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符号化是消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节　消费符号化是消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所谓消费符号化，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在购买和消费商品时，着重考虑和刻意追求的，不是它们的物性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意义和象征价值。这时，购买活动表征着消费者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旨趣，消费活动所凸显的是商品的符号功能。在消费符号化的过程中，时尚和货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突出消费的象征意义

在短缺经济时代，消费受制于生产，相对于生产，消费是第二位的。那时，人们勤俭节约，聚敛财富，为的是维持或者扩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中，消费没有成为难题，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直到福特主义产生以前，情况一直都是这样。那时，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出现了经济危机，也是由大众的购买力低下而不是由产品的绝对过剩引起的。到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资本的空前增加，使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丰裕经济时代。这时，由于大规模生产容不得产品积压，消费成了生产活动继续进行、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以至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丰裕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为了在生产扩大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剩余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消费，用消费来拉动生产。用消费拉动生产并不是什么新思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曾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新社会、城市和爱情的世俗化，是推动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三支重要力量。新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尽管来自新社会的新贵族缺乏传统贵族所具有的闲暇，但是他们富有，这就使经商也变成一种相当体面的事情。富有者用钱买回的不仅仅是贵族头衔，而且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法性。这些新贵族们所聚居的城市也因此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场所。新社会的形成也伴随着城市的扩张。任何城市从产生到发展都与消费密切相关，城市的扩张也就意味着消费的扩张。由于城市的扩张，宫廷中讲究排场、追求享受的奢靡之风便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方上层社会。爱情的世俗化造就了一个新的妇女阶层，包括宫廷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宫廷情妇、高级妓女、宫娥等在追求起居、饮食、服饰、出行等方面的享受所付出的高昂费用，推动了整个上层社会对财富的巨大消费，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渴望财富和追求奢侈的风气。这也是企业主和资本家不断生产奢侈品的基本前提。所以桑巴特说:“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因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提倡者。”^[1]这就告诉我们，除了刻意掩饰，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从来就是身份、地位、品位、格调的象征。消费主义紧紧抓住了这一点。它通过宣扬消费是构建身份、显示品位的捷径，来落实用消费拉动生产。

一般来说，确认一个人身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门第、财富、权力、才识、衣食住行、社交圈，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公众人物，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提防，使得个人的真实身份作为隐私通常处于隐秘状态。在消费主义看来，购买和消费本身就是财富的象征、身份的标志、品位的显示，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在暗示着消费者本身就是某种人或者他正一心一意想成为某种人。因此，消费既是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也是在消费它们的象征意义。而且，基于人类普遍存在的虚荣心，人越是处于社会下层，就越向往上流社会，他购买和消费商品时的象征意义就越大，就越需要要么大肆张扬，要么刻意掩饰。

象征使商品具有比使用价值更多的社会价值，成了承载意义的符号。消费主义就是要凸显商品的符号意义，使其成为意义的代码，进而使消费的符号化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得到社会认同的主要途径。这样，消费主义就使消费彻底符号化了。

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消费者通过购买和消费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向往，并力图得到社会认可。他们要么为了彰显与众不同进行炫耀性消费，要么把攀比性消费看成是满足群体归属感的象征。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哲学家迈克·费瑟斯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体、服饰、谈吐、闲暇时间的安排、饮食的偏好、家居、汽车、假日的选择等，都是他自己的或者说消费者的品位、个性与风格的认同指标”^[2]。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也指出:“人们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在人们抱着展示自己社会身份的心态而进行消费的时候，商品的身份价值或社会标志价值便得到了实现。”^[3]

二、拼命制造和追求时尚

在消费社会中，从控制消费者的主观愿望这方面看，消费主义主要是通过拼命制造和追赶时尚来使消费符号化的。时尚制造了商品的符号意义，因而成了消费主义的铺路石。

这主要是由于:

