地区的南方古猿中的进步类型——阿法种转变为直立人，这是从猿到人的质的飞跃，是人类出现的第一个标志；与此体质上的飞跃相伴，出现了人工制造工具，也就是人类开始创造文化，恩格斯认为，制造工具的出现，才是人类真正的劳动。这是人类出现的第二个标志；与制造工具、懂得用火相应，出现了初步婚姻规则的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前氏族公社，马克思指出，“为了生计”原始群分成前氏族公社，这是人类真正出现的第三个标志。

早期直立人出现在距今300万—150万年，典型代表就是今坦桑尼亚裂谷地带发现的“奥杜威能人”，他们手足进一步分化，手已能制造工具（砾石工具和精制石斧）；脑部较发达，平均脑量637cm³到810cm³，额部高和头顶隆起表示语言区发达，可能产生了分节语言，已能建造简单的防风所（有一处发现了排成一圈的石块，似人工排列的房基），有合群能力，已有社会组织。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距今150万—20万年出现了晚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在距今30万—20万年才发展为智人。智人较之直立人，双手变得更为灵巧，脑的结构都有了重大进步。智人所处的时代是旧石器中、晚期，人类群体已从前氏族公社时期过渡到母系氏族的萌芽时期。

智人又分早期与晚期。早期智人生存于距今20万—30万年到4万—5万年，包括更新世中期后一段时间和更新世晚期第一段时期内的古人类。距今3万—4万年的旧石器中期与晚期交界阶段进入晚期智人阶段，也称“新人”阶段。“新人”已相当接近现代人，分布已遍及五大洲，是人类种族形成的时期。

以上的看法是一般的共识，但是尚存在若干有待探明的问题。首先是难以理清各种直立人与世界三大人种的繁衍承接关系，因为从数百万年前到数万年前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只知道从直立人慢慢演化为“智人”，早期直立人出现在非洲，而晚期直立人则出现在美洲和大洋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人类的种族产生于晚期智人时期（距今4万—5万年前），可以大致探索出克罗马龙人^[4]具有原始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中国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5]具有原始黄种蒙古人种的特征。但是，早期智人各种类型与三大种族的关系很难理清，只知道尼人^[6]与克罗马龙人有不少相近之处，可以视作欧罗巴人种的更早祖先，但是属于早期智人的中国陕西的大荔人、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贵州桐梓人等与属于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关系尚难以谈清楚，换言之，蒙古人种的更早祖先尚无法确定是哪一种早期智人。此外，人们只是按地域分布分析，认为爪哇人是赤道人种东支的祖先，但尚未发现与赤道人种相似的晚期智人化石。

另外，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一些人类化石在分类上归入直立人还是早期智人尚有争议，为此有些学者将其归入“过渡类型”，如中国辽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金牛山人”就是一例。

目前已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有70余处，地层年代介于晚期直立人和新人之间。这些化石差异较大，因此关于同类化石之间的关系及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位置有多种说法，它们与三大人种的关系就更难理清了。

出于认识世界的需要，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将整个人类划分出不同的种族、支系乃至各种类型，但这种划分是在承认了人类属于统一的现代智人种这一前提下进行的，换言之，从严格意义上讲，种族所指的应是现代人类这个统一物种即晚期智人（Homosapiens Sapiens）当中的不同亚种。遗传学意义上的同一物种意味着人类中任何个体都具有23对即46条染色体（Chromosome），这种共同性保证了任何两个有生育能力的异性个体都能通过婚配而生出健康的、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后代，而不管这两个异性个体分属于哪个人种。也就是说，从科学上讲，没有任何生理上的障碍能把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成员隔离开来。种族的划分只是对现代智人种这个生物学上的统一体进行类型上的相对划分罢了。

对人类进行体质形态上的划分是指对人体上各种可观察和可测量的表现型特质（Phenotype）进行大致分类，主要包括肤色、毛发和眼睛的颜色和状态、鼻型、唇形、头型、面部特征、身材的高矮和粗细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又增加了各种复杂的基因型（Genotype）的分类，包括血型、RH血因子、DNA、镰形红血细胞等等。人类学家将现代人类分成三大种族，各大种族又分成不同支系，再分成不同类型，就是依据以上的标准，从而使不同种族具有了特性。

欧罗巴人种（Eropeoidrace），也称欧亚人种或高加索（Caucasoid）人种，俗称白色人种。一般的主要体质特征：浅色或微黑的肤色，直形或波形软发，胡须旺盛，明显前突的狭鼻，鼻梁高，鼻孔纵径大，正上唇形，口裂不大，唇薄；其头骨学特征：鼻指数^[7]小或中等，鼻尖指数和鼻根指数高，平颌型，水平断右角度小，中度或高度发育的犬齿窝。欧罗巴人种过去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包括印欧和非亚两大语系内的各个民族。16世纪以来，美洲、大洋洲和南非等地亦有分布，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3%^[8]。

