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科举，学为做人

拒绝科举，学为做人

第二节　拒绝科举，学为做人

书院拒绝科举，本质上是追求人的自由自觉的至境状态的强烈向往与实现人的真正价值的深刻思考。然而，在科举发展到宋代已经具备完整体系并牢固地成为朝廷选士任官的一种制度的时候，它便已明显暴露出了致命的弊病和缺陷。而这个时候，书院对士子们便有了分外的吸引。《朱子语类》卷一九中指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朱熹在这里进一步指出，乡举里选，有它的长处，但是在科举气焰正盛时，便把乡举里选挤得无立足之处，那么，书院的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就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意义。凡有志于书院这种教学形式的知识者，对科举的弊端都看得很清。因此，他们拒绝科举。清末明初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说，“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拒绝科举，“不仕者有刑”，在封建社会很稳定的时代里，无疑是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在作对抗。但是，当朝廷没有经济实力办很多学校满足人们入学读书的愿望的时候，当选士任官仅仅是少数人跳过龙门进入官场的状况还不能改变的时候，统治阶级便看到了书院的教学无疑是官学教育的补充，书院士子学生不追求科举正好减轻官场冗员吃皇粮的压力。当然，历代统治者如果具有远见卓识，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当做基本国策的话，就会把书院教学在内的整个教育教学放在首位来考虑并予以有成效的管理运作，会把书院这一教学方式提高、完善、创新到并不比西方正规大学、研究院差多少的状态。仅就拒绝科举这一宋以降至清末与各朝代统治阶级对抗的行为来看，朝廷是明确的，书院只要不占据山头扯旗造反，哪怕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时不时地批评，也是容忍的，因为这样做还能起着某种监督作用。也许，这就是封建社会给知识分子有限定的一种自由，有底线的一种创新创造。然而对知识分子来说，时代现实常常存在着既对他们有创新创造的鼓励与要求，同时也有某些固守旧规陈俗的限定与束缚。因此，书院便是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在封建社会晚期这个特定时期当中知识分子对于科举制度的一种创新与妥协的产儿。

一、拒绝科举这种考试方式

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进行着三大基本生产活动，这三类基本生产活动，其生产活动过程、方式方法以及成效和结果如何，都有评估、考校、检测。而实际上，评估、考校、检测就是千姿百态生产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精神生产活动与人的生命生产活动相结合的语文教育教学，自它产生之日起，相应的评估、考校、检测方式就已萌芽、形成、发展。中国最早的一本教育教学专著《学纪》中就记载总结了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学的评估、考校、检测的方式和方法。

