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没落

侵略战争尚未结束，但是这些战争已使意大利面目全非：北部数省几成废墟，英国的专使劝亨利八世将之留给查理五世，当做处罚；热那亚遭抢劫，米兰也因苛税而财政枯竭；威尼斯被坎布雷联军及新贸易路线开放所征服；罗马、普拉托和帕维亚遭劫掠；佛罗伦萨闹饥馑，财政崩溃；比萨虽力争自由，也半遭破坏；锡耶纳因革命而力竭；费拉拉因与教皇长期斗争而贫匮，更因煽动对罗马作不负责任的攻击而染污名誉。那不勒斯王国跟伦巴底一样，遭受到外军的蹂躏，而且在异族的统治下，受到长期的煎熬。西西里已是土匪的窝巢。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意大利虽被查理五世征服，但可能因而免遭土耳其的掠夺。

由于博洛尼亚协议（1530年），意大利的统治权转属于西班牙。谨慎的威尼斯仍旧独立，受惩罚的教皇的地位仍高于天主教国家。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和米兰成为西班牙的属国，由西班牙的总督统辖。萨伏依和曼图亚、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一向支持查理，故得允许保存原有的公爵。热那亚和锡耶纳保存共和国国体，但成为西班牙的保护国。佛罗伦萨被迫由与西班牙合作的美第奇统治者管辖。

查理的胜利，再度证明现代的国家优于教廷。法国的菲利普四世在1303年间开始的事业，由德国的查理和路德、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英国的亨利八世来完成，这些人都是克莱门特座前的主教。北欧的强权不但发现了意大利的衰弱，而且也失去了对教皇的恐惧。克莱门特的谦卑，伤害到罗马人民对教皇的尊敬，使他们在心理上准备背弃天主教的权威。

从许多方面看来，西班牙的统治对意大利而言是有利的，它总算暂时停止了意大利的内战。从1559年一直到1796年，它终止了外国在意大利领土上的战争，给人民某种程度的政治秩序，并平息了促成文艺复兴又瓦解文艺复兴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渴望安定的人，如获解放似的同意降服；喜爱自由的人，则哀悼不已。但是不久，投降所需的费用和赔款，破坏了意大利的经济，瓦解了意大利的精神。总督为维持其奢华的生活和军队所课的重税，法律的严酷，谷粮及其他必需品的垄断，阻碍了工商业的发达。本地的王公竞相奢侈，也采取同样的课税政策，阻滞经济发展。海军没落到无法抵抗巴巴（Berber）海盗，这些海盗攻击船只，骚扰沿海地区，并俘虏意大利人去当回教贵族的奴隶。同样遭人讨厌的是驻扎在意大利民房的外国军队，他们公开侮辱一度无敌的民族和文明，并非过分地传播性开放。

另一个不幸降临意大利，比战争留下的废墟和臣服西班牙更凄惨。绕过好望角（1488年）之举及到达印度的全程水路的开放（1498年），使大西洋国家、中亚细亚及远东之间的交通，比原来越过阿尔卑斯山到热那亚或威尼斯、然后再到亚历山大、取陆路到红海、再经水路到印度的曲折路线更方便，更便宜。而且东地中海在土耳其的控制之下，该路线颇为危险，因为要纳税，有海盗及战争，特别是取道君士坦丁堡和黑海。1498年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及佛罗伦萨的财政渐趋式微。早在1502年的时候，葡萄牙人便从印度大量购买胡椒，使在那里的埃及—威尼斯商人发现只剩少数可供出口。在里奥托，一年之内，胡椒的价格上涨1/3；而在里斯本，用在威尼斯的半价就可买到。德国的贸易商开始放弃设在大运河的采购公司，转向葡萄牙购买。威尼斯政府在1504年建议埃及的马米卢科（Mameluke）政府，组成一个联合机构，以恢复尼罗河三角洲及红海间的运河制度。这一计划几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1517年，土耳其征服了埃及，使这计划无法实现。

同年（1517年），路德针对威丁堡（Wittenberg）教会提出其改革理论，这项改革同为意大利经济萎缩的因果，它减少了朝圣运动及北方国家奉献给罗马教会的补助金；地中海——埃及——印度的路线为全程的水路所取代，欧洲与美洲间的交易逐渐发达，这使大西洋国家逐渐富有，却使意大利趋于匮乏。法国的贸易逐渐转移到莱茵河与北海的港口，翻越山岭到意大利的，则逐渐减少。在商业上，德国不再依靠意大利，北向发展的力量使德国自意大利的商业网和宗教网中挣脱出来，并使德国具有独立的意志和力量。

美洲的发现对意大利的影响，比到印度的新路线的发现要深远些。慢慢的，地中海国家没落了，在人与物的运动中，她们被搁置一旁。大西洋国家则遥遥领先，因美洲的贸易和黄金而获巨利。这次商业路线的革命，比自希腊打败特洛伊而打开黑海至中亚细亚的路线以来，历史所记载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伟大。只有20世纪后半期，飞机改变了贸易路线的形态，才能超过它。