该人种的不同支系和类型分别具有自己的特征，使白色人种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南支中的巴尔干—高加索类型特征是：深色发，深色或杂色的眼睛，前突的鼻子，第三期毛被很发达，面部较矮却很宽，短头型，身材高大。印度—地中海类型特征是：深颜色的头发和眼睛，黝黑的皮肤，波状发，鼻子长，鼻背较突出，很窄的面部，长头型或中头型。

北支中的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特征是：浅色皮肤，浅色头发和眼睛，鼻子大而长（与下面部之比），身材高大。白海—波罗的海类型特征是：肤色很浅，然与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相比又稍深，胡须密度中等，鼻子较短，鼻背为直形或凹形，鼻基部上翘者比例数大，面部短小，身材中等。

南北两支中间的阿尔卑斯类型（也称中欧类型）特征是：头发和眼睛颜色比北支两个类型稍深，短头、短面，身材略低。

在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中，最突出的是头发和眼睛色素的差异。有理由推断，欧洲两个色素最浅的类型分布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可以说，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和白海—波罗的海类型之间亲缘关系比起它们各自与欧洲南部人种的亲缘关系来更为密切。此外，南支中巴尔干—高加索类型和印度—地中海类型之间在头指数^[9]及面部宽度上的差异出现得并不很早，无论如何要比北支中各类型出现色素减退的时间晚得多，依据以上情况，可以将欧罗巴人种大体分为“南方人种”和“北方人种”。

在欧洲东部，南方欧罗巴人明显有别于北方欧罗巴人的特征是：（1）南方人的鼻背侧面轮廓更突出些；（2）北方人的胡须和体毛少得多。但是，在欧洲西部，却没有这种差别，比如爱尔兰人和摩洛哥的里夫人之间在鼻梁侧面轮廓上几乎相同。

欧罗巴人种的每一个类型在头指数和面指数^[10]方面的内部变异都很大。巴尔干—高加索类型的变异特别大，幅度达12厘米；在中欧类型范围内，头部尺寸和面指数方面亦有很大差别。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中明显划分为两个类型：以长头型或中头型以及狭面为特征的西北类型，例如大不列颠、挪威东部和瑞典；以短头型、阔面为特征的东南类型，例如德国的北部和东部。巴尔干—高加索类型中可划分为许多类型，其中彼此之间差异最大的是巴尔干类型和西亚类型。西亚类型身材较矮，胡须生长较旺盛，鼻背较突起。

此外，欧罗巴人种南支中，印度—地中海类型同巴尔干—高加索类型之间的界限并非到处都能区分得清楚。南部意大利的长头型居民大都鼻背笔直，而第三期毛被却很发达。埃皮尔希腊人大都有显著隆起的鼻背，面部很宽，头型特短，但胡须和胸毛生长较弱。在长头型的北非阿拉伯居民和柏柏尔居民中，常见有旺盛的毛被和隆起的鼻背，但是从整体观察，阿拉伯人、柏柏尔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比起外高加索的居民来这些特征表现要弱得多。例如，也门的阿拉伯人、北非东部绿洲地区的居民、卡比尔人、里夫人和安达路西亚人的胡须生长都不旺盛。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北非东部绿洲地区的居民、卡比尔人、大部分里夫人、一部分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加纳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茨冈人大都有笔直的鼻背。

蒙古人种（Mongoloidrace），也称亚美人种，俗称黄色人种。一般的主要体质特征：黝黑或较浅的肤色，直形的头发，往往较硬，胡须少或很少，中等宽度的鼻子，低矮或中等高度的鼻根，翘上唇，唇厚中等，面部扁平而宽大，颧骨突出，有眦褶。头骨上，鼻尖指数中等，鼻根指数变异幅度大，因为鼻子前突情况在亚洲蒙古人种和美洲印第安人种中的差别相当明显，前者鼻子前突很弱，后者则很明显；没有低眶型是另一特征，面骨扁平，尤其表现在鼻颧角很大，犬齿窝不深，上颚宽，梨状孔宽度大小不一。蒙古人种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约占世界人口41%^[11]。

该人种的不同类型同样具有自己的特征，使得在亚洲的蒙古人种各类型和亚洲与美洲的类型之间差异明显。

北亚类型的主要特征是：硬发所占百分比很小，肤色较浅，发色和眼色不很深，胡须很少，薄唇，面部很大，十分扁平，眶指数高，梨状孔很宽，平颌型，垂直颅面指数高。

在北亚类型内部，又可以划分出两个颇具特点的分支，即贝加尔型和中亚型，彼此差别很明显。贝加尔型的特征是：不太硬的头发，较浅的色素，胡须较少，面部较扁平，鼻梁较低，唇较薄。中亚型则有各种变种，其中一些同贝加尔型相似，另外一些则同北极类型和东亚类型相近。

北极类型（即爱斯基摩类型）与北亚类型相区别的特征是：头发较硬，皮肤和眼睛的色素较深，内眦褶出现率较低，头骨颧宽较小，梨状孔较窄，鼻指数较低，平颌型不很明显，鼻梁较高，鼻子较为前突，唇较薄，大多倾向于长头型^[12]。

