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欧洲”与“中欧”概念的嬗变
朱晓中
柏林墙刚一倒塌，西方就有学者指出，中欧仍将是20世纪80年代智性思考和政治发展的问题，它注定是后雅尔塔时代重画欧洲政治地图的至关重要的成分。[1]虽然重新发现欧洲的根源是文化上的，但这种清晰的中欧认同理念主要是东欧国家政治精英试图摆脱苏联式共产主义桎梏的政治工具。[2]
“中欧”（德语为Mitteleuropa，英文为CentralEurope）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概念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中欧”从来不是一个地理术语，而是一种理念，是一个在近百年以来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概念。这一概念不仅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而且欧洲东西两部分对它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中欧”概念的界定
中欧的理念何时产生以及由谁提出尚无定论，[3]但其广泛使用是在德国人瑙曼的著作出版（1915年）之后。虽然自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中欧”概念，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对“中欧”的界定。这一地区的边界一直变化不定，高度个性化，特点不稳定，人们更多的是在没有明确界定的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许多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公司都采用这一概念，宣称同想象中的中欧传统有联系。当然，每一个组织甚至个人都对这个概念有其自己的判定。人们试图从内涵、地缘和制度等三个层面上对中欧进行界定。
（一）内涵的界定
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研究者所阐述的内容综合来看，中欧观念似应包含下列这样一些内涵:
1.宗教和文化取向。中欧人始终认为自己是西欧文化的历史代表之一，因为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在公元10世纪左右相继皈依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西方形式），虽然中欧纳入西方文明圈的时间相对较晚。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分别从罗马和拜占庭两地越过了罗马帝国的边界。中欧的异教徒皈依了天主教，而东南欧则纳入了东正教势力范围。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关于“基督主导”的理念是导致中欧和东南欧之间社会和制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历史上西欧的形态不断变化，中欧从未真正放弃“西方”作为其文化取向的主旨。
2.中世纪帝国和王国的边界。此时帝国或王国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罗马天主教西方和东正教东方之间的边界。在历史上，中欧的“最大”边界约产生于1500年，地界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边界和匈牙利帝国的东部和南部边界以及波兰—立陶宛的东部边界。由此可以说，在历史上，中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其边界随历史的变化而变迁。
3.多民族的帝国。波兰和匈牙利在历史上都曾是帝国。15世纪末，匈牙利王国达到鼎盛，1918年以前，其疆土面积是现在匈牙利面积的三倍。波兰在16世纪曾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但在18世纪末经历了三次瓜分之后，它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多民族（拥有不同语言、文化和传统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及帝国的征服）是中欧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4.西方基督教同东方伊斯兰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较量有助于界定这一文化和历史地区。在14~15世纪期间，巴尔干半岛绝大部分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一直被统治到19世纪晚期，这有助于进一步区分作为西欧地区的中欧和宗教上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曾经是“东方”帝国一部分的东南欧。[4]
5.特殊的发展形式。中世纪之后，西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其速度比中欧快得多。西欧的经济革命（从中世纪早期的农业革命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17世纪英格兰革命和18世纪晚期的法国革命），使得中欧同西欧的社会发展距离逐渐拉大。从此，滞后或落后开始成为中欧的社会经济特征。作为一个地区，它领先于奥斯曼统治下的东南欧和东正教的东欧，但无疑落后于西欧。[5]
（二）地域的界定
自中欧概念产生以来，其地理范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长一段时间，中欧都是一个无形的“政治意志概念，人们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政治解释，重新界定和扭曲。”[6]直到1904年，人们才开始试图认真地从实际上对中欧进行鉴定。1954年，德国人辛虎伯向人们展示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16位地理学家绘制的有关中欧的12幅地图，其涵盖差异巨大，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周边小国是12幅地图的共同点。[7]奥地利人雨果·哈辛格便不无讽刺地断言，在相关的文献中寻找“中欧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确定无误的图景”是徒劳的。