1.在阅读、鉴赏中进行评估

书院中的教学内容，是以《四书》《五经》、诸子散文、历史著作、历代诗词曲赋为主，加之本书院山长、主讲的理论著述和学术研究为辅所构成的课程内容体系。而教学方式是以自学为主兼而会讲、讨论质疑、探究研习等。这样一来，学生士子们的阅读、鉴赏便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活动。正如《吕氏春秋·听言》所说：“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因此，阅读鉴赏是人们获取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赏的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书院的师生们进行评估、考校、检测的内容。摆在书院学生士子们面前阅读鉴赏的著述作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庄子》等诸子散文、汉赋、唐诗等等；另一类是非文学作品《易经》《礼记》《论语》等政论、史传。这两类作品，阅读鉴赏首先是读通，其次是读懂，最后达到读出滋味，读出美感，领悟其内涵，延留其精义。这就是朱熹所倡导的循序渐进。读通者，就是对所读之文本，见字而识，识而能诵，诵而音正，句读而通。如果不识字，读音不准，又不能正确标点，对一句话的含义不明白、知晓，阅读自学的第一道门槛便没有通过。朱熹告诫学生们：“大抵读书先且虚心考其文词指意所归，然后可以要其义理之所在。……切须字字句句反复消详，不可草草说过也。”（〔56〕53）“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渐进焉……”（同上52）能否读通，实际就是自我检测。对于非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读法还有不同。文学作品，大都须诵读，当然，一些优秀的政论、史传，也可诵读。如朱熹所说：“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读遍数，自然上口，永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同上55）显然，读得字字响亮，就是一种语感体验，也是语感能力的练习提高，更是语感的检测考校。可以看出，在读通的基础上，再加上老师的讲解点拨，对文本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名物常识，典故成语，人物事迹有所知晓，那么读懂就是迎刃而解的事了。这实际也是自我检测。检测识字的程度，断句的能力，知识面的宽窄。当然，读出美感、领悟文本的丰富内涵，把其中的真谛、奥秘破解，把文本的空缺予以补充完善，达到准确地与作者对话交流，并能有所发挥引申，这就是评析欣赏了。而评析欣赏所达到的程度、状态，当事人最是心知肚明。因此，自我评价、检测是最本质、最有效，也是最具激励意义的了。当然，当事者也可与他人交流心得体会，分享愉悦感受，这也是相互的考校、检测。书院中除了对士子学生阅读鉴赏的过程、状态、效果进行自我为主的评估、考校、检测外，还对阅读鉴赏使用的方法技巧以及师长答问讲会点拨技巧效果也进行评估、考校、检测。通过这样多次的评估、考校、检测，会不断总结阅读鉴赏的经验和方法。如1939年由张明红编纂的《古今名人读书法》中，就收集了书院中不少师生的读书法，程颢7则，程13则，张载14则，周敦颐3则，朱熹73则，张栻5则，吕祖谦9则，陆九龄1则，黄榦3则，胡宏2则，王守仁十则、黄宗羲三则、阮元一则等等。这些，也仅仅是书院阅读方法中的很少一部分。

2.交际沟通中评价

语言的功能主要有三项：一是指事状物绘景，二是表情达意明志，三是思维启智审美。人们日常的交际沟通，就是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辅以体态语言，从而达到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彼此往来的信息传递，复杂丰富的情感表达，小到儿女夫妻、家庭邻里，大到社区团体、社会国家，都离不开沟通交流。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运而生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字、语言，是人们的共同财富，也是人们实践，尤其是语文教学这种自觉有序的实践中传承完善的沟通交流交际工具。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共同的语言文字，而多民族国家中，也常有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我国虽然是多民族国家，尽管不少的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仍以汉语言文字作为国语、国字。如《隋书·经籍志一》：“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此处的“国语”指后魏使用的民族语言。中国传统中所指“国语”则是汉语言。书院中的教学活动，祭祀纪念活动，校刊出版储藏图书活动，就是应用语言文字这一重要的工具予以开展的。无论书院内的三大活动，还是书院外的沟通交流交际活动，都是自我评价其效果的好坏、过程的优劣、方式方法的良莠的重要途径。

书院内的交际沟通交流的评价，是遵循着《学纪》所总结倡导的标准与方法进行的：一要看学生是否重视学业、热爱集体，曰“敬业乐群”；二要看学习内容是否广博、亲近老师，曰“博习亲师”；三要看与周边邻近的民众的关系，是否化民成俗，关系和谐融洽，曰“夫然后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说而远者怀之”。书院之中，师生的关系是平等的，亲密无间的，彼此信赖相互帮助的。而整个书院的管理，则是开放的。学生可以自由转学，更可以多处拜师学习，既没有门户之见，更无学派的严格限定。书院师生真正按韩愈《师说》中的原则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如袁燮，曾学于吕祖谦，又受教于陆九渊，而学问提炼总结，又有朱熹思想的内涵。书院师生的讲会，解疑问难，不仅使用国语，而且能达到生动感人。张载是风翔郡（陕西眉县）人，但他在京师（开封）设坛讲学；胡瑗是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世居安定（陕西安定）但他可以游学泰山十年，而讲学于湖州、苏州；陆九渊是抚州（江西）人，而讲学于浙江等地；朱熹祖籍安徽，生长于福建，他的足迹遍布江南诸省。他们每到一地讲学，学生士子们在听讲的时候，不仅没有方言的阻隔，而且听得感心触肺，常常热泪盈眶。师生的关系亲如兄弟朋友。朱熹“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50〕91）与周边四围民众的关系，也无方言的过多影响而其乐融融。书院师生通过会讲与祭祀活动可使民众自愿听讲并且从中获得某些知识、懂得一些道理。也可通过书院修订刊印书籍以及储藏保管图书，为民众提供文本，使之阅读吸纳。加之书院中的匾额楹联、刻石建筑，可以为更广泛地区的更久远年代的人们提供文化信息与审美资料。这种状态的沟通交流，实际上就是一种评诂、考校，其意义更深刻些。真正做到了“化民成俗，近者说而远者怀之”的目的。如陆九渊被朱熹邀请到白鹿洞书院讲学，“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者”。朱熹还将陆九渊讲义刻石永存。这些，不仅是书院有别于官学的民主管理与开放教学的实绩，更是一种久远而有价值的信息，更是不同于科举考试的一种效果评价方式。