东亚类型与北亚类型相比，其主要特征是：头发较硬，色素较深，唇较厚，中颌型；其面部显然较窄，从而区别于北亚类型也不同于北极类型，表现为颅骨很高，面部相形略低，颅面指数相对较小。

南亚类型与北亚类型和东亚类型相区别的明显特征是：更为黝黑的皮肤，更厚的嘴唇，较短小和中颌型的面部，垂直颅面指数较小。南亚类型与东亚类型相比，鼻指数高很多，面部扁平程度较低，身材较小。

印第安类型在许多方面具有变异强烈的体质特征，整体来说最接近于北极类型，但其部分特征表现得更加鲜明。例如，几乎没有内眦褶，鼻子明显前突，中颌型突出，皮肤很黝黑。另一主要特征是面部很大，扁平程度显著减少。综观这些蒙古人种的特征，如果不考虑其起源，印第安类型完全可以被划分为一个特殊的，不能纳入三分法范畴的大人种。

赤道人种（Eguatorial race），也称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俗称黑色人种。一般的主要体质特征是：深色皮肤，波形发或卷曲发，鼻宽鼻梁低矮或中等，鼻子前突程度弱，鼻孔横径大，翘上唇，口裂大，唇厚；其头骨学特征是：鼻指数高，鼻尖指数低或中等，鼻根指数低或中等，表现为平颌型；身材高矮不等。主要分布在北回旧线以南，包括热带非洲，大洋洲，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16世纪后，美洲亦有分布，约占世界人口的16%^[13]。

赤道人种分尼格罗和澳大利亚两大支系及各种类型，均具有自己的特征，使得该人种参差不齐。

澳大利亚类型的主要特征是：深肤色，波形发，面部和全身有发达的第三期毛被，鼻很宽、鼻梁较高，颧骨宽度中等，中等以上或高大的身材。

维达人类型与澳大利亚类型相比，第三期毛被不发达，鼻较窄，弱凸颌型，头部和面部的尺寸较小，身材偏矮。

尼格利陀类型系指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小黑人”，主要特征是：下巴突出、鼻宽且扁、肤色由浅红到深棕色，平均身高为154厘米。

美拉尼西亚类型与前几种不同之处在于头发卷曲，它的某些变种，从发达的第三期毛被和突出的眉弓来看，与澳大利亚类型相似，与非洲的尼格罗人种相比，更为驳杂。

尼格罗人类型主要体质特征是：皮肤色素沉着中度乃至浓重，呈暗褐色、巧克力色或黑色，头发色黑，呈卷曲状或螺旋状，胡须和体毛不发达，颧骨较低，面庞不大，眉脊不高，眼睛较大，多为深褐色或黑色，鼻子扁平，鼻梁不高，鼻翼很宽，鼻孔大而呈横向，嘴唇很厚，上唇翻翘，吻部向前鼓胀，嘴裂较大，颌部明显突出，身材高矮不等，但多数较高，有的下肢比躯干为长；RO型（Rh血型系统）血型出现率高，U—阴性（MNSs血型系统）血型略少，Fr（Duffy血型系统）和V型血型则很罕见。

尼格利罗类型（也称俾格米型）指非洲中部热带雨林深处的“小黑人”，主要体质特征是：身材矮小，平均身高只有140—142厘米，体重不超过40公斤，头大，腿短，臂长，皮肤呈浅褐色，鼻宽唇薄，头发卷曲，体毛发达。鼻子前突较明显，鼻指数也较高。

科伊桑类型（旧称布须曼类型）与尼格罗人类型相比，除了身材矮小特征外（平均身高为150厘米），还有其他特征：肤色较浅，鼻较狭，面部较扁平，鼻梁很低，面部小；突出特征是多脂臀（臀部脂肪沉积过多）；有时还有内眦褶出现。

赤道人种中东支澳大利亚型和西支尼格罗类型的分布地域相距遥远，事实上，二者在发形、面部和身体毛发的发育程度、额形、眉脊发育情况和鼻子隆起程度上有明显差异。此外，近几十年来所发现的一系列遗传特征表明，澳大利亚人种与欧罗巴人种混血所生的后代，其肤色比欧罗巴人种与尼格罗人种婚配所生孩子的肤色要浅，而且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土著居民（无欧罗巴人种混血成分）浅色头发的百分比要比以前所设想的高得多。澳大利亚人种的肤纹与尼格罗人种差异很大：前者在指垫上出现三角纹的机会多得多（前者为75.3%，后者为39.0%），前者手掌D线终端在11区的占48.3%，后者只有11.3%；二者在齿列上差异也很明显：澳大利亚人种的臼齿硕大；其上颌看来经常出现铲形切牙（占43%，尼格罗人中占11%）；澳大利亚人下颌第二臼齿的咀嚼面上更多出现6个小尖的组合，而下内尖和下后尖不接触（澳大利亚人中占43%，尼格罗人中只占0.3%）；第三下臼齿有6个小尖的出现率，澳大利亚人为54%，尼格罗人为22%。此外，澳大利亚人中MNS系列的N型血组出现率达67.9%，而尼格罗人中只有14.1%—27.5%，澳大利亚人中Duffy血组的出现率为100%，而尼格罗人中仅为0—12%；二者在血清蛋白—r线球蛋白类型上也存在很大差别^[14]。