由于“中欧”（Mitteleuropa）一直是德国人最重要的地缘视野，[8]因此，德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试图在中欧的地理涵盖方面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有更多的建树。他们不仅要区分“老中欧”（包括意大利北部）和“新中欧”（不包含意大利，但扩展到巴尔干）；而且区分狭义的“实际上的中欧”和“广义上的中欧”，不仅区分中欧和小欧洲，而且试图区分出东中欧和东南欧。[9]德国地缘政治家认为，中欧的地理概念包括俄罗斯及其控制下的西部边境地区。地缘政治学家拉策尔说道，第二帝国以东的地区曾经是荒蛮世界，德国与俄罗斯的边界“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界”。但在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中欧的政治和地理概念上一直纠缠不清，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绝大多数德国人开始更多地从经济角度审视中欧。
同德国的地缘政治相反，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的“中欧”（L’Europe centrale）概念更狭隘，只包含从莱茵河到奥德河和阿尔卑斯山以及以南多瑙河之间的领土。法国人希望以“泛斯拉夫”联盟来围困德国人。[10]法国地理学家艾曼纽尔·马通说，中欧包括这样一些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但在英语世界，东部欧洲则是指1918年新独立的那些欧洲国家。在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用英语写的著作中，称中欧的身份便是他们自己，所谓的欧洲大陆包括西欧和中欧，不包含东部（俄罗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斯卡·哈莱茨基和捷克的拜占庭学家比尔多就波兰的地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前者认为，波兰地处欧洲的东部，而后者则认为，波兰是纯粹的西欧国家。他断言，对头脑清晰的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中东欧”。
（三）制度层面的界定
冷战后，出于表达的方便和字面上的简洁，人们使用一些新的方法或术语来指那些不属于西欧的国家。但最重要的或许是这样一个倾向，人们将“中欧”概念限定在“制度”层面，认为那些在近期内有机会加入欧盟或北约的中东欧国家属“中欧”范畴。如此一来，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理应属于中欧的范畴，而地处东南欧地区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许多人也自认是中欧人，其理由是，他们也处于申请加入北约和欧洲联盟的进程中。由此来看，在分析框架中，制度术语有时无济于事。
如今，中欧一词已经成为包罗万象的术语，而且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对它的界定不一。而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或捷克和摩尔多瓦除了曾存在过共产主义制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共同点。中欧地区各国之间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战略挑战的相同点很少。而西方政治家将民族主义、经济转轨、政治不成熟和战略不明确等问题统统加在一起作为中欧的特点，并以此区别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11]但总的来说，人们避免赋予中欧概念任何明确的含义。
二、“中欧”概念的历史发展
自19世纪中欧概念产生到目前为止，中欧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约自概念的产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东欧剧变（1989~1990年）；第三阶段:1990年以来。
一般认为，“中欧”概念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1842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写了“中欧经济共同体”一文，提出德国经济扩张的必要性。[12]随后，瑙曼在1915年出版了其名著《中欧》。该书阐述了德国应在中欧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空间中占主导的思想。[13]
在中欧，最初试图确定这一地区的特征的努力是在1848年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是年4月，捷克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帕拉茨基写道:“沿俄罗斯边界生活着许多民族——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他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强大的东方邻国对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紧密和牢固地团结起来。”这里所说的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是指这一地区，而不是泛种族共同体。同年9月，波兰人A.恰尔雷托夫斯基同匈牙利人捷烈基共同制定了多瑙河邦联计划。长期以来，在中欧的斯拉夫人脑海中，斯拉夫思想和中欧思想相互竞争，但后者一直占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版的中欧和中欧的联邦化灰飞烟灭，中欧概念几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但有关的讨论却并未因此而停歇下来。那些坚持地缘政治的德国扩张主义者出于德国文明的使命感，将中欧演变成自私的生存空间的概念，美其名曰捍卫帝国之外德意志族人的权益，并视它为凡尔赛体系最深刻的对立物。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中欧观念的讨论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家之间。中东欧国家的历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为争取使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而摇旗呐喊。波兰人奥斯卡·哈莱茨基提出了东欧（德国以东）与欧洲西部之间文明差异的问题，匈牙利学者许奇则对欧洲的三个历史地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分析。[14]匈牙利人鲁基尼奇、捷克人扬·比德罗和波兰人姆·汉德尔斯曼之间还就这一地区的边界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人们听到了来自中欧国家的声音，而此前，西方学术界基本上是从德语书上了解这一地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中欧的许多著名学者流亡美国和英国。这些学人在人文学科中，特别是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波兰人哈莱茨基、匈牙利人雅西和奥地利人坎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积极研究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15]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英美国家中出现了中欧概念。
