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的变化

国际形势的变化

三、国际形势的变化

导致东欧剧变的因素，除了上述国内各种危机之外，还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

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给东欧“松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欧各国的自主发展，弱化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戈尔巴乔夫1985年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加强国内改革的同时开始全面反思苏联以往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

第一，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用普遍安全取代军备竞赛。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全球性冲突的唯一的结局只能是整个人类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必须抛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经典公式”。军备竞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裁军、完全消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现普遍安全。“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要使自己的安全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29]

第二，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应当和平共处，国际关系应当非意识形态化。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其他国家，同时用客观的和自我批评的眼光看待本国社会。人民既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不能而且也不应受美国或者苏联的支配”。另一方面，“不应把意识形态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使对外政策服从于意识形态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则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30]和平共处并不排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但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的范围内。哪一种制度好，应当由历史做出判断”^[31]。

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一改苏联以前控制东欧的做法，主张在“自由选择”、“绝对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具体做法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反思历史，尊重东欧各国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1986年，在阿尔巴尼亚解放42周年之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说：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解决与阿尔巴尼亚意识形态分歧时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成分，导致两国之间关系的破裂。^[32]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应该无条件地建立在平等和相互负责的基础之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各兄弟党都在根据本国的条件确定自己的政策。苏联并不强制要求其他国家模仿它的社会发展模式，并不强迫其他国家在内外政策上与自己保持一致。^[33]同年，苏联和波兰宣布成立苏波历史研究会，共同研究和解决两国、两党历史遗留的“空白点”问题，比如1920年苏波战争、1939年苏德秘密议定书和1943年“卡廷事件”等等。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时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抛弃以任何借口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做法”。^[34]从1989年8月开始，苏联报纸连续发表文章，承认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干涉内政”，破坏了捷的“民主革新进程”。与此同时，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新关系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要严格建立在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应该有所不同，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要有所差异。“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或那样地处在探索革新和重大变革的过程中。至于在什么规模上进行这种变革，应该采取什么形式、速度和方法，则由每一个国家及其领导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决定”。社会主义政党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每个党独立自主，每个党有权自主解决本国的问题，对本国人民负责”。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横加指责。^[35]198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苏东关系的新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绝对的完全平等，这就是执政党对自己国家事业的负责精神，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服务于本国人民；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关心；这就是互相尊重、严肃对待朋友取得的成就和进行的经验，以及进行自愿的多种形式的合作；这就是大家都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供所有人学习的‘模式’。”^[36]

在此基础之上，戈尔巴乔夫鼓励和支持东欧各国摆脱苏联模式。在波兰剧变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断妥协的措施，赞成在波兰实行多党制，甚至认为波兰的改革就是苏联改革的“当今和未来”。^[37]匈牙利正式决定实行多党制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对苏联改革的巨大支持。他对格罗斯说：“不想把革新社会主义的构想强加于人，但朋友的支持将加强我们的信心和力量。”^[38]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对试图坚持苏联模式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领导人提出批评和谴责，认为他们“对尖锐的生活问题熟视无睹”，要求他们“不要落后于社会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情绪”，明确表示“凡是主张保留原来由党控制的‘行政命令’制度的东欧国家领导人，苏联不再给予支持”。^[39]比如，1987年，戈尔巴乔夫指责雅克什对反对派采取的强硬立场，认为在捷进行的改革缓慢而且缺乏民主，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在1989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难以控制时，苏联警告捷当局不能利用军队的力量强行制止动荡。戈尔巴乔夫曾敦促日夫科夫要在保加利亚进行民主化改革，否则他将被生活淘汰。在罗马尼亚政局发生动荡，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齐奥塞斯库时，苏联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行动，称其为“正义事业”。罗马尼亚非共产党政权成立后，苏联更是最早给予承认。^[40]戈尔巴乔夫还认为昂纳克自以为是“欧洲社会主义前哨”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昂纳克的体制是“粗野的共产主义”，“母系氏族的社会主义”。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告诫昂纳克，不要误了改革的最后一列火车，“政治上错过机会的人将受到生活的严厉惩罚”^[41]。

对于东欧剧变，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认为：“东欧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当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破产’时，我们则反问，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实质上已成为斯大林官僚专制体制（我们自己抛弃这一体制）模式那样的社会主义吗？有人甚至责怪我们，说我们‘不战而退’。结果是出主意让我们采用以前我们采用过的和我们已经坚决不再使用、现在坚决予以谴责的办法。”^[42]