根据以上的差异，有学者将澳大利亚人种作为一个单独的大人种看待，从而将赤道人种的东西两大支与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并列，倾向于四分法，应该是不无理由的。

在三大人种分布区的接合地区形成了若干混合人种，它们的体质特征一般兼有相关两大人种的特征，使人类的体质表现型特征多姿多彩，从而形成真正的大千世界。

欧罗巴人种与赤道人种之间形成东北非的埃塞俄比亚类型和南印度的达罗毗荼类型。

埃塞俄比亚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肤色由浅咖啡色直到深巧克力色，通常为卷发，但螺旋状卷曲的程度比尼格罗人弱。胡须少或中等，唇厚中等。但是，就面部特征而言，更接近于欧罗巴人种，例如鼻宽在大多数情况下，变异范围为35—37毫米，鼻指数为69—73，很少见到扁平状的鼻子，突颌型表现微弱或没有，面很狭，面指数高，长头型，身材在中等以上，身体比例为修长型。

达罗眦茶类型（也称南部印度型）体质特征是：从整体上看，与埃塞俄比亚类型很接近，但发形较直，身材较低。面部似略低而稍宽。处于维达人类型与印度—地中海类型之间的过渡形态。

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之间形成乌拉尔类型和南西伯利亚类型。

乌拉尔类型的体质特征是，在许多方面，处于白海—波罗的海类型和北亚类型之间的位置。蒙古人种的一切特征在乌拉尔人种中都弱化了，只有一点例外—鼻背凹陷，这是它的突出标志。

南西伯利亚类型（也称图兰人种，或称中亚类型）体质特征是：杂色眼所占百分比相当高，尽管该类型的蒙古人种特征总的看来表现不突出，但面高和颧宽数值都很大，不小于北亚类型的一些特征。此外，该类型还表现为鼻背前突或呈直形，唇厚中等。

在蒙古人种和赤道人种东支之间形成了波利尼西亚类型和阿伊努类型。

波利尼西亚类型体质特征是：许多特征处于中性状态，表现为波形发，浅咖啡色—浅黄色皮肤，中等发达的第三期毛被，中等突出的鼻子，中颌型，嘴唇比欧罗巴人种略厚，相当明显的突颧骨；典型的波利尼西亚人种身材高大，面部宽大，鼻子的绝对宽度很大，几乎同尼格罗人种一样，鼻指数相当高，但明显低于尼格罗人种，同蒙古人种的上限大致相当。其颅骨特征是颅盖很高。

阿伊努类型（也称千岛人种，虾夷人种）体质特征是：与波利尼西亚类型相似，不少特征处中间状态，但明显带有大人种的某些特征，其突出特点是具有相当发达的毛被。此外，面部扁平，犬齿窝不深，内眦褶的百分比相当大，头发很硬，同时又有相当明显的波形，该类型以低矮的身材区别于波利尼西亚类型。

根据对人体各种可观察和可测量的表现型特质和复杂的基因型将整个人类划分为五花八门的种族，反映了人类的大千世界的外表，但是，就一些本质性的特征而论，各种族的共性则大于差异。

首先，各种族之间发生混合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由种族混合所生的生物学上和社会文化上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这都足以证明人类种属的统一性。事实上，人类学家所作的人种划分是相对的，人类的种族差异是表面的、次要的，对人们的生命力和智力并无任何影响，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共同特征则是多方面的，例如，人类手、脑的构造是一样的，保证人们能够进行高级思维和从事复杂劳动；骨盆、大腿和脚掌的构造是一样的，保证人们能直立行走；喉、头和口腔的构造也是一样的，保证人们能够说出字音清晰的语言。

说到表现型的肤色、发形、鼻形、眼形等体质特征，本来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是人类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适应性和保护性的变异。例如，赤道人种的黑色皮肤，是为了避免强烈阳光照射而不让皮下组织受过多紫外线的伤害，从而使黑色素积累起来；卷曲的头发，也是一种抵挡强烈阳光的很好的不导热的绝缘体；厚嘴唇和大鼻孔，则为了适应热带水汽蒸发和急促呼吸的需要。再如，蒙古人种发达的上眼睑褶和内眦褶，则是在草原和半沙漠地区形成的，对于保护眼睛不受风沙侵袭起着很好的作用。