冷战期间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西方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苏联，而对苏联的后院——中欧——兴趣索然。西方的分析家主要对中（东）欧在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游戏感兴趣，而很少人正视这一地区成为欧洲不幸地区这一事实本身。正如托尼·朱特所言:“从1945年到最近，西方对中欧视而不见……被称为中欧的实体概念消失了……1945年以后，欧洲的这一部分从西方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消失了，这是一种集体文化健忘症。”[16]此外，随着东西欧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距日益拉大，更增加了西方（西欧）的高傲感，并扭曲了西方对铁幕另一边的印象。与此同时，地处中欧但在政治上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被剥夺了他们文化上的“欧洲”根。中欧的思想遭遇到官方的强烈反对和禁锢，因它与苏联社会主义统一思想格格不入。在苏联的政治学词汇中，没有“中欧”术语，[17]有的只是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阵营”。
另一方面，东西欧国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欧问题的著述。在东欧，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匈牙利人比伯、捷克人帕托奇基、波兰人米洛什等人的名字，以及在巴黎出版的波兰语杂志《文化》。绝大多数研究者没有将过去的中欧理想化，而是认为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同包括苏联在内的邻国和睦相处。这些著述推动了对这一问题概念化的理解。
在西方，由于中东欧国家移民学者发表了若干有关中欧问题的学术著作，人们对中欧地区的兴趣不断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中欧历史业已成为西方历史科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学院派的，而且发展势头强劲。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中欧的讨论明显活跃起来，中欧概念复苏。
三、“中欧”概念的复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欧概念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中欧概念的复苏阶段。
这一阶段有关中欧问题的政治讨论再度兴盛，仰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危机所致；另一方面，受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新思维”浪潮的冲击，一些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坚冰出现“解冻”的迹象，书报检查制度不断放松，致使有关中欧的讨论重新出现，并不断见诸于各种传媒。[18]
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匈牙利的耶诺·许奇、波兰的切斯拉夫·米洛什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三位著名知识分子几乎同时发表了有关中欧问题的文章。而且，这次讨论第一次真正吸引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
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首推匈牙利历史学家许奇的随笔作品“欧洲的三个历史地区”。[19]他在荦荦大端地总结了从西罗马帝国陷落到18世纪欧洲的发展历程之后说，西方的概念在9世纪时已经诞生。随着扩大到北方和东方之后，欧洲大陆的边界也随之扩大，也包括东中欧。同时，“在拜占庭影响下……形成了被虏获的东欧和东南欧。”在近代，西方第二次扩张到大西洋，并几乎同时扩大了“被虏获的东欧”。“东中欧被挤压在这样两个地区之间，在近代之初……它（东中欧）不再知晓它是在欧洲大陆框架内还是仍旧在其框架之外。”
推动“中欧”概念复兴的第二个巨擘是波兰知识分子米洛什。他独辟蹊径，试图在“更具争议的文化层面上”界定中欧的概念。在米洛什看来，中欧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对历史的认知。
真正对现代中欧概念的复兴和传播起了巨大作用的当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1984年，他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著名的“中欧的悲剧”一文。该文不仅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真正使中欧的概念进入到国际政治语汇之中。
昆德拉断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是西方的一部分（至少在精神上如此）。欧洲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捷克人意味着什么呢？千百年来，他们的国家属于基于罗马基督教的那一部分欧洲。他们经历了欧洲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对他们来说，“欧洲”一词不是地理的表征，而代表的是“西方”一词的精神概念。当匈牙利不再是“欧洲”国家时，这意味着它不再是西方国家，它失去了自己命运的精髓。在昆德拉看来，地理上的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长期被分列为两个世界:一个同古代罗马和天主教息息相关，另一个与拜占庭和东正教密切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个欧洲的边界向西移动了数十公里，[20]一直认为自己是西欧的国家猛然间发现它们现在处于东欧了。[21]