3.写作的久远评价

如果把书院中阅读鉴赏、沟通交流交际的评价看做是语文教学的听、说、读、写、赏的检测、考校、评估，那么，写作的评价便是语文的综合检测、考校、评估。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这一符号写事状物抒情达意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同时又是人们进行社会交际沟通的重要手段。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写文章是一种由内心触动而用文字语言表达叙述的自觉精神活动，但同时也是一种不断深化认识、拓展思路、开阔视野、提高写作能力的实践行为。书院由于环境的优雅，加上不受科举的约束，就有了旁观者清的眼界与身临其境的感触，恰是“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因此，“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23〕《物色》）书院的环境与教学，都是激发师生进行写作的外在因缘与条件。因此，书院中语文课程中的写作是综合检验体现学生学习知识、训练思维、磨砺意志、练达性情的实践活动，也是不断提高写作能力的训练过程。因此，写作过程，就有着评价的内涵。这种评价与科举考试中的应试文章的评价，是有极大的区别。如对朱熹的文章，“以朱子之书为日课”，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和《近思录》奉为“二师”。李鸿章在光绪八年（1882年）为《婺源县志》作《序》，称朱熹品格、文章“道德文章，照辉千古。”王守仁的教育教学论著以及各种文体的文章，由门人弟子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他提出的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捡”，从心理特点出发，像园丁栽种花木一样，通过歌诗、习礼、读书、游戏来培养教育儿童，使之“乐习不倦”，“日长月化”。这些理论与文本自身，无不给人们极大的启发。真是杜甫《偶题》所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又恰似元好问《论诗三首》之二所言：“晕碧裁红点缀句，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对书院中写作的评价，是对以文章作进身之物的反悖，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检验与印证。

二、拒绝“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这一概念最早是《论语·子张》中以子夏的口气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含义是：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可以做官。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夏的话慢慢就转嫁在孔子头上，并且省去前半句而仅留后半句，后半句也使其原意有了一些变化，优由充足富裕的含义变为优良优异之义。不知不觉中学而优则仕成为人们学习读书的唯一或最高的目标。不仅历代朝廷用“学而优则仕”作为钓饵引知识分子上钩，而且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也用“学而优则仕”作为读书学习的目标激励自己。自隋唐至清末，“学而优则仕”是通过科举考试而予以确认选拔的。优与否，全在考试的成绩高低。考中进士者，则买到了入官场的门票。而做官，就意味着“就业”，权力与地位相连，官位与金钱等价，加之官商的勾结，腐败的蔓延，监督机制的空缺与乏力，致使人们的官本位价值观更趋异化变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农、六工、七商、八娼、九儒、十丐”，科举考试成为争先恐后的官阶羊肠，选士任官便是发财致富的梦想天梯。正如元代马谦斋的《沉醉东风·自悟》中说：“取富贵青蝇竞血，进功名白蚁争穴”。读书求学问的价值之秤就这样被人为地倾斜着。宋真宗的《劝学诗》，便赤裸裸地引诱着宣传着“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里虽然也说男儿的志向，但此志向仅是“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而已。但是，也应该看到，科举制是双刃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科举而入官场，是知识分子施展抱负安邦治国，一显文韬武略才华的场所与机遇，也是皇帝与朝廷选拔真才实学富民强国的措施与方针。但是，一旦把科举考试与选士任官作为社会与民众的唯一价值取向时，常常就有了它的负面作用。官场的腐败与科举考试的腐败，不仅不能使有抱负有志向的知识分子心暖志遂，反而使整个社会的历史车轮变得缓慢乃至停滞。因为，真才实学者名落孙山，不学无术者飞黄腾达，刚正不阿者阶下成囚，投机钻营者发号施令。敢越此雷池一步者，在知识分子中有三部分精英：一是隐居山林的智慧之士，二是遁入空门的佛道高僧高道，三是书院之中的求学师生。这三者，其中不少人便是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而书院中的广大师生，显然是较自觉地追求人生价值的一批名垂青史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求做官，而求做学问；不求官场钻营，而求做实事；更是不求扬名显身，光宗耀祖，而求做人。如陆九渊所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

