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

自然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

自然主义认识论是认识论在心理学方向上变革的产物，蒯因无疑是这一场变革的开路先锋。所谓认识论的心理学转向，就是从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的认识论与心理学相分离的趋向而转向自然主义主张的认识论与心理学相汇合。传统的认识论是规范认识论，新型认识论是描述的、经验的、科学的认识论，是心理学的分支，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分支。正如蒯因所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旧认识论力求包含自然科学，它设法从感觉材料中去构造自然科学。相反，在其新背景中的认识论，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31]。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继续将心理学引入认识论研究中，并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如哈曼在《思想》（1973）一书中指出，主体缺乏知识和辨明，完全可能是由于他信念中的心理联系，这与逻辑关系无关；戈德曼在《辨别与知觉知识》（1976）一文中指出，要摆脱非心理学的认识论只能承认心理学概念对分析认识概念是极为重要的。^[32]另外，随着库恩开创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第一哲学同样受到摒弃，并直接宣称各不同范式并不存在客观的共同前提与标准，相互不可比，因而没有适合一切时代人类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的普遍标准。因此，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已经开始转向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陈述和证明之网，此后以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考察的对象，试图通过“实验室”的真实生活来构造科学知识，认为科学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体系，这种科学观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自然主义的。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实践哲学更是直接继承了心理学传统、库恩传统和SSK面向经验实践的传统，从它的三个研究进路来看，它们也都采取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自然主义的烙印，成为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的科学哲学。它们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成果中：

（一）吉尔的进化论自然主义

吉尔在考察了方法论基础主义（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和波普尔）和元方法论（拉卡托斯和劳丹）这两种非自然主义方法论的失败之后，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观念。

吉尔主张将进化论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中的新进展结合起来去理解科学认识论。他认为，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是那些为较低级灵长目动物和其他哺乳类动物所具有的能力的进化发展。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过分强调直观经验或直觉知识，因而认为世界要么是我们感觉经验的总和，要么是完全不可知的。但事实上，我们人类具有与外在环境直接打交道的内在机制，这些能力被我们的有意识的经验或语言概念能力所掩盖了，因此我们需要以进化论和神经生物学的方法来考察事实上我们是如何获取知识的。吉尔认为，进化观提供了一个处理规范和相对主义问题的纲领：不存在任何超越社会实际物理关系域的规范，这些社会实际物理关系包括社会文化等，任何规范都要放在具体境域中来理解。

吉尔的进化自然主义遭到了普特南等人的批评。利用反驳这些异议的机会，吉尔进一步发展出了工具性的合理性理论。他指出，认识论原理不存在任何自主的领域，但这并不否认科学研究方法之间有好坏之分，也不否认为选择好的方法而提出建议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合理性原理只能是工具性或者说是有条件的，需要将研究策略与研究目的联系起来，而建立这些联系本身就需要进行科学探索。“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不同的有机体以或多或少有效的方式与它们的环境的各方面打交道。研究科学是我们人类与我们的环境各方面打交道的方式之一。我们只要注意这个过程本身，我们将期待发现，在不同的方面，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有效。我们会寻求解释，这是为什么和这是如何发生的。试图在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间做出一个基本的区分，这本身不是理解科学或任何其他人类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33]吉尔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决策论来说明理论选择，他把这种选择模式看作是心理学的一个特定部分。

可以看出，吉尔的进化论自然主义与蒯因的观点类似，都主张将认识论实证化、心理化，对认识论进行全面的经验研究。但吉尔更重视对相对主义和规范等问题的探讨，试图发展一种解决这些问题的论纲。需要指出的是，吉尔的观点同样受到了许多的人的批评，这主要集中在他忽视了认识过程中的非认知因素和如何为自己的进化论自然主义的合理性本身进行辩护等方面。

（二）萨伽德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萨伽德把自己的观点称为“计算的科学哲学”（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他试图在计算机科学理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将认识论实证化。正如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34]

刚开始他对用自己的PI系统（Problem solving and Induction）解决认识论问题充满信心，但后来他发现了PI系统的一些缺陷，如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但事实上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35]由于这些局限的存在，萨伽德在后来的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心理学的自主性模型和科学社会学的自主性模型都为准确描述科学研究的现状做出了贡献，但要超越这种自主性模型，从而为科学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提出一种综合性的看法。因此他发展了一种分布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简称DAI）的模型来看待科学共同体。DAI是人工智能领域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分支，它所关注的是怎样用彼此联系的智能计算机组成的网络来解决具体问题。