(1)时尚具有区分和模仿功能。德国社会学和哲学家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一书中尖锐指出，“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4]。时尚的区分功能就是它可以凸显某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时尚的载体是衣食住行。时尚领跑者的衣食住行，总比一般人高档或前卫。符合时尚的物品，一辆汽车、一件饰品、一款衣服、一次聚餐……可以在有意无意之中彰显品位和地位，引来阵阵羡慕和钦佩，使拥有者、使用者的心理得到相当的满足。西美尔强调指出，时尚一般是由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制造的，他们用引领时尚来彰显自己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时尚的区分功能使它被众多人争相模仿。正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才刻意模仿上层社会的时尚。西美尔认为，除了提升社会地位，人们追赶时尚还有更深刻的心理原因，那就是:模仿是个体融入群体的桥梁和保障，它既可以使人减少作出艰难选择时所遭受的折磨，也可以使人免除在特立独行时所面临的孤独。所以西美尔说，通过追赶时尚，人们“就好像置自己于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现在的行为免除了保持自身个性的困难”^[5]。

在消费社会中，时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区分和模仿功能，就是因为消费社会在制造出普通的消费大众的同时，还在制造并不断复制着社会的差别和等级。消费社会解构了传统的社会等级，但凸显了消费的意义，并通过消费的差别来确认现实的社会差别，使拥有和消费商品成了社会地位的代码，从而使金钱成了人们进入不同社会等级的入场券。时尚的区分和模仿功能，表达着、实现着、更新着追逐者的愿望，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

(2)时尚具有时限性。时尚总是为一部分人所拥有，被另一部分人所追赶。时尚的制造者昂首阔步走在前面，面带自信和荣耀，时尚的追随者一溜小跑跟在后面，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唯恐被扣上东施效颦的帽子。时尚总是处在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上，给人以时不待我的感觉。因为一种时尚一旦被广泛接受，它就不再是时尚。西美尔指出，“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因此，它在被普遍接受与因这种普遍接受而导致的其自身意义的毁灭之间摇晃”^[6]。也就是说，某一时尚越是扩张，越是被大众化，就越接近它的死亡。正是在时尚迅速流转的过程中，商品既找到了出路，也积聚起了更新换代的动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时尚的转换周期越短，就越符合消费主义的需要。

在制造与追赶时尚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和斗争。这既是捍卫特权的手段，也是争取平等的抗争。一开始，较高社会阶层的人们很乐意看到别人模仿他们的风格，因为这种模仿所引起的社会涌动，正好衬托他们的高贵和优雅。一种时尚在流行过程中，象征意义也在不断减退。一旦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意识到，正是较低社会阶层的模仿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他们所制造的时尚的象征意义，他们便会迅速从流行中抽出身来，另外创造新的时尚，从而再次把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这种局面周而复始，推动着时尚不断变迁。时尚造就出自己的评判标准，它以生活方式的新与旧来区分一个人是处于社会潮流的前卫还是落在后头。支撑时尚的是对金钱的拥有。那些既无法和富人在精品层次上攀比又想制造时尚的人，往往制造出所谓的“另类”时尚。这种时尚不是依靠物品的高档，而是靠审美观念上的新奇和怪异，以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打破社会精英对时尚的垄断。时尚和另类的重要区别是:时尚对已有事物在象征意义和审美观念上的超越，往往一出现就能得到广泛认同，尽管人们未必马上追随;另类对已有事物在象征意义和审美观念上的超越，则往往被人们另眼看待，认为难以接受。精英们也往往强调另类者无非是以丑为美。不过，上述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另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时尚。因为新风格的引入，总是从否定既定风格的审美观念入手，进而否定它所具有的区分社会等级的功能。另类风格也是这样。当另类风格所包含的审美观念，确实击中事物已有风格的审美弊端，它就会在另类者的执著坚持中，逐渐被大众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就会用高档材料来表现和重塑这种另类风格，将它们转变为时尚，重新在时尚的流行中独领风骚。所以，西美尔说，较低的社会阶层几乎没有时尚，即使有的话，也往往不是他们自己特有的。^[7]