事实上，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的不断进步，这些体质特征便逐步失去了其适应环境的意义，对于人类机体的重要性会日益减弱。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强调人种特征的差异，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夸大种族特征对人们体质和智力的影响，散布各个种族生来就不平等的谬论，力图证明种族有高低之分。只有高等种族才能创造文明，而低等种族只能充当奴隶，受高等种族的统治和驱使，这是替欧美殖民主义者和剥削阶级奴役有色人种作辩护的种族主义理论，既无科学的人类学的根据，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关于人类种族的划分，本来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将这种人为的划分为剥削压迫制度作辩护，这是十分荒谬的，这是不见人类的共性而夸大人种的差异性的伪科学观点。然而，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一切剥削阶级和异族统治者都乐于采纳这种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的荒谬理论，因为这是他们奴役其他民族最得力的精神武器。至于近代的种族主义理论，则是法国人戈比诺所创始的，他于1753—1755年在巴黎出版了四卷本的巨著《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此公鼓吹“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优等种族不断战胜劣等种族的历史”，大肆鼓吹白种人优秀，其他种族低劣。白种人应该统治和奴役其他种族^[15]。正如1976年联合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民族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至今这种荒谬的种族主义观念仍是偏见和歧视的一个重要根源。只有正视客观实际，坚持人类共性大于差异的科学观点，才能从根本上摒弃种族主义的各种谬论。

现代智人种自形成以来，一直就是个统一的物种。这个物种中的所有成员，在用双足行走，具有发达的大脑，能够创造各种文化事物，且能通过有性繁殖而生育出健康的后代等最基本的特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因为现代智人种具有以上共性，它才能够从非洲东部裂谷地区流向地球的不同地区，它才能够不断繁衍增殖，它才能够分化出不同的种族和支系，形成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类大群体。

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种的流动是古已有之，人口迁徙是普遍现象。只有在流动中，智人种才可能到达并占据地球上所有能够有人存在的地方；因为流动和分布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晚期智人才逐渐演化为具有不同表现型体质特征的种族，可以这样说，人种的流动和人口迁徙使人类这个统一物种向多姿多彩发展。但是人类的“经常地在内部进行婚配和繁育”的种群共性，又使不同种族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分而又合”的趋向，这种互动的演化过程是人类不断繁荣的原因之一。

人种流动中有混合，同样是自古有之。试想，不同人种类型相邻而居的一切地区，过去和现在都是混血现象的地带，甚至即使人为地设置种种旨在保持种族“纯净”的社会障碍和恐怖措施，也不可能完全制止种族混血的自发过程以及过渡种族类型的产生。三大人种传统分布区之间的接合地带形成了各种混合人种，这便是自古以来人种混合的证明。但是，非洲雨林腹地的俾格米人与北美的印第安人，北欧人和华南人，苏丹的尼罗特人和菲律宾南部的尼格利陀人，尽管在外部特征上明显不同，然而，所有的人种都是通过一系列过渡类型而不知不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人种的流动形成了不同种族，人种的混合又使各种族趋于一致。今日之大人种和各种类型的体质特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普遍现象，这也是混合的结果。试想，澳大利亚土著很多方面同苏丹尼格罗人相近，黝黑的皮肤，鼻子扁平，嘴唇前突，所以它同后者同属赤道人种的东西两支，但是它有波形发，而且胡须发达，又与欧罗巴人种相似。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十分相似，所以二者同属于黄色的蒙古大人种，但是在美洲的一些地区，印第安人的鼻子高耸，又与欧罗巴人相近似。东南亚各族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相似，所以同属于蒙古人种的不同类型，但是他们鼻子阔，嘴唇厚又前突，却与非洲的尼格罗人种相似。类似的例子很多，都证明混血现象古已有之，混合有利于人类的统一和繁荣。

事实告诉人们，在哥伦布于1492年10月12日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世界各种族和民族基本上在各自传统的地域内活动，保持着相当闭关自守的状态。世界各地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并非一直存在着多方位的经常的联系，就连欧亚大陆的东西方的联系也是稀疏的，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笑话：当哥伦布率领3艘西班牙远征船于1492年8月3日离开巴罗斯港、扬帆西行时，他脑子里装的是“大汗”中国，出发时西班牙国王费迪南赋予他的使命是与中国大汗结盟以夹击穆斯林，殊不知哥氏要拜见的蒙古“大汗”早在1368年就被朱元璋取代了。

16世纪之前，人种的流动和混合尽管自古有之，但是从总体上看，世界各大种族基本上分布在各自的传统洲域之内：蒙古人种基本上分布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它的分支印第安人则遍布整个美洲大陆；欧罗巴人种基本上聚居于欧洲，一部分在西亚、北非和南亚西北；而赤道人种则聚居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大洋洲。洲际之间的种族移动，尤其是大规模的、经常的和长时期的移动，则很少发生，这与世界历史尚未形成直接相关，是各洲相对闭关自守状态的一个标志。诚然，某些地区有混合型种族的产生和分布，例如南亚次大陆居民基本是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的混合型，非洲之角的居民是欧罗巴人种与尼格罗人种的混合型，大洋洲和东南亚某些岛上的居民是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型，乌拉尔、中亚到南西伯利亚是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的混合型，但是洲际之间的种族移动和融合尚未真正发生。

人类文明是世界各种族和民族共同创造的。种族和民族作为人类多种文化的载体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与之后，在地球上的分布有很大不同。此外，种族是划分为众多民族而存在的，而各民族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又处在不同的民族过程之中，不同的民族过程创造着不同的文化类型。从总体上看，16世纪之前，世界上的民族过程相对单一，洲际之间的差异不是悬殊的，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当时总观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尚未确立，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遍及全世界，商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均未发生。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各类族体只能在各自的传统地域内，按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揭示的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发展，即从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现代民族尚未出现。各大洲情况基本如此，大同小异。