国际形势的变化还表现在西方国家利用资金、媒介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渗透，推动东欧国家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扶持东欧国家的亲西方力量，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浪潮。1982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年）提出要与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东欧人民，用西方的“民间组织”和采用“公开”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建立起“独立的”工会、教会、政党、大学、报纸和司法机构，最终使苏联东欧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2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召开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确定和制定促进在共产党政权下发展民主的办法”，包括加强国际广播、文化交流、大量发行西方书刊等渗透活动。1983年6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25—　）宣称，“和平演变”是西方的共同目标，要运用西方掌握的现代科技发展的巨大资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人点燃希望的明灯”。1985年2月，里根就《雅尔塔协定》签订40周年发表声明说，美国“决定要达到在东欧实现自由”的目标。1986年3月，里根又在对外政策咨文中说，美国要对全世界“进行强有力的领导”，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美国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长期斗争”，“以耐久力和坚定的决心”，“按照美国的理想去影响事态发展”。1989年，布什（George W．Bush，1924—　）就任总统后，提出了所谓“超越遏制战略”，它改变了过去遏制、对抗的传统战略，转向积极发展关系，扩大联系与合作，运用诱压兼施等手段，促使苏联、东欧“逐渐实现自由化”，提出要用20、30年的时间，通过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融化掉社会主义”。

为了达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西方国家采取了以下做法。

在经济方面，为了促进苏东社会主义向多党议会制和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资助各国的反对派并向其提供所需援助。以美国为例，1983年10月，里根政府制定的“使共产主义民主化的战略”中，特别强调要从物质上帮助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势力”。同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1920—　）向国会正式提出了由国务院、新闻署和国际开发署联合拟订的“促进民主运动”拨款法案，要求两年拨出8 500万美元，以便这些国家的“民主势力”能够“高举起民主的火焰”。1989年4月，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后，美国宣布给予波兰10亿美元援助，宣称这是对波兰国内“要求自由的呼声作出的响应”。5月，美国胡佛研究所声称，波兰团结工会除了每年能从美国的一个基金会得到40万美元外，还将从美国国会获得一笔约为400万美元的特别拨款。除了给团结工会以资助外，西方国家还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组织、民主德国的新论坛等提供经费。另一方面，向东欧各国政府剧变前进行的一系列市场经济朝向的经济改革提供经济援助。1989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宣布，为落实布什提出的同匈牙利建立“伙伴关系”的目标，美国不仅准备向匈牙利提供包括长期最惠国地位在内的一系列商业和经济上的优惠，还将建立一笔2 500万美元的基金来帮助匈牙利私人企业的发展。在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剧变的时候，欧共体宣布要筹集110亿美元作为援助东欧的“欧洲发展基金”。

在政治方面，西方国家竭力支持苏东国家按资本主义的模式进行政治改革，特别是支持反对派运动。尼克松在1989年曾提出：“我们应该继续奉行对东欧政权区别对待的政策，把表示愿意实行推动其国家走向政治多元化的改革的那些政权同那些不进行这种改革的政权分开。对那些使其政权自由化的领导人，我们应提供经济信贷、比较先进的技术和延长偿还债务的期限。把东欧列入美苏会谈的议程。我们应坚持要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言行一致，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权。”^[43]布什在1989年7月东欧之行的时候，会见了瓦文萨，表示支持团结工会，波要求兰当局应当尊重建立自由自治组织的权利。1989年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谴责捷克当局逮捕“七七宪章”领袖哈维尔的举动，迫使捷克当局提前释放哈维尔。

在文化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利用各种手段向苏东国家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具体说，一是宣传东欧国家反对派的主张。1980年团结工会一出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之音”就向波兰和苏联东欧地区广播各地的罢工情况和团结工会领导人的讲话。在苏东剧变期间，“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BBC”等媒体都加大了广播力度，鼓动选民的反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情绪，号召他们投反对派的票。二是利用东欧国家的民族、宗教矛盾大文章，以期激化社会矛盾。“美国之音”的一位负责人公开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发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动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宗教感情的复萌。”^[44]三是西方的学者、政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攻击性和煽动性的文章。法国《世界报》1989年7月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波兰向民主制度迈进的这种演变与我们密切相关，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应不应该，而在于我们应该使民主制在这个共同的大陆上到处取得胜利”。英国的《卫报》同月1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布什要求就共产主义危机采取行动》的文章说：“共产主义正在引人注目地加速崩溃，因此西方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来小心处理这一衰落过程，对其发展变化的进程加以引导。”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27日载文说：“团结工会引人注目地在波兰掌了政权，这是数百万计的男女工人的非凡胆量结出的结果。他们冒着丢掉性命、工作和家庭的危机，在一度是非法的地下工会里工作。然而，没有美国工会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有可能无法使波兰共产党旨在摧毁团结工会的努力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