(3)时尚反映着人们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双重追求。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双重追求，就好像生物进化中的遗传和变异。遗传表现为生活从形式到内容的稳定，能使社会生活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变异表现为生活的形式和内容的局部更新，能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在消费活动中，追求普遍性就是讲究入乡随俗，追求特殊性就是坚持特立独行。前者可以使人少冒创新的风险，避免选择的痛苦，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宁静;后者可以使人打破沉寂，减少平庸，让生活具有鲜活感。在时尚被少数人创造时，区分功能凸显的是它的特殊性，当时尚被大众接受时，模仿功能表达的是它的普遍性。

时尚流行的过程就是将特殊性转变为普遍性的过程，时尚的转换就是用新的特殊性去取代旧的普遍性。时尚的普遍性肯定并强化着对新的行为方式尤其是新的消费方式的模仿，提供了把前卫的个人变成样板的机制，引导群众涌往时尚新开辟的道路，结伴而行。时尚的特殊性张扬了个性，满足着个人对差异性的要求，也使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张力。西美尔认为，正是由于时尚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它才成了调节社会的一种手段，社会生活才因此既有秩序又有活力。

三、以货币万能为出发点

近代以来，货币制度化的不断发展，使货币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货币万能、货币是财富的象征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以货币万能为出发点，并加以强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论著中，曾围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揭示货币作为财富象征的符号作用。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本质尤其是货币与资本关系的见解，对我们理解货币万能和消费符号化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中介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它不包含任何具体内容，不与任何具体劳动或使用价值相关，只是抽象劳动的物化形式。以货币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交换关系，是与生产和使用商品的人的个性无关的、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普遍化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日益物化和去个性化，只有围绕商品交换才能形成和维持。物与物的关系不仅反映而且决定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也必然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的形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把货币当做资本来使用，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有着本质不同。就作为货币的货币来说，货币只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即“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就作为资本的货币而言，由于资本家是为着货币的增值才组织生产和进行交换的，货币便成为这一运动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9]。也就是说，资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货币的功能、地位和本质，它既使货币从商品交换的中介上升为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最终目的，也使货币成为社会生活中独立的、高于一切的东西，即财富的象征或者说财富的一般代表。

这样，以下情况就会必然发生:

货币成了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由于必须用货币购买劳动资料，有货币才有劳动对象，所以可以说，货币成了劳动的对象。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价值的增值即货币的增多，生产出来的是交换价值，价值的增值又只有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所以可以说，货币是劳动的目的和产物。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10]。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11]。不仅资本家想发财;工人也想发财，只不过雇佣劳动实际上只让资本家发财，不让工人发财罢了。工人要想发财，或者说想尽量多得一点，就必须拼命劳动，作为目的的货币便成了鞭策他们勤奋工作的手段。所以马克思说:“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即一般形式的财富，所以，首先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具有怎样的特殊形式都无所谓，它采取可以达到目的的任何形式;在为社会需要等创造新的对象方面，勤劳是富有发明才能的……只有当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从而个人的工资也都是货币时，普遍的勤劳才是可能的。否则，只有特殊形式的技艺上的勤劳才是可能的。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交换价值，就是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货币。因此，生产交换价值本身的直接劳动就是雇佣劳动。”^[12]

人与人关系的货币化。货币一旦被制度化，它就会按照自己固有的逻辑发挥作用，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对它无可奈何，除非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了要求消灭商品和货币的程度。推动货币制度化的现实力量，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所创造出来的交换价值的一般性。针对这种一般性，马克思指出，从商品生产的角度看，“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13]，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看，“进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这样就在物质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14]。

