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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智库的发展轨迹

时间:2023-07-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40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1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人员,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日本智库中的典范。1970年前后,日本智库进入大发展时期,一些综合性强、声望高、实力强的智库机构多创办于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的蓬勃发展,给国内外均带来了较大影响。

智库一词来源于英文的“Think Tank”。《纽约时报》在1967年6月刊载的一组介绍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文章中首创了“Think Tank”,即“智库”一词。目前,智库一般被定义为由许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各个研究机构。

战前,日本就曾有过一些为军国主义制定对外侵略策略的知识密集型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隶属于“南满铁路公司”的“满铁调查部”。它成立于1907年,是专门针对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调研的机构。“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40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1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向型拓展,日本迫切需要解决国内外日趋尖锐复杂的矛盾,智库便应运而生。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国土综合开发事业的发展,许多从事公共事业方面的智库企业纷纷涌现,日本智库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创建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亲任首届会长。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8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了除美国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公共政策智库的名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便赫然在列。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智库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智库综合机构诞生,国际业务增多,以及向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然而,之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给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日本国内不断涌现环境污染、市区人口过密以及高级信息社会的开发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仅靠社会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一系列单个学科是很难解决的。因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自治体乃至大企业探索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尤其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智库热”在日本悄然兴起,十年里竟有100多家智库陆续诞生。如1962年成立了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63年成立了日本经济研究所中心,1965年成立了野村综合研究所,1966年成立了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1967年成立了三井情报开发研究所,1969年成立了社会工程学研究所。

70年代初期,“智库热”迅速席卷日本列岛。1970年成立了三菱综合研究所,1971年成立了未来工程学研究所和政策科学研究所,1973年成立了社会开发综合研究所等。至70年代末,日本智库机构数量已经达到1570余家,仅“企业诊断”智库业的从业人员就多达5万人。1965年成立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前身是野村证券公司调查部,它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且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70年成立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则由原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原子能工业公司的综合计算中心以及技术经济情报中心合并而成。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人员,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日本智库中的典范。

1970年前后,日本智库进入大发展时期,一些综合性强、声望高、实力强的智库机构多创办于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的蓬勃发展,给国内外均带来了较大影响。随即,日本政府萌生出建立国立公共智库的想法,聚集学术领域的众多专家,分析主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确定相应的对策。197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根据该法,1974年3月,田中内阁成立了由各级政府出资、经济企划厅和国厅共同管辖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NIRA财力雄厚,历届理事长都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通”,因而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

80年代“智库热”继续“发烧”。由于日元升值,80年代后半期新建的智库多是以大银行和大商社为依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隶属于三和银行系统的三和综合研究所、樱花银行系统的樱花综合研究所、富士银行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系统的日生基础研究所、大河证券公司的综合研究所,等等。这些金融、证券系统的智库,能适应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需要,在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0年代以来,日本智库进入了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其间,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持续滑坡,一些财源基础脆弱的智库也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80年代减少了20%。但这一阶段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智库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1997年问世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

东京财团的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它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五六年间,东京财团与政权中枢走得很近。21世纪政策研究所则隶属于经团联,其经费充裕,影响也比较大。同时,在地方智库中,堪称后起之秀的是由新潟县、青森县、山形县等11个县于1993年共同出资建立的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其研究方向明确,实力雄厚,在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发挥着“领跑”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智库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些研究机构多是由政府资助或直接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有一些是属于独立法人的,但也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很大,其中有些应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对策已被日本政府采纳。

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堪称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日本海洋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了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为中心的政、学、官、军界联合体,其通过媒体、研讨会、论坛等频频发声,操纵舆论,影响决策。特别是日本近些年在离岛管理、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延伸大陆架、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安保政策等海洋政策、战略和立法制定方面,都与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及其关联的政官学军界密切相关。

据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军费增长进入活跃期,近年来超过两位数的军费增长令日本感到紧张,按目前的增幅,中国军费到2020年将是日本的7倍,到2030年将是日本的12倍,如此巨大的军费将用于何种目的,日本方面很难预测。

日本PHP 综合研究所的《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分析了2020年在中国可能出现的五种前景,这五种前景分为“成熟的大国”“不成熟的大国”“霸权大国”“不稳定的大国”及“秩序的溃败”。报告认为,为引导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政府应从16个方面处理日中关系。如应定期举行日中美首脑会谈、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制定长期的东亚和平目标、加强政府对外宣传等。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金、中国观光客来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该报告还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不成熟的大国”,即“中国由于众多的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一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仍保持经济增长,走上政治、经济上的大国”。该报告还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中国将加速人民解放军的高科技化、现代化进程,从能力上可能成为美军的军事竞争对手,另外中国民主化也将会在基层有一些发展。报告同时也指出中国人均收入和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将停留在发展中国家水平,环境问题、水资源不足问题、“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仍将严重阻碍着中国的发展,很难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日本智库对中日领土纠纷(钓鱼岛问题及东海问题)和台湾问题高度关注。日本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认为,大陆一旦统一台湾将会对日本的海上石油通道造成威胁,并形成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优势地位,从而使东南亚地区“芬兰化”。如果中国统一台湾并加强自己对东南亚的影响,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中华帝国”的复兴,这些可能的前景将会损害日本的利益。

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星山隆在其研究报告《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及美国的角色——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价值观和现实主义》中提道:“台湾问题、东海问题以及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三大结构性矛盾。”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军力建设已经打破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中国正在拥有武力解放台湾的能力,中国或许有武力解放台湾问题的倾向,到时势必将日本拖入战争中去。星山隆还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东海油气田应该按“中间线”原则划分。他认为中国是想“把整个东海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力量拓展到冲绳门口”。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智库也帮助日本找到了新的商业机遇,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日益关注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将会给日本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日本的能源效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能够引进日本的能源技术,把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中国就不再需要从世界各地大量购买能源。公害与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

譬如在日本的政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PHP研究所曾在2008年6月发表了《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这个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并提出了日本在与未来中国进行交往合作时应该采取的16条策略。报告受到了日本各界尤其是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外,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的《亚洲中的日本:我们该怎么做?》也颇具代表性。该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国领导人提倡技术创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一切,都将促使经济在未来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4倍,毫无疑问,中国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国不能指望能像90年代中期那样爆炸式的双倍增长。报告指出中国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隐忧,即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很多漏洞,再加上对政府债券的依赖、结构性调整的困难、人口老龄化问题等,都将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及各阶层和地区间收入不平衡问题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将考验中国政治中的一党执政等。报告还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倡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一切优势和举措,都将促进经济在未来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4倍。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研究员认为,中国的GDP将在2052年超过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具有能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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