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思想的发展轨迹

三、编辑思想的发展轨迹

任何一种编辑思想都是长期编辑工作与生活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其形成必定会经历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阶段。

1.现实中的各种矛盾运动促使编辑思想萌芽

编辑思想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来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编辑实践。编辑思想不能脱离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作为编辑常常会在不同种类稿件中选择，在一般情况下，选定的客体与出版单位的性质大体相吻合或同出版物性质相一致，但仍不免会有相互发生矛盾的时候。如个人的兴趣、喜好、从小所接受的教育等与最终发表的作品或出版的书籍之间的矛盾;再如社会、时代格局不安定因素影响到正常作品的出版(如在黑色恐怖下发表革命檄文必须讲究策略与艺术)，更常见的是对现有编辑出版物的不满，常设想如果我做编辑会怎么样;等等。总之，个人行文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编辑风格的基调，也是促使其编辑思想形成的决定条件。1915年，毛泽东同志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那种关心中国命运，强调勇气、力量和尚武精神的救国之道跃然纸上。从此，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时期，无论是亲手创办《湘江评论》，还是对新闻宣传出版工作作指示，他的文字都表现出关注时政、旗帜鲜明、文风泼辣且具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明快特色，他的编辑思想也就在关心现实、追求真理中萌芽。

2.长期而具体的编辑出版实践形成编辑思想

一种思想的形成乃是实践—思索—再实践—再思索的结果。编辑思想只有在编辑实践过程中才会得到不断充实、完善，直至最终明确落实于出版物中。编辑开始从事编辑工作时，可能仅会产生对这一行表面的粗浅的认识。每一本书的编辑实践都会充实、深化或完善其已有的认识，多次实践便会逐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掌握编辑工作规律，形成编辑思想。因此，每一种编辑思想的形成都有自己的特色。一个优秀编辑的成长历程是其编辑思想的最好注释。

1919年，毛泽东同志积极领导出版了《湘江评论》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在这四开四版的小报上，初步形成了他宣传革命、人类解放的新思想，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五四运动的文化主旨。继《湘江评论》之后的《新湖南》杂志是毛泽东编辑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其“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的编辑思想引起了更多革命者的关注，自此，这种以活跃思想、以舆论促进社会进步的编辑思想在毛泽东同志以后的出版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1921年秋，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出版了他在湖南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新时代》月刊;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同志又担任了《政治周报》的主编。在这一系列亲自创办和主编报刊的过程中，在进步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闻实践活动中，毛泽东编辑思想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逐步成熟，具备了自己的特色。这当然是与他勇于在实践中提高认识和善于在实践中增长才智分不开的。

3.编辑思想的发展

编辑思想具有思辨性特征。科学总在其固有轨道上不断地进步与发展，认识科学、反映科学与发展科学都需要思辨性判断。所谓思辨是指经过反思来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和本质。编辑思想中的思辨性也就是指经过反复认识直至掌握编辑出版及编辑出版作品的本质。

编辑在文化传播中取得的最大效益的基础是准确选择，准确选择的前提是提高哲学素养，用科学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判断文化发展方向及书稿作品价值的基础和依据。一般而言，任何学术作品、研究成果都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只有哲学是思维的科学，是关于思维科学的学问，是精神反思的反思。因此，编辑思想的思辨性能够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作品进行反思、再造和重组，对编辑工作中的思维路线、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具有导向功能和认识作用，为文化建设方向提供明确的路线。

编辑思想中的思辨哲学还具有明显的超前预测性。编辑主体通过对思辨哲学的理解和把握，将辩证的思维方法内化于自身，就能够实现对自身单一思维结构的重组与优化，增强思维的科学性、合理性、对外来信息的同化适应性和对未知世界的超前预测性，从而极大地提高编辑主体的整体认知能力，引入新思想、新方法、新作品。

编辑思想同时也具有开放性特征。在世界信息激增、知识爆炸、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和加速的时代里，每一个个体都已然感觉到世界高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对编辑主体来说，每天生活在一个接受新知识、重组、优化知识，传播知识的环境中，更是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身感受。因此，无论是谁，无论他知识多么渊博，要想解决编辑过程中所需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的思维方式必须是开放性的，并不断地从新知识、新环境中吸取新的营养。倘若一日，真能形成开放性思维的机理则善莫大焉。

编辑所经历的时期不同，思想产生的土壤不同，都会影响或发展其理论体系。新的体系是在过去历程上的总结。从一种观点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一种发展，从一个研究对象进入另一个研究领域也是原有思想的扩展，这种发展说明编辑思想的动态性特征。编辑思想是逐步深化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

梁启超戊戌九月到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仁商议办《清议报》。就在创办《清议报》一年的时间里，其编辑思想有了较明显的发展。早期，梁启超与其他维新派一样幻想依靠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实现改良政治的主张，以期由“上下相塞”变“上下相通”，“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此时，“通”代表了他早期办报的思想。但维新失败后，看到顽固势力重掌朝政，又唤起维新派“扶持国体”之心，“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第100期)。这种由“通”到“开发民智”的编辑思想重心转移是社会现实迫使下的改变。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先驱提出了“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的编辑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茅盾先生在接管主办《小说月报》后，全面进行改革，一扫旧风，封存全部旧稿，使该刊伐毛洗髓，面貌焕然一新。《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2号的《本刊特别启事》深刻阐明了茅盾的编辑思想。其最典型的说法是“勉为新文学前途尽提倡鼓吹之一分天职”。既有了这种思想，便自然产生了其思想指导下的编辑实践。在茅盾先生带领下，商务印书馆对《小说月报》进行了改革，使其从旧的形式和内容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宣扬新文学的一面旗帜，其改革的核心成为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对旧文化的一场斗争。以茅盾为代表的商务人展现的是一种变革旧体制、与时俱进的编辑思想。如今，商务印书馆已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其在中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难以被他人所取代，也无人敢忽视它的丰功伟业，“商务”人、“商务”精神及“商务”思想已成为一种引领出版时代潮流的一脉相承的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仍然关心报刊、新闻的编辑出版工作，对新闻、报刊的性质作了深刻的剖析:“在阶级消灭以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5]并对报纸的编排、文风以至组稿都进行了细致的指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编辑工作理论的阐述是毛泽东编辑思想的新发展。

综上，编辑思想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编辑实践积累，编辑实践的深入又会使编辑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没有思想的编辑固然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但编辑思想停滞不前，也会阻碍编辑实践取得丰硕成果。编辑思想的发展是编辑活动发展的指导，编辑活动是产生编辑思想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