哥伦布发现美洲，作为世界史的历史开始翻开自己的篇章，世界历史的地域性阶段宣告结束，而让位于真正全球范围的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16]。正是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商业资本家纷纷跨出欧洲，在海外开拓殖民疆土，他们奔走全球各地，狂热地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出现了欧罗巴人种在洲际之间的移动和扩散。随着欧洲人向美洲移民的浪潮，首先是欧罗巴人种走出传统腹地欧洲，移迁扩散到整个美洲大陆，后来不少人则到了大洋洲；而黑人奴隶贸易则使尼格罗人种大量“迁入”美洲，部分“移入”欧洲；与此同时，出现了印度人到非洲、大洋洲和美洲，中国人到美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朝鲜人和日本人等到美洲的现象，从而引发了种族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分布，尤其是美洲大陆，在蒙古人种分支印第安人趋于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世界各大种族混居的五光十色的局面，而新旧大陆之间、东西方之间、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开辟和加强，正是这种种族迁移的历史结果。

这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洲际间种族移动和人口大迁徙浪潮，几乎是有史以来牵动范围最广的一次，其余波甚至延及本世纪，它们突破了人们自身相对封闭的活动空间，第一次把欧、美、非、亚、澳各大洲连成了一个互通的整体。这股移民大潮，就其主要流向而言，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西欧到北美；（2）从西南欧到中、南美；（3）在奴隶贸易时期，从非洲到美洲；（4）从西欧到非洲和大洋洲；（5）19世纪以后从印度到东非、东南亚和美洲加勒比地区；（6）从中国到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7）在美国，从东部到西部；（8）在俄国，从西部到东部；等等。这股移民浪潮，重新调整和配置了世界的人口布局，使以往全球人口的绝大多数集中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旧格局变得更趋均衡。它不但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而且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世界部分地区人口的民族和文化构成，因而成为影响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种族迁移扩散简言之就是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洲际流动则是文化的移动和传播，而种族在全球的重新布局过程便产生了人类文明的交汇和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结果。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之后，印第安人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向人类贡献了几种价值极大的农作物，这就是玉米、棉花、甘薯、马铃薯和烟草；而欧洲移民涌入新大陆，则带来了其他大陆的新农作物品种，诸如小麦、水稻、甘蔗、香蕉，还有新的家畜，像马、牛、羊、猪；而通过黑人奴隶贸易，非洲与新大陆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也互相引入^[17]。由此可见，随着种族在全球的重新分布、移迁和扩散，出现了新的谷物品种的交流和种植，犁耕技术也向锄耕地区传播，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促使全球人口的空前增长。基督教向美洲、黑非洲和欧亚大陆东方的传播，则产生了新的文化交流。

在重商主义的时代，人口的流动就意味着商品流通领域的变化，人口流向何地，那里就被纳入了世界市场。正是这种在全球范围的种族移迁和居民流动才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大家知道，美洲被发现之后，西欧商业资本家开拓的通商地区，不仅有美洲的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地区，墨西哥经巴拿马到秘鲁、巴西和智利的拉美大陆，从纽芬兰经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的北美，还有南非的开普地区，东非莫桑比克沿岸，西亚波斯湾沿岸诸国，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的马来半岛、爪哇、菲律宾，还包括远东的中国和日本。当时，玉米、烟草、棉花等大宗新商品出现在欧洲的市场上，来自东方的香料、茶叶、蔗糖成了西方家喻户晓之物，这也是种族移迁和人口流动的结果。这种居民流动才使得以往世代隔绝不相往来的地区开始有了经济贸易往来。一个范围广泛的世界贸易网已初步发展起来，至少在大西洋沿岸已形成一个贸易圈，商品开始流通起来：商业资本家用美洲的白银买进加勒比地区的棉花，运往法国和西班牙纺织成布，又销往拉美，换取白银，再买进更多的棉花。商业资本家输入美洲的主要是工业品和数以十万计的黑人奴隶，流入欧洲的则是东方的原料、贵重物品和金银，东西方成为互补的市场，经济联系已无法割断开来。

当今世界，各种族是以各种民族共同体形式存在的，为此，在世界各大种族在全球重新分布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了世界民族在全球布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深远。简言之，传统的地域被打破，传统的形成模式被革新，出现了一大批新兴民族，民族过程类型更加丰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长足发展。