1.做学问

学问一词，有三义。一曰学习和询问。《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孟子·藤文公上》：“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清顾炎武《日知录·求其放心》：“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二曰知识、学识。《荀子·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宋苏轼《登州谢上表》：“而臣天资钝顽，学问寡浅。”学问，既是一般的知识、学识，更是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系统理论。三曰道理、水平。所谓做学问，是指深入地研究探索某领域某系统的知识理论的活动。当然，做学问并不排除对文学和艺术的创造规律的探索从而创造出新的作品来，也应包括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创造发现。书院的师生们拒绝科举，不走考试入仕的道路，其价值取向确定为做学问，这是与书院选址建院、构建自然和谐环境，从事教学、祭祀纪念、编辑修订刊印储藏书籍的活动是一致的。师生们认为做学问正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亦是聪明才智展示的碧空原野，更是为人类文化艺术大厦增添文本书契的实际行为。乾隆元年（1736年）谕：“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于学校所不及。……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乡士模范者，以礼聘；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书院是做学问的地方，是社会公认的。“沉潜学问”，“导进人才”，当政者也承认书院做学问的优长。书院做学问的面很宽，参与的人众多，采取的方法是个人研究与众人讨论乃至辩论结合，著述深究与讲学普及结合。最显著的学问主要在两方面：

其一，借助语言文字工具，对哲学的深入探讨。书院近千年之中，哲学理论探讨并取得重要成果有两个方面：一是理学，二是心学。无论是理学的研究，还是心学的研究，都是借助于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进行的。首先，是理学、心学的创立并予以系统化，是在借助于古代留存下的语言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开发深入，开掘发挥而有创新的。如“理”，《周易·系辞上传》讲：“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说卦传》中又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下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阐述的世界万物均按其性命的规律运行，天、地、人所遵循的“理”，也是条理、准则的含义。《庄子·养生主》中，也说到“理”：“依乎天理，批大卻，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这段话的意思是：按照牛身上的自然结构，把刀劈进骨之间的大空隙，再顺着小间隙，按照结构行刀，从来没有使刀钝折，何况大块的骨头呢。这里的天理，是指事物本身的规律。荀子在《解蔽》中就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凡是人有认识的偏差，大都是只看到了事物的局部变化而不能把握整体的规律。宋代书院及宋初二程，无不是以这些语言文字材料入手进行学问的研究。这就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中所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13〕第四卷485）此外，作为语言文字的工具性作用，还在于当时当地现实生活的语言的参与。讲会、论辩、讨论无不是借助口语而展开。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由北宋之初的周敦颐、程颐与程颢、张载、邵雍开始研究理学，继而研究并取得突破性理论成果者，则有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胡安国、胡宏、王明仁等一批学者。他们或辞官专事讲学做学问，如朱熹、陆九龄、胡安国、胡宏、王明仁等一批学者。他们或终生从事书院教学并致力于理学研究，如张栻、吕祖谦、胡宏、颜元等等，最终使理学成为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中把自然、社会、人生以及历史，凡是真的、善的、美的、正面的、光明的、积极上进的等等，都归于“理”之中，称之为“天理”，是“天理之自然”或“理之自然”；凡是假的、恶的、丑的，褊狭负面的、黑暗的、消极落后的等等，都称之为“人欲”，是属于该排斥消减之列的。该学说强调“遏人欲，存天理”或“存天理，去人欲”。同时，理学中把先秦诸子中的哲学概念“理”，承袭下来，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像“道”一样具有至高无上、无所不包、无时不在的宇宙最高本体，产生万物的本原。另外，理学中对辨证法思想的发展也很有价值。朱熹对于理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无疑有重大的思想意义。这就是理学有别于传统经学、玄学、佛学、道学（道家之学）的独立的理论形态。因此，学术界便称之为“理学”。