昆德拉认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构成了西欧的东部边界，而不是东部的西部边界。在他看来，“在西欧的东部边界上，俄罗斯不光被认为是一个欧洲强国，而且是一个单一文明，一种另类文明……俄罗斯知晓另一种灾难、另一种空间形象（空间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国家都被吞噬进去了）、另一种时间感（缓慢和耐心）、另一种笑，以及另一种生活和死亡的方式。因此，东中欧国家认定，1945年之后其命运的改变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灾难，而且也是对其文明的践踏。”①
匈牙利学者哈纳克也称，“中欧”是西方的东部地区，而不是东方的西部边缘。奥匈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自由宪政的东部边界。这种政治体制承载了欧洲的人文主义、开明专制和自由主义。他说，哈布斯堡“王朝（包括匈牙利）处于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和独裁专制的东方之间。”②
历史学家万迪奇补充说，波西米亚（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曾属于西方文明，中东欧人民是西方的一部分，他们经历了所有重大的历史潮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开明专制、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他们与欧洲东部（以俄国为邻并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那些国家明显不同。这些边界国家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壁垒……他们的东部边界便是欧洲的边界。③
虽然中欧国家强调自己是欧洲的东部边界，然而，对很多人来说，“中欧”是指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可能还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一提起“中欧”概念（以及Mittleuropa），就不免令人回想泛日耳曼主义、奥地利帝国主义，以及德国对东中欧和巴尔干的经济和文化霸权。地理学家约瑟夫·帕什在1904年发表的《中欧》一书中称，所有中欧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属于德国文明的范畴。④弗里德里希·瑙曼也认为，中欧是通过普鲁士的胜利带来的。⑤他曾断言，中欧将以德语为核心，使用德语……是自然的。但他又强调，必须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语言持放任和灵活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占主导。⑥奥布莱希特·豪斯霍夫在19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称，“中欧是德国人创立的。
没有德国人就没有中欧。”[22]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也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造了“东中欧”这一名称，同德国人为其扩张主义计划辩护而使用的“中欧”（Mitteleuropa）相对。[23]马萨里克将东中欧界定为东西方之间的土地，特别是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地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倡导“中欧”概念的先驱们也有意无意地希望用德国的影响来取代俄国在东欧的势力，希冀德国重筑中欧地区，并推动这一地区重新加入欧洲的主流中去。不仅如此，许多曾经高举泛斯拉夫主义大旗的人也纷纷易帜，有此同愿，而在此前，他们一直紧握俄罗斯的“友谊之手”，对后者帮助东欧从德意志、奥匈帝国或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出来感恩戴德。
四、“中欧”概念的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东欧知识分子日益繁密的鼓噪声中，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和认识“中欧”概念。同时，人们开始试图给“中欧”画像，并对它进行界定。这种描述和界定主要反映在文化（昆德拉和米洛什）和历史（许奇）两个层面上。一些人认为，中欧概念具有某些特征、外观甚至气氛，认为可以对其进行具体的轮廓描述，直至声称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是否属于“中欧”。而另一些人认为，接受“中欧”概念即是一种“文化认同”。
昆德拉直言不讳地宣称，中欧是一种“命运的文化”，[24]匈牙利学人康拉德的表达则要玄妙得多。他说:“中欧是一种态度，一种世界观，一种对复杂的多语言观点的美学感知。”他说，每一个细心的旅游者都可以发现，中欧国家的城市有着一种共同的气氛。如同在阅读“魅力无穷的中欧”的旅游手册，如果说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里沃夫和切尔诺维茨等城市具有共同气氛和风格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城市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共同的统治者——哈布斯堡王朝——指导下完成的。正是这种现代化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基本外貌，类似的建筑物、火车站、旅馆、咖啡馆和中产阶级的公寓。他断言，中欧过去是，将来也还是一个实体，它的存在就如同多瑙河一样源远流长。
在冷战期间，中欧概念是一个解放的理念。东欧国家中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认为，中欧概念不仅可以作为消除欧洲分裂的弥合剂，又可以权当反对苏联控制的工具，即成为抗议苏联统治的一种“暗喻”。但同时，他们又悲观地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孤立地进行政治抵抗都是徒劳的。在匈牙利1956年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和1980年波兰事件之后，中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试图在道德上和文化上打败执政者，通过恢复共同文化的中欧认同和传统来改变现状，在中欧多文化和多元化的传统中建立民主、宽容和自由的公民社会。康拉德说，在西方，是公民社会控制国家，而在中欧，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或与之分离。在中欧，人们不断地用自治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结构来取代官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结构。他断定，“我们既不是西欧人，也不是东欧人。”[25]
