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的武士们

没落的武士们

没落的武士们

幕府和藩国的财政状况尚且如此，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窘迫了。

在以前，武士们是人们敬仰和尊敬的对象，而到了18世纪，武士们为了生活，渐渐地，不得不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了。

藩国和大名们的财政状况越来越差，所能采取的手段就是降低武士们的俸禄。而之前的俸禄，也是以实物形式——稻米发放的。武士们要将其中的一部分米卖掉，换取其他生活用品。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们的“工资”就从来没有涨过，而物价却是越来越高了。詹姆斯·L·麦克莱恩在一本书中曾描述过武士们的没落生活：在加贺藩，很多武士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砍掉了自己花园中的灌木，种上能在市场上出售的水果树。居住在城市里的武士，开始创业，制造草鞋、雨伞、装饰的发带、灯油，以及节庆用品比如泥娃娃、纸老虎、自动玩具等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这种情况不是加贺藩独有的，其他地区的武士也纷纷放下面子开始从事营利性的活动，那些没有条件创业的武士则从事一些兼职工作，在商人、手工业者的店铺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换取工资。^[1]

这些场景在日本的历史剧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新选组》中，武士永仓新八为了养活一名落难女子，在道场的工作之外，还要去帮助别人建造房屋来获取酬劳。这种行为对武士来说是一种放下身段的行为，因此，他的武士朋友们看到了，也会装作不知道。

整个武士阶层，几乎都陷入了一种财政的困境。由于物价上涨，旗本（俸禄不满一万石）中有许多人值夜勤，甚至都没有被子盖。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到了19世纪，武士的俸禄普遍削减了约百分之十。许多贫困的武士只好当掉自己的刀剑和盔甲，把女儿送出去做佣人，更悲惨的甚至不得不杀死刚出生的婴儿来免于陷入更加贫苦的境地。

因为没钱，许多幸运的武士靠娶商人的女儿作为妻子，来解决财务困境。大河剧《新选组》中，近藤勇就有幸娶到一位富有而贤惠的商人的女儿，这位妻子多次在他贫困的时候伸出援手，解救他于窘境之中——当然这也挡不住他在外面继续养个小妾，这是题外话了。

相对于贫困，最难忍受的还是心理的落差。

商人因为有钱，逐渐从社会的最末端崛起了。他们开始穿武士们穿不起的衣服，住武士们住不起的房子，他们也能够买到因为商品的繁荣而产生的各种时髦的用品，而这些是没落的武士们所不能担负得起的。武士们渐渐感觉到，自己从社会的中坚，变成了“最不值钱”的那一部分。武士们通过咒骂商人和富农来发泄自己的愤懑。然而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各级武士，包括一些原来很有身份地位的大名，都要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江户、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富商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些借款的利息还是相当高的，以至于大名们收到的赋税，很大一部分要用来去还这些商人的利息。

即便如此，武士们还是维持着自己可怜的尊严。一个实际上并没有吃饱饭的武士，在用餐结束时也要在自己的嘴巴上塞一根牙签来表示自己已经酒足饭饱。那些烦琐的婚丧嫁娶的礼仪，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一些。

幕府为了缓解武士生活的窘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给武士们发放贷款，用于改善生活，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难以解决根本的问题。沉重的税赋也激起了下层武士的反抗，随之而来的，是武士阶层精神的垮掉。长州藩的一位官员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多年以来，武士忍受贫困，一心只想着谋生。‘买这个，卖那个’，‘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他们全部的生活。甚至那些恪尽职守的人也降低身份做些不光彩的事情。他们一天天苟活，早晚都吃稀饭。他们的生命在虚耗，他们的精神和举止日渐卑劣可耻。他们已经成为满嘴谎言和善于行骗的人。”^[2]

与此相应，农民和下层市民的状况也变得很糟糕。19世纪早期，日本发生过连续的饥荒，曾导致人吃人的事件。下层武士和下层农民、市民们一起，组织起来抗议幕府的暴政以及无效的管理，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1830年到1834年，因为地震、洪水和农业歉收，导致米价逐步攀升，下层的市民几乎连粥也喝不上了。幕府的救济也没有及时到位，一时间大阪等地的街头，到处都是饥民。因为没有钱买米，不少人家的妻女在街边公开卖淫以换钱买米。

大盐平八郎是幕末时期的一名学者，以好心肠闻名四方，经常出钱救济穷人。看到此种悲惨的状况，他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藏书，得到六百多两黄金，分给了一万户穷人。

但当时大阪的奉行所，认为大盐平八郎的举动不合法，要对他进行惩罚，这激起了穷人们的愤怒，造成了局势的紧张，还好并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骚动。1837年，大盐平八郎看到穷人饿死的越来越多，而当局却束手无策，虽然自己倾家救济，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铤而走险，推翻无能的市政府。因为与幕府力量的悬殊，这场反抗很快被幕府镇压下去了。大盐平八郎最后自杀身亡。

虽然在这场起义中，因为大火大阪很多房屋都被烧毁，但人们不但没有怨恨大盐平八郎，反而愈发地尊敬他。幕末的维新志士也非常崇拜他，后来他被推崇为“民权的开宗”，成为自由民权论者攻击专制政府的一大精神支柱。

这样的骚乱在19世纪30年代左右，有好几百起，整个社会的最底层已经变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但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是精英们的决定。在一系列的骚乱之后，幕府的老中水野忠邦曾颁布了一些法令试图改革，也无济于事。幕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其形象在日本开国之后变得更加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