心学，实际上是理学的一个分支。心学是宋陆九渊做学问着重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心”“性”无别，到他的《杂说》中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与朱熹的哲学理论相抗衡。后来明王明仁进一步发挥补充，他在《传习录卷下》中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善。”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致良知”，具体内容是“明人伦”，“明人伦”之外，无学矣。提出“知行合一”说，反对朱熹提出的“穷理之要在读书”的观点，认为学生“明白自家本体”，“夫学，贵得乎心”，读书只是寻求工具方法而已。强调“六经之实”在“吾心”，要求用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达到对“良知”的体认。主张施教讲学要照顾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水平，必须使学生“乐习不倦”，有了兴趣与积极性，才能获得良知的体认。王明仁把陆九渊的心性之理论予以完备，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后世学者称陆王学说为“心学”。

其二，直接对语言文字为媒体的书籍进行注释、考据。注释和考据，是汉唐时代极受学者重视的一门学问。书院中的师生，代代相传，继承发扬了汉唐时代的这门学问。师生共研，潜心励志，做着这一细致乃至繁琐的万世之业。做该学问，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文字的辨识、音读、书写、标点、领会、理解的功力，而且要有广博的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地理、医卜、算经等诸门类的知识，还须有史学家的胆识、哲学家的眼界和一个知识者的诚实与良知。如明王鏊《震泽长语·经传》：“（朱子）天文历律度数，无不穷悉，仍好为文，工于诗，工于笔札，如《楚辞》、韩文，亦皆注释。”（〔43〕5册1098）注，其含义就有贯通、沟通的意义，同时也给书籍、文章的字句作解释。传、注、故、训、笺、疏、章句、解诂等名称，含义在古代用于做“注”时，是一致的。既可单用一“注”字，也可用注释、注解。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礼记·曲礼上》“曲礼上第一”唐孔颖达疏：“注者，即解书之名，但释义之人，多称为传。传谓传述为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今谓之注者，谦也，不敢传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则传之与注，各出己情。”（〔43〕1093）但是，应该看到，注释或注解，既是查找核对典籍资料，用文字解释字句含义的一种做学问的方式；又是学者用准确简明扼要的文字对有关字句解释之后形成的文本样式。这一文本样式，也称为“注文”。“注文”可长可短，是书契古籍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学问的成果。洪诚的《训诂学》第五章第三节：“郑玄注经，最为简约，其注文有少于经文者。”（〔43〕5册1095）考据，也称考证考正，根据事实例证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考核、证明、证实和说明历史、语言等各种学科的某些问题。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同时也是一门学问。清姚鼐《述庵文钞·序》提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考据或考证考正，是与注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学问，尽管各自有侧重，但相辅相成，彼此关联的地方太多。胡适《〈水浒传〉后考》：“我为了这部《水浒传》，做了四五万字的考证。”（〔43〕8册639）在书院中，师生们把注释、考证当作一门学问认真去做，同时又把注释、考证作为研究经学、历史、文学等的重要方法。如朱熹在教学之余，终生笔耕不辍，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注释、考证工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楚辞集注》等等，是传世学问精品。朱熹在《论语集注》卷四中就提出视富贵如浮云的观点：“圣人之心，浑然天成。……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在《里仁》的注释中又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再如张栻有《论语解》《孟子说》，学问做得不仅扎实，而且在书院教学中力主抗金，指斥时弊。清代的阮元，是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很快成就很大的考据派的一位代表学者。他在新建的诂经精舍、学海堂书院中强调学生掌握训诂考据之功，“庶免凿空逃虚之病”，鼓励师生共同研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当然，注释、考证，也不仅是书院中师生们在做，书院之外一些学者也把注释、考证这一学问做得很出色。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1619年～1692年），就有《周易》内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等等，寓学问于注疏中，而且常对朱熹的一些观点有所批评。