人与人关系的货币化，带来的是彼此漠不关心和人际关系的物化。在相互交换商品所形成的共同体中，人们靠货币和商品黏结在一起，并没有真正的相互需要，彼此也没有感情交流。每个人关心的都是他人手中的货币或商品，而不是他这个人。“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15]与以往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不同，在由货币形成的共同体中，每个人对共同体都漠不关心，都仅仅只把它看成是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因此，这种共同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物化的、外在的、抽象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说:“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个人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单个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在货币(交换价值)上，个人的物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16]

造成人对货币的普遍依赖。这种依赖性的突出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是靠货币为黏合剂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17]

货币万能。在由货币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中，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不仅劳动成果可以用货币来支付，非劳动的成果也可以用货币来支付，甚至本来不能用于交换的东西也可以用货币来交换，于是便造就了货币的一统天下。相应的，也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拥有货币即拥有财富，就拥有满足需要的普遍手段，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任何愿望。也就是说，拥有货币便有了一切。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对歌德在《浮士德》、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对货币万能的鞭挞做出如下解释:“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不用费力就成为不诚实的人，因此，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占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说他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颇有头脑者的人，不是比颇有头脑者更有头脑吗?既然我有能力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一切无能力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18]

总之，在借助货币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中，货币作为万能之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每个人的需要和对象、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即每个人和自己的生活之间的中介。另一方面，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货币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商品交换能把不同事物转换成不同数量的货币，从而夷平事物的特殊品质。货币可以购买一切东西，因而也能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货币在夷平了一切事物的差别后，以自己的无差别性包含了其他事物应有尽有的差别，从而使自己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货币可以兑换其他一切千差万别的事物，从而使自己具有最大的丰富性。在借助货币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中，对货币的拥有者来说，如何获得和使用货币并不取决于也不代表他的个性，而是由这种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决定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货币——引者注)只代表一般，纯粹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19]。要消灭货币万能，就必须消灭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

货币万能是消费主义的出发点。由于不拥有货币就无法引领消费，消费主义在把货币是财富的象征转化成能引领消费就是富有和高贵的象征时，实际上是在强化货币万能。

四、把货币变成消费符号化的中介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主要从文化哲学层面上，研究货币制度化的现代发展，通过对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对人的精神生活、内在品格的影响，来揭示货币的符号作用。他的有关见解，对我们认识货币为什么能够成为消费符号化的中介有重要启示。

西美尔认为，货币既是经济现象又是文化现象。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宏观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社会生活中主导观念的转变，并对个体的心理气质施加了重要影响。在货币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货币制度是树根，社会文化则是树枝上的花朵。因此，对货币制度的剖析越深入，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揭示出货币制度与社会文化和个体心理的内在关联。

西美尔在《货币哲学》等著作中反复论证了如下思想:货币经济造就了货币对财富尤其是对价值的象征意义，不偏不倚地同时支撑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文化倾向。一方面，它引发了社会文化的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另一方面，它也使现代社会中个体自由和内心独立的潮流不断发展壮大。用西美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20]

在剖析论证货币制度化所造成的平均化趋向时，西美尔主要阐发了以下思想:

