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这是作家茨威格的自传，它既是一部忠实的传记，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佳作。因此，我就像对待那些伟大的小说一样对待它，将它、同时也将茨威格的一生，浓缩下来。

学习生涯

倘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长大成人的世界，那么这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我的祖籍是摩拉维亚，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犹太教的信徒，我父亲经过多年经营，即使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

我在国民小学毕业后被送进中学。除了课程之外还要另外学习许多东西，首先就是语言，要学习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这种负担之重可谓不堪忍受，我不记得在那时候可曾有过什么“幸福”或者“愉快”，天天只盼望着尽早结束那可怕的岁月。

我们年轻人应对枯燥的学校生活最好或者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拼命读书，我们什么都读，吸收了大量知识。我还有了许多爱好文学的朋友，彼此激励，许多作品发表在主流杂志上，成绩斐然。由于沉浸在自己的领域里，我们对周围的社会环境几乎没有感觉，事实上，这个环境正在变动，它们将要动摇与毁灭我们父辈的太平世界。

这时候，在奥地利已经兴起了一些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首先是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以工人们为核心的运动；此外还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基督社会党，以及德意志民族党，它的目标是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并且公开地反犹。

茨威格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他的作品一向以善于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著称。

中学时代我们不屑于与女孩子交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十七八岁了，已经是成熟的男性了，身体里自然而然有了那种本能并且要求满足，而且我们有自己的满足这种本能的方式，那就是找在城市街头泛滥成灾、国家甚至为之颁发执照的妓女。但随着妓女泛滥带来的是性病横行，那时候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因为性传染病而丧命，在维也纳沿街到处是打着“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招牌的店子。

我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恶的中学生活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结束了，接着进了大学。我在大学选择了哲学专业，因为选这个专业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写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去研究文学艺术，还有人生的大学。得到这个自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诗作编成一部集子。编好后，我冒昧地将之直接寄给了当时出版德语诗歌最有声望的出版社，不久，出版社同意出版并且保留出版我今后著作的优先出版权。

集子出版后，我也得到了一些著名抒情诗人的衷心赞誉，伟大的里尔克也把他新出的诗集寄给我。最使我惊喜的也许是雷格尔，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请求我同意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自己的这首或那首诗，一些我自己早已忘记了的诗句却通过音乐大师而流传下来。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这部小说是茨威格比较著名的作品之一，描写女主人公在情欲的驱使下，委身于一个赌徒。小说对潜意识心理的描写非常逼真，几乎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艺术再现。

我以前就在一些报纸上发表过许多诗歌、评论、短篇小说等，不过从来不敢向维也纳影响最大的一家报纸——《新自由报》——投稿。《新自由报》有份专门刊登文艺作品的副刊，只有权威人士才有资格在上面发表作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敢把一首小诗投向这里，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新自由报》副刊的编辑，这位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竟然请我去报社谈话。

这位副刊的编辑就是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认真地接待了我，并且成为我一生中认识的第一位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号召犹太人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从此，赫尔茨尔对我多加关照，我也成了《新自由报》副刊的定期撰稿人之一。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的行列之后，我很快差点成了这座城市里的名人，幸好我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到柏林去上大学。当然，我到柏林并不是真的为了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另一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这里所寻求的乃是比维也纳更彻底的自由。

在柏林，我不久就找到了一个气味相投的社交圈子，参加了一个叫“后来者”的社团，每周聚会一次。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些真正出色的人物，如希勒，谁也弄不清楚这位山野樵夫是怎么到柏林来的，每当我们簇拥着他，要他念诗时，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朗诵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佳作，是天才抒情诗人的即兴之作。

这时候，我对今后生活应当走的路已经有所清楚了，这就是多看、多学，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创作。当然，我还必须戴着一顶博士帽回家。于是我用几个月时间将四年的教材匆匆理了一遍，大开夜车，死记硬背，顺利完成任务。这些完成后，我的生活从此完全自由了。

奥地利民间流行使用的装饰木板
这种木板在奥地利民间使用非常广泛，上面绘有各种色彩浓艳的民间图画。

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去了巴黎。在这里我不久就熟悉了一些伟大的作家，如里尔克和罗丹，还有诗人叶芝和一位孤寂的、有争议的天才威廉·布莱克。回到维也纳后，我租了一小套公寓，将我收集到的许多名人手稿和遗物，例如歌德和里尔克的诗作、贝多芬用过的一张写字台等，安放在那里。然而到这时，由于我见到了太多的天才人物，对我自己能否创作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到感到了疑问，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写一部长篇小说，我第一次在创作形式上进行较大胆尝试是在戏剧上。我在1905年或者1906年的夏天写过一出剧，叫《忒尔西忒斯》。

大约三个月后我收到了柏林王家剧院的回音，剧院经理告诉我，德意志民族当时最伟大的两个演员之一马特考夫斯基想演我的剧本，扮演剧中的阿喀琉斯。于是，演出的一切就开始筹备了，然而就在演出即将上演时，马特考夫斯基去世了。后来德意志民族另一位最伟大的演员凯恩茨又喜欢上了我的剧本，将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然而当演出即将拉开帷幕时，凯恩茨又去世了。