但是，对文化认同的极端要求也可以变成为对自身存在的怀疑。中欧概念便呈现出这种悖论。中欧仅仅被界定为游离于东西方之间的某种东西。在西方的历史中，中欧呈无历史性。在这里，历史并未被感知。它只是日常生活荒诞事件怪异的堆积，如同在卡夫卡、哈谢克等人的小说中所表现的一样。这种文化的中欧同政治的中欧形成了鲜明对照。
冷战结束之后，一些中欧理念的坚持者认为，在政治上、文化上甚至经济上复苏中欧都是可能的。但中东欧地区的残酷现实给中欧概念蒙上了阴影。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开始威胁这一地区，特别是南斯拉夫解体及其继承战争爆发之后，人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中欧的讨论出现了一个悖论，即本来这个概念仅仅是中东欧国家寻求民族国家存在所需形式的一种政治观点。但当民族认同变成为阻碍国家的发展的因素时，人们又希冀诉求中欧概念以克服民族主义。[26]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来，入盟谈判中斤斤计较的经济问题逐渐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欧讨论中表现出来的诗意和理想。
应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欧的讨论基本上是“欧洲的讨论”，也就是说，其本质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如今，中欧显然正处于向另一个世界——欧洲——的转型过程中，一些国家已经在步入西方的俱乐部，少数国家还待在“门房”中。这种情况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当中欧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时，它是一个众多人如痴如醉地讨论的对象。而随着“中欧”逐渐成为一个“状态”（即从东方解放出来的地区，即将被西方所接收的地区），它又正在失去其现实性。如今，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中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中欧”依然是一种挑战，它不是一个有历史基础的概念，而是一种要求变化的理念，一种对未来的主观自我描述。
五、“中欧”概念的意义
虽然中欧概念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实际上，许多研究“中欧”概念的学者都对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实际意义持怀疑态度。英国的东欧问题专家阿什写道:“对这种讨论的第一印象是，它基本上是在抽象、不确定和理想化层面上进行的，这使得人们不能对其进行合理化和经验主义的批评。”[27]美国学者巴特认同这一看法:“中欧转变为我们文化载体的理想化的欧洲……但是，如果落到实处，中欧仍旧是一个十分混沌的‘政治’草案。”[28]德国学者瑙曼分析道:“参加讨论者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是，不清楚历史和社会景观的哪一部分该被称之为‘中欧’，而且，中欧就是由这种讨论创造出来的。”昆德拉也承认，中欧不是一种状态，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命运。其边界是人们脑海中的想象之物。[29]吉尔吉·康拉德更说:“中欧”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项计划或一种渴望。“使中欧概念发生革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今，它只是一个梦想。与东欧和西欧的政治现实相反，中欧只是一种文化反假设……如果没有中欧，就存在欧洲……如果我们不坚持中欧的乌托邦，我们就必须放弃游戏……作为中欧人，不意味着（他）具有民族性，而是一种世界观。”[30]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教授马特维耶维奇认为，“中欧”概念或其残余是恢复其所丢失文明的劳作过程……中欧正在使自身回到甜蜜的回忆中去，努力保持自己不被边缘化。[31]在鲁普尼克看来，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从克拉科夫到萨格勒布，重新发现中欧是20世纪80年代智性思考和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将是雅尔塔体系之后重塑欧洲政治地图过程中的一个部分。[32]更有学者认为，中欧计划正在逐渐填补由于解构“东欧”所造成的历史和政治真空。[33]
不同于前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欧”理念第三波的发展显示，这一理念不仅是中东欧国家要求摆脱雅尔塔体系强加给它们的政治概念，[34]而且反映出这些国家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从90年代起，随着中东欧国家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中欧概念已从过去代表一种较为纯粹的政治文化进入到一个具有政治和经济乃至社会内涵的实践活动。世界也第一次给了中欧理念一个实践的机会，但是，它远未成为一个建立地区的概念，它只是充当这些国家加入欧洲机构的努力中应急的工具。
首先，强调中欧具有与西欧国家相同的文明属性。公元8~10世纪，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民族，先后接受了基督教并使用拉丁文字。正如波兰人所称，自10世纪他们在拉丁基督教对拜占庭的斗争中取胜并选择前者后，他们就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35]只是近代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相继被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虏获）以及1948~1989年间（处于苏联集团中），两度中断了同欧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联系，因而，他们现在有理由提出“回归欧洲”。而西欧人也回应说，西欧应该“重新把中欧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该属于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36]
其次，强调中欧在冷战后新欧洲中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中欧国家不否认自己一直处于德国视野中（虽然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的侵略和统治），但鉴于自己的地缘处境以及德国在欧盟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中欧国家宁愿借助德国的力量来加速实现自己的夙愿，同时，抵消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对此，德国和中东欧国家心照不宣。[37]