(1)现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内容脱节，必然导致货币的功能符号化。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张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同，西美尔坚持主观的效用价值。他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是这仅仅是主观价值，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使之客观化。所以，他同时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创造价值的是交换。交换的意义在于使主体获得了需要的物品，满足了主观的欲望。由于这种满足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人，价值的主观性便超越个体而客观化。可以看出，西美尔所坚持的是康德关于客观性的定义:客观性=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21]他认为，劳动分工的复杂化所引起的社会交往的频繁和扩大，是货币经济产生的前提。一开始，货币也必须以实物为载体，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历史阶段。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便逐渐脱离了与质料的关系，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变得越来越纯粹。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早已没有实物的概念，它的唯一职能是在交换中作为价值载体。西美尔强调，这一变化意义非同小可。在经济领域中，它意味着货币的经济价值不需要以实物为载体便可获得，货币因在交换中发挥功能而获得价值;在文化领域，它意味着货币成了价值的符号，拥有货币就拥有价值。因此西美尔说:“货币对文化过程的其他部分提供的所有隐含的意义都来自它的本质功能——为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明的可能表达形式和最浓缩的符号形式。对于价值的贮藏和转移功能，传统的看法是把它视为货币的主要功能，但这只是货币基本功能中较粗糙和第二位的表现。这种功能显然与货币的质料价值没有内在联系，但有一点也确实是通过这一功能而变得明显的，即:货币的本质所在正是结合于这种功能之中的那种远远超越了货币物质符号的观念。货币在集聚价值方面的角色越是重要，它就越是不那么需要与物质实体相联结;货币在价值集聚方面角色的变化不仅仅是通过其数量的增加而达到的，它更是通过使其功能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对象上面，以及以这种方式对更加多样性的价值进行整合而实现的。”^[22]

(2)货币挖空了其他事物的特有价值和特性。货币经济的特点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普遍深入社会生活。在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所有事物经货币而相互关联，货币因而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事物相互联结的黏合剂，相互交流的中转站;货币将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和特性化为可计算的量，在它面前，事物质的差别已不复存在，货币因而成了衡量价值的标准，以客观化、量化和平均化为导向，广泛渗透于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中。针对这种情况，西美尔说:“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大小的不同。”^[23]

(3)人的价值被物化。货币经济不仅使所有被交换的事物成为无特点的存在，而且把人置于以追求金钱为最高价值的文化氛围中，使人忘却其他价值的存在。货币经济使人与人关系中最真挚的部分也需要用金钱来维系，人跟钱更近了，跟人反倒疏远了。但是，金钱不是人，它对人完全是中性的，毫无感情可言。人无论是把金钱奉为神明，或者是不屑一顾，金钱都依然会按照自己固有的逻辑，发挥作用。西美尔指出，一旦人把自己的情感和追求寄托在货币这个对人无动于衷的中介物上，人就必然会被物化，无论是聚敛钱财还是挥霍无度，都是金钱文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吞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必定要随之萎缩。所以西美尔说，货币经济“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惟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地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24]。

(4)货币由手段上升为目的。西美尔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现代货币经济中劳动分工的日益复杂化、金钱作为手段的万能化引起的。劳动分工的复杂化往往使统一的劳动过程分裂为碎片，使实现目标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手段。手段链拉得过长，就容易使人们过分关注手段的应用，忽视或遗忘需要实现的目标。用西美尔的话来说就是，“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25]。货币符号化的结果，使金钱成为一般手段。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兑换任何一种物质的价值，因而是万能的手段。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心理依附的重心普遍发生偏移，金钱上升为生活的唯一追求，由手段一跃而成为目的，造成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性的失落。对此，西美尔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其自身价值完全来之于其作为手段的特质、来自于其能够转化为更具体价值的能力。但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象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货币作为手段的价值是通过作为手段的价值的提升而提升的，并且一直提升到这样一个界限上:在此界限上，它作为一种绝对价值发挥效力，并且货币中所包含的目的意识也告完结。”^[26]

(5)货币使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计算和预测行为具体后果的理性。在讲究工具理性的行动中，人们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实现特定目标的作用，至于特定目标所承载的终极价值是否合理，则不去追究。与此相对照的价值理性，则专门探讨终极价值是否合理。对讲究价值理性的人来说，特定目标所承载的终极价值是否合理，是必须首先加以确定的。无论追求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在采取行动之前，人们都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韦伯一样，西美尔也强调，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只不过讲究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成了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准则，而且，正是货币经济所造成的价值的量化和物化，为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提供了条件。由于货币在现代社会是不偏不倚的万能手段，要拥有货币就必须工于心计，所以西美尔才说:“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的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里，货币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符号，就其内在价值而言变得越来越中性。”^[27]