此后，我对于用明星演出我的剧本感到极为谨慎了，因此当伟大的意大利演员莫伊西要求演出时，我托辞拒绝了。他找到我，不要求演出我的剧本，只要我将剧本译成德语，我答应了，结果，他也在演出我翻译的剧本前去世。

功成名就

在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我的名声已经传开，甚至传到了国外，在一些人的引导之下，我的目光开始走出文学，甚至走出欧洲。

现在，我在新世纪已经生活了10年，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乌云正是在这个时候悄悄涌来，欧洲各国之间更加分裂，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到处开始弥漫着战争的不安。于是许多人起来反对这些，要求各国人民之间和睦相处。这些人需要有一个领袖，一个高瞻远瞩之人，这个人就是罗曼·罗兰。我再次前往巴黎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与他取得联系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开始了，这是除了弗洛伊德和维尔哈伦的友谊外，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友谊。这时是1913年。

这时候，在奥地利已经笼罩着一股不祥的阴影，我们的老皇帝去世之后，这个千年王朝行将瓦解。我再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我发觉，即使这些身处僻地的人们，政客们多年来的煽动也已经将仇恨的种子播在了他们的心里。这样的结果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声终于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幕。我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后，匆匆赶上了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回到奥地利后，我发现此时奥地利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到处充满了战争的狂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就是弗洛伊德所看到的人类那内在的要消灭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嗜血之欲的本能。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原因之一是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刻起我就肯定自己要当一个世界公民。我躲到了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我试着表明自己的信念，就写了一篇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与那些宣传仇恨的文章不同，我公开表示，为了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也将保持着对他们的忠诚。意外地，这篇文章没有被检查当局删掉，而是几乎全文刊登在《柏林日报》。十几天后我收到了罗曼·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肯定了我那篇文章，从此我们按时通信，持续了25年之久。

我打定了主意，一定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要反对的敌人是那种将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就这样，我写下了《耶利米》，我觉得这剧本才是我的第一本书。

美丽的维也纳一景
维也纳历史悠久，因为景色优美，被誉为“多瑙河的女神”。除此之外，维也纳还有“音乐之都”的美称，是孕育音乐的乐土。在这个景色宜人的地方，欣赏悠扬动听的音乐成为人人羡慕的享受。

1917年复活节，《耶利米》的剧本出版了，2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不久我又接到了瑞士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信，说要立即将我的《耶利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我立即同意了。我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停留了两天，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准备在战后居住。

一进入瑞士，我立刻前往日内瓦，终于见到了罗曼·罗兰，在我们的交谈中，他给我看了列宁在离开瑞士回俄国发动革命前从他坐的那列封闭的列车上给罗曼·罗兰发来的电报，恳请他一起到俄国去。

在这里我还遇到了詹姆斯·乔伊斯，他非常干脆地说他与英国没有关系，他是爱尔兰人。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就越惊奇于他非凡的语言知识。我还感觉到在他身上总存在着一种孤独感。所以我后来一点也不奇怪，那部充满孤独感的、和一切都没有联系的、像流星似地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尤利西斯》是他写的。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时已经是1918年秋了，不久，美国参战了，战争结束了。我们和无数其他人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也永远结束了。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萨尔茨堡
萨尔茨堡历史悠久，建在翠绿的沙尔查赫河两岸，城市的建筑风格以巴洛克为主，环境优美、宁静，素有“音乐之城”的美称。

我回到了奥地利。现在的奥地利已经一贫如洗，货币的贬值已经使钞票成为废纸。现在一个鸡蛋的价钱过去能够买一辆豪华汽车，将来，在柏林，一个鸡蛋的价钱要40亿马克，相当于以前整个柏林所有房屋的地价。这时候在社会上，两种同样属于极端的思潮正在激烈地碰撞，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呢，在这个大潮里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在我萨尔茨堡山上的房子里过着隐居生活，搞自己的创作，几乎与世隔绝。有好几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后来我看到一切慢慢地又好起来了，便再次跨越国界，到了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我在这里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24年之后的十年，我最大的变化是我获得了自己从未期待过的成就。我的数百万册作品在各家书店和无数家庭中占有稳固的地位，我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统计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

这十年也是相对平静的十年，在这期间我去过许多地方，现在我到处都有朋友和读者。这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我可以更为有效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为之毕生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为此我在瑞士用德语发表演说、用法语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发表演说、用英语在美洲发表演说。

在这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我特别感到兴奋，就是去新生的俄国。我的书在那里流传很广，有由高尔基作序的全集。1928年夏天我应邀去莫斯科参加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并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词。我在那里度过了高度紧张的14天，我感到这是一个官僚制度盛行的国家，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签文件，而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它不过是树林之中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墩子，没有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我从未见过墨索里尼，但他是我在意大利最热心的读者之一。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可怜的妇女，他的丈夫因为想帮助他人被判入狱，我给墨索里尼去了一封信，请求他怜悯那可怜的女人，结果他不久就完全赦免了那女人的丈夫。如果说我有一件文字的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就是这封信了。