第三，创建新的地区合作组织，凸现中欧国家的共性。1991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三国首脑在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举行首脑会晤。首脑们认为，三国地理相近、转轨内容相同，因而有必要在转轨和“回归欧洲”道路上相互交流和合作。于是便有了后来人们熟悉的维谢格拉德集团。1991年10月在克拉科夫召开的首脑会议上，三国讨论了经济合作问题，他们认为，在与欧共体签订了联系国协定后，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将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随后，三国签署了有限海关协定。1992年4 月17日，三国代表在布达佩斯会晤，决定成立中欧合作委员会，作为促进三边经济合作的咨询机构。5月6日，三国总理在布拉格决定，三国筹建自由贸易区，同年12月21日，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该协定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政治和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成果。[38]
1993年4月15~16日，在捷克小城利托米什尔召开由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德国、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参加的非正式论坛。哈维尔称赞这次会晤是“中欧依然健在的明确信号。”[39]1996年4月27~28日，在布达佩斯召开了由政府官员、学者和私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中欧论坛”。[40]1999年5月14日，维谢格拉德集团四个成员国的总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会晤，决定在欧盟一体化方面采取共同行动，同时一致支持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欧洲—大西洋集团。[41]
维谢格拉德地区合作机制是一个有益的工具，一方面，它可以在较低的地区水平上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另一方面，这种合作也显示出这些国家加入一体化集团的准备程度。此外，成员国在许多领域开发了共同政策，进而使相互之间的冲突和争端大大减少。通过高层以及各级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为这一地区长久的信任与和平创立了一种气氛。[42]因此，维谢格拉德集团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而且可能对欧洲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43]
现在，对绝大多数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来说，成为“欧洲”一部分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但这些国家在叩开“西方大门”时相互竞争，同时造成地区框架内的众多政治经济合作停滞不前。捷克政治家们（特别是时任总理克劳斯）曾强烈反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之间的合作制度，认为这是西方人为所致。[44]他们声称，“任何将集团作为穷人俱乐部和作为使巴尔干和前苏联同西欧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的缓冲区的概念”都是不能接受的。
上述事实表明，中欧存在两种趋向。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回归欧洲”进程的发展，“中欧”理念的哲学含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从解放的理念转变为入盟所需的应急工具，转变为中东欧国家之间竞相讨好西方、争取获得更多经济援助，并最终回归欧洲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中欧国家在地区合作方面又存在不和谐之音。维谢格拉德集团并没有多少具体的合作项目付诸实施，而且“每个处于劣势的一方都想变成中心”。[45]以至于有的学者认定，“从苏联统治下（1989~1990年）解放出来后的情况显现出，根本不存在‘中欧’”。[46]更有学者警告说，这种不和谐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有埋葬中欧的危险。[47]难怪有人怀念说，“我们更喜欢贫穷但受人尊重的准欧洲人的身份，那是贫穷但骄傲的中欧人”。[48]
不过，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中欧国家拥有“欧洲”的凭据，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它不同于俄罗斯，但是它本身并不是西方。随着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中欧理念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状态。许多政治家都提出了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盟中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及其达到目标的政治纲领。[49]然而，要实现这种趋同的路还很长，成员国要学习寻找共同的行动路线和战略。在未来，中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或许是一个样板，它可以对整个欧洲发挥影响并获得人们的尊重。为此，中欧理念的倡导者和中欧国家放弃利己主义、孤立主义和莫名的优越感，加强团结，面向更大的欧洲目标，无疑是必要的。果真如此，中欧理念有可能成为现实。
（原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
【注释】
[1]JacquesPutnik，CentralEuropeorMitteleuropa？Daedalus，Vol.119，1990，p.250.
[2]“CentralEurope，MitteleuropaandIdentity:AnOldDebateRevisited”，inPrzemyslavGrunzinski andPetervanHam，EuropeanSecurityIdentityandInstitutions，Pinter，LondonandNewYork，1999，p.45.