萨伽德首先将每个科学家当作通信网络中的结点，不同的结点又结合成为群集，在群集中个体科学家相互交流。与拉图尔等人否认每个结点都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处理系统的观点相异，萨伽德认为科学组织和科学家个人都是认知主体，科学共同体也可以被看作是心智的社会。因此，他试图用这样方式来描述某个领域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对从计算的意义上来理解复杂的心智和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充满了信心，“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是具有社会性的知识，但我们并不否认个人的认知活动在这种知识发展中的作用。根据分布计算观点，把从计算角度对个人认知活动的理解与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相结合，这样我们便可认识为什么对科学的心理学说明与对它的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成一个整体”^[36]。

与萨伽德有类似思想的还有丘奇兰德、西蒙等人。针对萨伽德的观点，特万尼等人提出了许多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这些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

（三）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在1984年的《科学与价值》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的科学变化图景，即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接着又在《进步还是合理性？规范自然主义的前景》（1987年）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规范自然主义概念，此后在《规范自然主义》（1990年）等文章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完善。劳丹提出规范自然主义的缘由有两个：首先，当时的科学方法论处于某种困境中：费耶阿本德声称他已证明每一种方法都与另一种方法一样好（或许一样坏），主张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库恩认为方法论并不能作为在相互竞争理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根据；波普尔把方法论规则当成是约定的，因而就没有了合理性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方法论不可能对当代的科学家关于应当接受或拒斥什么理论给出有保证的忠告，因此，所有这些都剥夺了方法论的规范力量。其次，当时的自然化认识论忽视或轻视规范问题。但放弃规范的自然主义面临一个严重的悖论，即它们不能前后一致地对自身进行辩护。

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37]。因此，他认为合理性论题和元方法论论题都是不可取的，因为科学史上的理论选择完全是由价值论和背景信念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科学家做出的。他们的选择可能是合理的，但用我们的方法论去揭示它们，却又是不恰当的。此后，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即把方法论学说看成是断定手段与目的之间可能联系的陈述。规范自然主义能使我们在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中进行选择，使方法论在认知上像科学本身一样是不确定的。因此，他用“进步”概念代替“合理性”概念。进步与合理性不同，不必是一个专对个人而言的概念，而合理性是因人和因条件而异的，只要规范自然主义能说明科学进步，就能避免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对一个方法论规则信赖与否，要求我们自己来回答如下问题：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中，我们是否能依靠这个规则而不是另一个规则来真正促进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认识。这样的问题不可能预先回答，它们是些经验问题。……科学方法论本身是个经验性的学科，它不能省却探索的方法本身，它研究这些方法的有效性。”^[38]

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同样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如利普林（Jarrett Leplin）从科学实在论的角度反驳了劳丹，并且认为劳丹试图让价值约束削弱认识实在论的做法也是不恰当的。^[39]多倍特（Gerald Dopelt）也从多方面对劳丹进行了反驳。^[40]

（四）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建立在富勒等人提倡的社会认识论基础上。富勒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的来源，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富勒认为，知识的自然化不是为了使认识论消失，而是为了使认识论与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消失。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唐斯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指出，过去对科学哲学自然化的讨论不怎么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它们所注重的是利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但这种讨论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第一，它们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第二，科学实践的社会性是不可化简的。唐斯吸收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所有科学实践都有助于科学知识的生产，科学认知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头脑中进行的一个过程，而且是导致科学知识产生的所有活动。他认为科学实践包括：进行实验，把现有的理论扩展到新的领域，做出假设并对理论或假说进行检验，重做某些实验，对同行的论文进行评价，借鉴某一领域的成员已经取得的成果等。

唐斯为了阐明社会自然化认识论，着重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举科学中假说的评价过程为例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家们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认知个体主义对这个现实问题的回答是无力的。唐斯的回答是，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社会技能，而且单凭某个人自身的力量来对假说进行评价，这在实际当中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斯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科学活动的社会性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理论具有公有特性，通过集体生产而且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留传；第二，社会相互作用可以导致认知成果；第三，要了解某项活动是否对科学是一种贡献，我们需要从更为宽广的社会背景中去加以了解。这三个层次是科学实践固有的，适用于所有知识的生产。因此，唐斯总的结论是：“第一，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做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第二，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41]针对学者对其脱离自然主义的批评，唐斯本人倾向于承认自己理论的自然主义倾向，例如，他曾指出：“被认知个体主义者忽视的对科学的社会特点的正确理解，将会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更为恰当的自然主义方法。”^[42]我们也认为唐斯的这种方法属于自然主义传统，因为从自然主义最宽泛的意义如反对第一哲学和先验论、注重经验描述等特点来看，社会自然化认识论都具备，而且它并没有完全否定个体的认知心理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