最显著的变化要算美洲大陆了。从南到北，原来的印第安人族体已让位于新的人们共同体，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民族过程，是一种独具生命力的新兴族体。这种新兴民族在诸多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殖民统治下的拉美绝大多数地区，这种族体呈现为如下的居民结构：一是宗主国派到殖民地来的高级官员、军官、僧侣和大商人，他们是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部分，被称作“半岛人”（意即来自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二是欧洲殖民者或移民的后裔，为拉美土生白人，被称作“克里奥尔人”，他们尽管与原白人族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已不是原来族体的组成部分，而具有自己特有的再生文化和心理素质；三是黑人奴隶、印第安人、亚裔人（有华人、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等）和各种混血种人（包括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也包括白人与尼格罗人、黑人与印第安人、亚裔人与白人及亚裔人之间的混血），这个居民层人数不少，发展呈上升趋势。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大致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第一种成分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罢了。而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发生了类似美洲各国的居民变化过程。而非洲印度洋各岛国中，除马达加斯加之外，也发生了类似美洲和大洋洲的居民变化过程。

新兴族体是由各种原生族体的成分在新的地域内和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逐渐聚合而成的，这是各种文化的一种汇合过程。这种汇合不是简单的累加现象，而是包含着取良去莠的文化选择过程。为此，这种族体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极少排他性，这正是新兴民族生命力旺盛的内在原因之一。

新兴族体的民族过程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形成模式，绝不是从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按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的单线发展，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代，她的出现已是现代民族的产儿，但她又不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而是来自不同民族过程层次的居民，共同在一个新的历史氛围内向高层次靠拢和聚合，其间包含着某些成分的跨越现象，这是时代容许的。

就美洲和大洋洲新兴族体的民族过程总趋势来看，一体化或称多元一体模式似乎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这有利于新兴民族的成熟和发展。民族过程一体化是民族联合过程的一种形式，它既不同于同化，也有异于聚合，它的相逆方向是多元化，即民族分解过程。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过程一体化，是符合民族过程总规律的一种理想形式。它是所在国不同民族成分在保持各自主要特点条件下，逐渐地相互接近、相互吸收、自然融合的民族过程。在一体化过程中各族特点合而为一，相互涵化为一个更大民族共同体的特点。其结果不是某个或某些族体的消失，而是参加一体化的各族差异趋于消失，民族特点融合为统一的更高层次的特点，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反映。可以这样说，是地理大发现使美洲大陆从北到南，使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了世界各种族和民族的汇聚地和“大熔炉”，数百年内“炼”就了一大批新兴民族，改变了世界民族的传统格局。

新兴民族的形成是人类各种族的共性——“经常地在内部进行婚配和繁育的种群”在混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美洲发生的变化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以人为载体，文明的创建，源自于人的活动，而文明的流布，往往伴随着人的移徙。以往被浩瀚大洋所分隔的人类不同种族，16世纪后，终于有了全面的交往和混合；各具特色的不同文明彼此相迁，既激发了剧烈的碰撞，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融汇。

由于欧洲移民大量进入美洲，在美洲出现了大批新的混血人种，如印欧混血种人“梅斯蒂索”、黑白混血种人“穆拉托”和带有混血成分的所谓土生白人“克里奥尔”等，这些混血种居民在当今美洲人口的种族构成中占有显要地位。以1976年统计为例，拉美混血种人（不包括克里奥尔人）共约1.5亿多，白人（今克里奥尔人）约为1亿，黑人约2000万，印第安人约3700多万^[18]。整个美洲堪称一座种族和民族的熔炉。从总体上看，现今美洲的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方移民为主而形成的。英裔移民主要参与了美利坚、加拿大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西班牙、葡萄牙移民分别参与了原西属美洲和巴西等民族的形成，黑人则成为当前西印度群岛各国的民族主干。同样，大洋洲的主要国家人口结构也与美洲相似。

地理大发现后各大种族的洲际间移徙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在改变美洲、大洋洲人口固有种族和民族构成的同时，也改变了它们的文化构成，从而建构起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格局。

以美洲为例，近代的美洲文明已不是纯粹的土著文明，因为文明的载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被历史重塑过的再生文明，是欧洲文明和美洲印第安文明及黑非洲文明（在黑人比重较大的国家则尤为明显）长期交融的历史结晶。这个新文明区别于原生的旧文明，就在于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混合的文明。它既不是欧洲文明在异地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土著印第安文明的自然延伸，而是两者从载体血液到精神的深刻融合。

在语言方面，仍使用印第安语系各方言的居民，在当今美洲人口中只占6.1%，而占压倒多数的人口（92.8%）则讲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其中又以罗马（拉丁）语族（55.3%）和日耳曼语族（35.5%）两者居多。此外，还有一些居民使用日本语（0.3%）、乌拉尔语系语言（0.2%）、澳尼语系语言（0.1%）、非亚语系语言（0.1%）、汉藏语系语言（0.1%）等^[19]。墨西哥、中、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因其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曾主要为西属美洲、葡属巴西的版图，至今仍大部分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深受拉丁语族文化的濡染，故而从人文地理角度被名为“拉丁美洲”。同样，受移民人口在文化上的决定性影响，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和拉美原英属殖民地国家，以及位于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使用英语；加拿大魁北克省、海地、法属圭亚那等国家和地区则使用法语；苏里南为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使用的是荷兰语。