[3]有种说法认为，中欧概念是由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Schiller）在18世纪首先提出的。参见JohnO’Louling，“GeopoliticalVisionsofCentralEurope”，http://ww.colorado.edu/IBS/PEC/ johno/pub/trieste.pdf
[4]LonnieR.Johnson，CentralEurope-Enemies，Neighbors，Friends，NewYorkan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3-4.
[5]DanielChiroted.，TheOriginsofBackwardnessinEasternEurope:EconomicandPoliticsfromthe MiddleAgestotheEarlyTwentieth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1989.
[6]RobinOkey，“CentralEurope/EasternEurope:BehindtheDefinitions”，PastandPresent，Issue 137，1992，p.103.
[7]KarlA.Sinnhuber，“CentralEurope:Mitteleuropa:EuropeCentrale:AnAnalysisofaGeographical Term”，TransactionsandPapers，InstituteofBritishGeographers，Issue20，1954，pp.15-39，http:// links.jstor.org.
[8]G.J.Dijkink，NationalIdentityandGeopoliticalVisions:MapsofPrideandPain，London:Routledge，1996.
[9]RobinOkey，op.cit.，p.106.
[10]G.Parker，“‘L’Europecentrale’and‘L’Europemediane’”，inJ.O’Loughlin，ed.，DictionaryofGeopolitics，Westport，CT.:GreenwoodPress，1994，pp.76-78.
[11]“CentralEurope，MitteleuropaandIdentity:AnOldDebateRevisited”，inPrzemyslavGrunzinski andPetervanHam，op.cit.，pp.47-48.
[12]А.И.Миллер，ЦентралънаяЕвропа:ИсторияКонцепта，Политичес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6，cтp，33.
[13]FridrichNaumann，DasMittleueropa，Berlin，1915.
[14]Россияиеёзападныесоседы.ProetContra，Москва，весна1998，стр.10.
[15]哈莱茨基1940年到达纽约，1943年发表了题为《战后建设中的中欧东部》的文章。1944年，又发表了《中东欧的历史作用》一文。1950年他出版了《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和界限》。在书中，他将中欧划分为以德国为代表的西部（西中欧）和东部（东中欧），意即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空间。
[16]TonyJudt，“TheRediscoveryofCentralEurope”，Daedalus，Vol.119，Winter1990，pp.26-27.
[17]在以后的历史文献中，该术语逐渐合法化。
[18]这时出现的部分作品有:E.Ionescu，“TheAustro-HungarianEmpire:ForerunnerofaCentral EuropeanConfederation？”inCrossCurrent:AYearbookofCentralEuropeanCulture，1985；“Variations ontheThemeofCentralEurope”，inCrossCurrent:AYearbookofCentralEuropeanCulture，1987;G. Gonnicki，“IsPolandReallyinCentralEurope？”EastEuropeanReporter，1990，Vol.4，No.2；E.Bojtar，“EasternorCentralEurope？”inCrossCurrent:AYearbookofCentralEuropeanCulture，1988；T. G.Ash，TheUsesofAdversity:EssayontheFateofCentralEurope，N.Y.1989.
[19]J.Szücs，“TheThreeHistoricalRegionsofEurope:AnOutline”，ActaHistoricaAcademiaeHungaricae，1983，nol.29，nos.2-4.
[2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引起争论。美英主张限制在奥德河一线，苏联坚持奥德—尼斯河线。在波兰东部边界方面，1945年8月16日，苏联和波兰政府在莫斯科同意波苏循“寇松线”划界，但在某些地区界限离开该线划出5~8公里给予波兰。1951年2月，两国又做了少量的领土交换（479平方公里）。在波兰的西部边界方面，1950年7月6日，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边界协议，承认奥德—尼斯河线为两国永久疆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波兰的领土面积从38万平方公里，减为311730平方公里，波兰在东部减少了179461平方公里，在西部增加了102556平方公里，波兰的国土向西整体移动了大约50公里。
[21]MilanKundera，“TheTragedyofCentralEurope”，TheNewYorkReviewofBooks，April 26，1984，p.33.
[22]Schwatz，Egon，op.cit.，p.146.
[23]GordonAsh，“DoesCentralEuropeExist”，NewYorkReviewofBooks，Vol.33，No.15，9October1986，p.210.