这时候，我仍然拿出许多精力来从事我对名人遗物遗墨等的收藏，我渐渐成了这个领域的第一权威。这时候我的收藏已经开始向专一的方向发展，我只收集某位名人处于鼎盛时期的手稿，它们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例如我有达·芬奇的手稿、拿破仑手写的军令、尼采《悲剧的诞生》最初的手稿，巴赫、韩德尔的手稿等等。至于我收藏的莫扎特和歌德的手稿能够勾画出他们一生的轮廓。一次偶然的幸运，我还得到了贝多芬去世时房间里全部的陈设，包括他的一绺白色鬈发。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收集而年复一年地逝去了，当1931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已经是50岁的人了。在德国有这样一种习俗，一个作家50岁时要在报纸上大大庆祝一番。岛屿出版社特意出版了一本我的业已出版的各种文本的著作目录，作为庆祝我生日的礼物，它本身就像一本书了。

然而，每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又渴望紧张。这也许正是我50岁生日时的心情，或者说，预感。

迫害与流亡

我所住的萨尔茨堡，距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火车，我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了希特勒这个名字。不久之后，希特勒这个还没有读完市立中学的人，一个过着不明不白生活的人，1933年1月竟然当上了德国总理，这是不可思议的。

一开始，大家都不把希特勒的上台看做一件坏事，甚至犹太人也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认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总理当然一定会阻止反对犹太人的野蛮行径，何况德国是一个牢固的法制国家，有法律作为他们权利的保障。然而不久国会纵火案发生了，霎时德国的法律已经化为乌有。紧接着出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在国际上希特勒一开始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之举，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对付一个在道德上、后来是在军事上越来越孱弱的欧洲。

在对待犹太人方面也是如此。1933年和1934年，虽然有一些德国大学生公开烧毁我的著作，不过，对于我来说，我的作品能够与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的伟大杰作一起被烧毁倒是一种荣幸呢！

这时候奥地利也不太平了，许多纳粹煽动者越过了边界来到这里招募新成员，我的一些老朋友在街上见到我也开始故意躲开。于是我决定去国外度过冬天，我原来只是想短暂地逃避一下，想不到这次离开我美丽的家园竟然是一种告别，这是1933年10月的事。

我原来准备去法国，但还是去了已经阔别30年之久的英国，1934年初我重新回了一次奥地利。一天，来了一队便衣警察，声称要搜查藏匿在我家的武器，虽然他们只是象征性地看看就走了，我却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我就此不喜欢这个家了，直觉告诉我那只是更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而已。于是当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捆成包，决定从此长期定居国外。重返伦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决定放弃我的住宅。我在1934年2月底到达了英国，决定在这里长期居住，我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第一天晚上，我被一种陌生感包围，我已经50岁了，却又要一切从头开始。

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感觉是一种流亡，我的祖国还继续挣扎了4年。在这几年里，我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横渡大西洋。这时候我隐隐有一种预感：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一次横越美国的旅行演讲使我有极好的机会看到那个强大的国家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然而我对南美的印象更加强烈，我这次是接受国际笔会的邀请到那里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我在阿根廷和巴西看到了那广阔的没有被鲜血和仇恨污染的土地，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特别是巴西，一种奇怪的预感使我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宁地生活。

我深深地感觉，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而欧洲文明的一切能够在这里以新形式得到辉煌的延续和发展。我最后一次去奥地利是1937年秋，去看我在维也纳的老母亲。当我离开时，列车经过萨尔茨堡，我看到了山上我工作了20年的住宅，但我没有下来。我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像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1938年，希特勒占领了维也纳，我随即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不得不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份证。我一开始不在乎，因为我不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但不久我就明白我又降了一级，昨天我还是一位外国客人，今天我就成为一个流亡者了，所有国家突然都对我们这类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者停留的时间太长，就可能会被驱逐或者遣返。我在那几个月里离开了伦敦，隐居到了乡间，我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

1939年9月，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由于我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的同行们请我作为贵宾参加。此前的9月1日，我准备第二次结婚，去民政局登记，就在一位官员准备替我们登记的时刻，有人大喊德国人已经入侵波兰，战争爆发了，我刹那间成了敌国公民，登记也不让了。

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我的东西收拾进我的小箱子。我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泡影，40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却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去。它安详地沐浴在正午的阳光下。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破坏，远不止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然而我也知道，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附注：1941年9月，茨威格移居巴西。1942年2月23日，他听到了英国在亚洲最主要的基地新加坡沦陷的消息，绝望终于使他走上了绝路。这天，他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尽，终年61岁。

镶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画像的项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生于维也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索瓦一世之女。1770年，奥地利宫廷出于政治需要，将她嫁给法国王储路易十六。茨威格写过一部关于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