在宗教方面，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信奉的各种原始宗教，在个别偏远地区仍可见其留存，也还有伴随奴隶贸易从非洲带来的黑人原始宗教的某些影响，例如海地的伏都教。但是在总体上，来自欧洲移民的基督教已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从哥伦布时代起，基督教即传入美洲，兼以传教士多年来在印第安人和黑人中传教的结果，已形成在精神领域无可置疑的统治地位。其区别仅在于，拉丁美洲盛行天主教，北美（大洋洲亦然）则以新教移居领先^[20]。

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移民，同样为新大陆引进了各自的风俗习惯和艺术形式。欧洲各民族的服饰、食品、宗教和世俗的节庆娱乐、舞蹈、音乐、建筑风格，在新大陆各处可见。墨西哥斗牛便起源于西班牙斗牛；拉美各国的音乐舞蹈，处处洋溢着热烈浓郁的西班牙韵致；吉他从西班牙传入美洲，风靡各国，成为歌舞演奏中必不可缺的乐器；出自爱尔兰和英国的木鞋舞，到了美国演化成为灵活敏捷、赏心悦目的踢踏舞。非洲文化对美洲的影响，更是明显和深广，首先强烈的表现在音乐舞蹈和民间口头文学方面。古巴黑人仍保留着非洲祖先的古老传统，巴西民间口头文学中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安哥拉、刚果和莫桑比克的黑人传统的遗痕。黑人音乐以节奏和旋律独具特色而驰名于世，迄今流行全球的爵士乐，即渊源于美国黑人音乐家布鲁斯和拉格泰姆。黑人舞蹈伦巴，也是从美洲兴起，而后走向世界的。

综上所述，发端于哥伦布时代，持续几个世纪的人口大移动、种族大混合，从外在的面貌到内在的精神，深刻地改变了美洲以及大洋洲，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客观上推进了全球范围的物质和人文大交流，导致了新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历史活动终究是人的活动。人们独处一隅的地域性活动，造就了地域性的历史，唯有真正进入全球范围，也才有世界性的历史，而世界性历史的逐步发展，势必将全球各种族和民族更紧密地联系为一体。

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之后，数百年间世界各大种族开始了全球性的洲际间的移迁，引起了种族与民族在全球布局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东西两半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实际上使全球全方位的接连在一起，开始了“地球村”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处于地球大发现以前的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走向开放，与他国他族进行交往，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的最基本活动，它的全球化趋势必然使移民活动普遍发生且规模越来越大。移民就是一部分人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军事原因、宗教原因、人际关系原因、民族原因、个人原因等引发的从本国、本族地域流动到他国他族地域去生存和发展。移迁的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原因产生于经济活动，经济全球化的本身就要求全球空间内的人口流动。移民一旦产生，就无可避免地要更普遍的发生异族的通婚现象，而异族婚配是人类最基本共性所使然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现象。异族通婚是两个个体人打破民族界限走向混血的开始，如果两个个体来自两个不同的种族，他们的结合便是种族融合的开始。经济全球化为这种预示着种族与民族融合的异族通婚创造了广阔的条件和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这预示着人类从此走向大同。

应该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电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地球村”的过程正在加速。世界各种族和民族都是“地球村”中平等的一员，人们抛弃一切种族偏见，打破各种族藩篱，走向开放，走向世界，走向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将是一种历史必然。当然，人类社会走向大一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民族消失，种族融合将是一种趋势。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自己从事的科研活动中，认识到这种趋势和规律不是没有意义的。

[1] 属于新生代的第三纪本身可分为古新世（Pateocene）、始新世（Eocene）、渐新世（Oligocene）、中新世（Miocene）和上新世（Pliocene）5个阶段。

[2] 属于新生代的第四纪本身可分为更新世（Pleistocene）和全新世（Holocene）两个阶段。

[3] 见Meeson与Jurmain合著《体质人类学导论》，西方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0—194页。

[4] 1868年发现于法国多尔多澳区的克罗马龙村（Cro-Magnon）。这是包括一个估计为50余岁的男人在内的四具人骨化石。头颅稍大，下额突出，鼻梁高，牙小而平整，脸阔，很像今日的欧洲人。

[5] 1933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山顶洞内发现，包括3个完整头骨，一些破碎骨，至少代表了8个男女个体，牙齿小且齿冠相对较高，下颌前内曲极明显，下额突出，脑量在1300—1500cm³，男性身高174cm，女性159cm，具有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

[6] 尼人是尼安德特人的简称，1856年发现于德国迪塞尔多头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故名。

[7] 鼻长与鼻宽间的关系。在颅骨上，它是由梨状孔的最大鼻宽乘100再除以鼻棘点到鼻根的高而求得；在活体上，它是由左右侧鼻翼间的直线距离乘100再除以鼻根点到鼻下点的高而求得。

[8] 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9] 头最大宽和由眉间点到枕后点所测得的头最大长之间的关系。此宽乘100再除长即得出头指数。

[10] 由鼻根点到下点的全面高乘100再除以由颧点到颧点的面宽。一般来说，史前人的面部比现代群体要长而狭。

[11] 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2] 指一个具有较长或较窄的头型。其头型指数在干燥的头骨上为75以下，在活体上为77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