[24]MilanKundera，op.cit.，p.35.
[25]Gy觟rgyKonrád，Antipolitics:AnEssay，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84，pp. 101-103.
[26]TakuShinohara，“CentralEuropeanDiscoursefromHistoricalPerspective”，inTadayukiHayashi ed.，TheEmergingNewRegionalOrder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SlavicResearchCenter，Hokkaido University，Sapporo，Japan，1997，p.38.
[27]AshT.G.，“Mitteleuropa？”Daedalus，1990，No.1.p.18.
[28]T.Judt，“RediscoveryofCentralEurope”，EastEuropeanPoliticsandSocieties，1993，Vol.7，No.2.
[29]MilanKundera，op.cit.，p.35.
[30]Gy觟rgyKonrád，op.cit.，pp.113-116.
[31]PedragMatvejevic，“CentralEuropeSeenfromtheEastofEurope”，inGeorgeSch觟pflinand NancyWood，op.cit.，p.190.
[32]JacquesRupnik，“CentralEuropeorMitteleuropa”，Deadalus，1990，Winter.
[33]FerencFehér，“EasternEurope’sLongRevolutionagainstYalta”，EasternEuropeanPoliticsand Societies，Vol.2，1988，p.418.
[34]有关东欧国家反对雅尔塔体系的讨论可参阅FerencFehér，op.cit.，pp.1-34.
[35]NewYorkTimes，23April1995，p.5.
[36]MichealHoward，“LessonsoftheColdWar”，Survival，36，Winter1994，pp.102~103.
[37]有关德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系统讨论可参阅:AnnL.Phillips，PowerandInfluenceafterthe ColdWar:GermanyinEastCentralEurope，RowmanandLittlefield，2000；V.Handel，J.HonandO. Picket.al.，GermanyandEastCentralEuropesince1990，Prague，1999；TimothyGartonAsh，InEurope’sName:GermanyandtheDividedContinent，NewYork，RandomHouse，1993；HenryCordMeyer，“MitteleuropainGermanPoliticalGeography”，AnnalsoftheAssociationforAmericanGeographers，Vol.36，Issue3，Sept.1946，pp.178-194.
[38]有关这一时期中欧国家之间的合作详见:DavidShumaker，“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 CentralEuropeanCooperation:1989~1992”，EastEuropeanQuarterly，Fall1993，pp.351-371.
[39]PavolLukác姚，“VisegradCo-operation-Ideas，DevelopmentsandProspects”，SlovakForeignPolicyAffairs，Spring2001，p.14.
[40]“中欧论坛”由波兰在1995年12月提议成立，旨在专门就入盟问题进行对话。PeterRutland，“CentralEuropeanForumHoldsInauguralSession”，OMRIAnalyticBrief，No.89，April 30，1996.
[41]PavolLukác姚，“VisegradCo-operation-Ideas，DevelopmentsandProspects”，op.cit.，p.15.
[42]A.Cottey，“Europe’sNewSubregionalism”，TheJournalofStrategicStudies，Vol.23，No.2，June2000，p.24.
[43]为此，德国艾伯特基金会2000年11月在匈牙利举行了名为“维谢格拉德是值得东南欧研究和效仿的可行的合作类型吗？”的国际研讨会。
[44]RhodesMatthew，“Post-VisegradCooperationinEastCentralEurope”，EastEuropeanQuarterly，March1999，Vol.33，No.1，p.51.
[45]HansAgnusEnzensberger，RyszardKapuscinski，andAdamKrzeminski，“BacktotheFuture”，NewYorkReviewofBooks，17Nov.1994.
[46]IverB.Neumann，“Russia，asCentralEurope’sConstitutingOther”，EastEuropeanPoliticsand Societies，Vol.7，No.2，Spring1993，p.364.
[47]PéterHának，“TheDangerofBuryingCentralEurope”，Iztok-Iztok，nos.9-10，1993，p.113.
[48]DusanTrestik，“WeareEurope”，Iztok-Iztok，nos.9-10，1993，p.106.
[49]捷克总理泽曼说:“我强烈希望，这个集团在我们加入欧盟之后还继续存在，因为一个集团的影响总是比单个国家的影响大。”参见“10yearsofVisegradCooperatio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of theSlovakRepublic，Bratislava，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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