在剖析论证货币制度化所造成的个体化趋向时，西美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阐发:

(1)货币使人摆脱了对特定人和特定物的依赖。西美尔认为，人身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始于封建社会中那种人身依附关系的消解。在实物经济时代，领主与家臣、主人和农奴之间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没有给后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只有当货币租税决定性地取代了劳役和实物租税时，后者才获得了人身自由，义务关系才彻底去个人化。同时，货币改变了拥有财富的方式，使财富与有形实物脱钩。人越是把自己与实物财富牢固地拴在一起，实物财富对自己的影响就越具有决定意义。由于拥有货币就拥有了使用各种实物财富的可能性，所以，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实物财富对人的束缚，从而赋予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2)货币扩展了人交往和生存的空间。西美尔指出，所谓个体的自由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尽量排除他人意志对自己的干预。货币经济的发展是跟个体交往空间和生存空间的扩展同步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成流动的、不稳定的。现代人对社会的整体依赖性增强了，但他并不特别固定地依赖于某些个人。对他来说，在与之交往的众人中，多数人他事先并不了解，具有普遍的偶然性，因此，人与人的关系就摆脱了主观意志的控制，被客观化了。由于自由就是不依赖于他人的意志，首先是不依赖于特定个人的意志，因此，人的交往圈子越大，交往的手段、形式越多样化，就越拥有自由。所以他说:“如果说自由应该意味着个体性质之发展，意味着确信以我们的自我之所有个别的意志和感情揭示出自我的内核，那么自由这一范畴包含的就不是纯粹的与他人脱离关系……个体自由并非一个离群索居的主体纯粹内在的状态，而是一种互为关联的现象……这样的状态似乎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存在，尽管跟他者之间还有大范围的关系交往，但一切真正是个人性质的因素都从关系中剔除出去了。”^[28]由于货币是人与人交往中不带感情色彩的中介，因此，货币制度化的不断发展，必然为现代人开辟出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使人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3)货币说到底只能给人带来负面的、消极的自由。西美尔强调，自由只是形式，需要用切实的内容来填充，并非仅仅相对于束缚，自由才有意义。真正的自由，是人通过做事而使生活充满生机、富有意义的自由。个体占有货币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摆在他面前，供他选择，既扩张着他的自我，又充满着诱惑，这种没有确定的内容的自由，同时也给他带来内心空虚的感觉。因为他陷入如下状态，无法自拔:刚刚满心期望占有某件东西，一瞬间，马上又有了超出这件东西的欲望;他面对的可能性越多，他就越没有主见，越随波逐流;他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就越发没有着落。所以西美尔说:“这种自由的状态是空虚、变化无常，使得人们毫无抵抗力地放纵在一时性起的、诱人的冲动中。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自由与无安全感的命运作一比较……因为货币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一种潜在的、形式的、消极的自由，牺牲掉生活的积极内容来换钱暗示着出卖个人价值——除非其他价值立即填补上它们空缺后的位置。”^[29]“假如说现代人是自由的——说他自由是因为他可以卖任何一件东西，说他自由是因为他可以买任何一件东西——那么现在他寻求的(往往带有几分疑惑，踌躇不决)则是物体自身当中那种力量、稳定性和内在的统一，现代人已失落了这些东西，原因是他与物体的关系由于以货币为条件而被改写。”^[30]

借鉴西美尔上述思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货币之所以能成为消费符号化的中介，首先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活资料完全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商品体现为货币，货币表现为纸币。纸币作为价值符号，彻底冲破了个人必须占有物质财富的观念，也为张扬人的欲望开辟了无限空间。其次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拥有货币就可以随时购买和享用任何物质财富，因此，拥有货币就拥有满足需要的手段，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已经成为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以财富货币化为中介，去引领和追逐时尚，就不仅是高雅、新潮的表现，而且是富有的象征，消费也就必然被一步步符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