文艺复兴没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反动革命。意大利本身政治上的不安，道德的堕落，受异族的统治，商业为大西洋国家所夺，在改革期间，国家岁收之丧失等之外，现在，又加上教会在心理上、行为上有害却自然的变化。士绅们模糊且无远见的协议，使既富且稳的教会允许知识分子在不扰乱民众信仰的条件下——对民众而言，信仰是人生有力的诗篇、规范和慰藉——享受相当程度的思想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现在都因德国的宗教革命、英国的脱离教会和西班牙的霸权而结束。当人民开始拒绝教会的教义和权力时，宗教改革甚至在意大利引起改变，天主教的结构基础受到威胁。教会自认是国家，并且像生存受到危害的国家一样，开始的反应是容忍和放任，后来便采取恐怖的保守主义，严格限制思想、出版和言论的自由。西班牙的统治同时影响宗教和政治，它也参与改变文艺复兴时代宽大的天主教，使之在特伦特会议（1545—1563年）之后变成教会枯燥的道统。克莱门特七世之后的几位教皇继承西班牙的制度，把教会和国家联成一体，同受宗教和智慧生活的严厉管制。

一如在13世纪，阿尔比教（Albigenses）的反动严重地威胁到法国南部的教会时，西班牙帮助成立宗教裁判所，建立新的宗教秩序，维护教会，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热诚一样，在16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输入意大利。西班牙人创设耶稣会（1534年），不仅接受古代修道院贫穷、贞洁及服从的誓言，而且更进一步地进入社会宣传教义，在基督教世界与异端和对教会的反叛作斗争。宗教革命时代，宗教辩论的激烈，加尔文教徒的容忍，英国的互相迫害，在意大利激起相同的教条主义，温文的伊拉斯谟天主教学派向好战的洛耶拉（Jgnatius Loyola）学派让步，自由主义是安稳与和平的奢侈品。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时代开始的刊物检查，因1559年禁书目录的成立和1571年目录的编纂而延长，印刷使检查的工作较易进行：监督公开的印刷商总比秘密的抄写员容易得多，因此，一向欢迎知识及政治难民的威尼斯本身，感觉到宗教的分裂会破坏社会的整体和秩序，而组织（1527年）了一个刊物检察机构，教会联合起来压抑新教徒的刊物。意大利人到处抵抗这些政策，罗马人在保罗四世逝世时（1559年），把他的雕像丢到台伯河里去，并把宗教裁判所的总部烧成平地。但是，这种抵抗时有时无，没有组织，也没有效果。极权主义获得胜利，悲观和卑顺笼罩在一度欢乐且积极的意大利人的心里，甚至于黑色的西班牙服装——黑帽、黑上衣、黑长袜、黑鞋子——都在曾经多彩多姿的意大利变成时尚，好像意大利人哀悼往日的光荣和逝去的自由是假的。

某种道德的进步伴着智慧的退化而来，传教士的行为改善了，竞争的信仰使他们振作起来，教皇和特伦特会议改革了许多教会的缺点，我们很难断定俗人的道德是否也有同样的运动。显然跟以往一样，在1534年至1576年的意大利很容易搜集违法的性行为、乱伦、淫秽文字、政治腐败、抢劫和残酷的罪行等实例。切利尼的《自传》（Autobiography）指出：通奸、窃盗和谋杀激荡当时的道统，惩治犯罪的法律仍跟往昔一样严厉，无辜的证人及被告经常遭受酷刑，谋杀犯在受绞刑之前，仍然要受烫烙剥皮之苦。恢复奴隶制度，使之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结构，也是这时期的产物。1535年，当教皇保罗三世向英格兰宣战时，他便下令凡是被捕的英格兰士兵都可合法地变成奴隶。大约在1550年，这种惯例发展成利用奴隶和罪犯驾驶商船和战舰。

然而，这时期的教皇都是一些私生活较严谨的人，保罗三世是最伟大的一个——就是因其妹妹的金发迷住了亚历山大六世，而获得红衣主教地位的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保罗有两个私生子也是事实，但在他年轻时，这是被社会接受的风俗，所以圭恰尔迪尼仍可形容他是“一个满腹经纶、品行无瑕疵的人”。他曾被庞波尼阿斯·赖特训练成为人文主义者，在拉丁文的古雅方面，他的信札可媲美伊拉斯谟，他的口才极佳，周围尽是能干杰出的人物。可是他之被选为教皇，可能是因为年老体弱的成分居多，而不是因为其才干和德行。当时他66岁，主教们以为他很快就会死，他们可因此再获得讨价还价的机会，得到更丰厚的俸禄，但他却使他们等了15年。

对罗马来说，其在位期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在他的指挥下，提蒂诺·曼尼提（Latino Manetti）挖沟渠，平高岗，拓宽街道，开拓许多新市区，把贫民窟改建成美轮美奂的房子，并把蒙福（Corso）大道美化成罗马的香榭丽舍。外交方面，保罗最大的成就是说服查理五世和弗兰西斯一世接受停战10年（1538年）。他差点达到一项更伟大的目标——联合教会和德国的新教。但是，他的努力太晚了，他有勇气召集一个全盘会议，在他们主持和赞同下，特伦特会议重申正统信仰，改革许多教会的缺点，恢复教士的训练和士气，并与耶稣会共同为罗马教会拯救拉丁民族。

保罗三世的失败在于他偏袒亲戚，他把卡美里诺封给他的孙子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把皮亚琴察及帕尔玛赠予其子皮耶路易吉（Pierluigi Farnese）。皮耶路易吉为不满的市民暗杀，而奥塔维奥·法尔内塞竟参与暗算其祖父的阴谋。保罗失掉了对生命的信心，两年后，死于心脏病，享年83岁（1549年）。罗马人哀悼他的情形，自庇护二世以来的百年之中，未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