2.做实事

做，指人的行为。《中庸》就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行之”，就是切实地去做。做事是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和人的“生命的生产”活动中的具体创造创新行为。但是，人在社会中，虽然有些行为也属于三大基本生产活动中的某项，或某项中某环节。但由于动机、目的太过追求个人利益，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因此效果往往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事，便是坏事。也有一些行为，太过敷衍塞责，太过矫揉造作，太过霸道骄横，太过虚与委蛇，太过急功近利，太过花里胡哨，太过委曲求全，太过虚张声势，太过卖弄聪明，等等。这便不是好事、雅事。或者言行不一，表里有别；或者奢华糜烂，暴殄天物；或者弄虚作假，邀功请赏；或者文过饰非，好为人师；等等。这也不是什么善事。至于腐败残暴，杀戮残害，奸淫欺压，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等等，这种行为，便是罪恶行经。但是，常常有一些人，善于伪装，把做坏事，做恶事隐藏起来，还声称大事、善事。正如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八中所说：“贪污者必以廉价者为不是，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由此类推之，常人莫不皆然。”官场的黑暗常胜于民间，统治者的恶行更有害于盗贼，用知识谋私利更有隐蔽性，残害生灵的行为罪莫大焉。书院拒绝科举，不入官场，脚踏实地做实事，这是师生们人生价值的取向。书院里师生们所做实事，最显著的特点是师生联手，代代相承，不逐名利，讲求实效。其重要者有如下两种：

其一，选址建书院。此项实事，发端于唐末五代，结束于清末，经历了一千多年始终没有停止。书院的师生们，从书院的选址、筹资、设计、平整地基、构建书院环境到建房筑室，直至室内的陈设装饰，收集图书，无不亲历自处。如胡宏在他的《胡宏集·有本序记》就说，师生共同动手，“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雍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边讲学边营造，终于建成书堂一所。建书院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尤其是选择远离都市的茂林修竹丛密，奇峰幽谷屈曲，有静地洁水常存，无喧嚣趋利干扰的自然环境中建书院，一砖一石，一木一草，在没有现代交通运输的当时，其艰难曲折可想而知。更有甚者，统治者与官府常常干扰，破坏，乃至拆毁。在这种压力下，建书院就更难。但是，建一座书院，就有一批读书之人，有一批读书之人，就增加了中国大地的文明程度。这种垒土成山，积水成渊的实事，师生们代代相承，如愚公移山般没有停止，是何等的精神！据《中国古代书院》的统计，从唐末五代至清，中国共建书院达数千所。录各省（区）历代书院统计表如下：

其二，“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这既是书院的一个特长，又是书院中师生们做的实事。显然，书院师生虽然拒绝科举，但并不是放弃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与义务，尤其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不做官，不等于不监督指正；不参政，不等于不建言献策。书院师生除了读书学习，研究学问外，还把自己所学治国方略，所得济世为民的经验，贡献给朝廷。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其讲会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东林书院做得尤为突出。于是一些当权者嫉恨，便制造了东林血案，致使东林名士高攀龙投水自尽。东林书院里，就悬挂着顾宪成的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对联，既是对东林书院之中师生们的情怀、品格与做派予以总结，又是对东林书院师生们敢为天下先的博大胸怀的激励。在明王阳明主持书院时，就颁《教条》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相勉励。这一书院校训，就要求师生们敢于对前贤先哲的理论大胆怀疑，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当然，也有着对朝政、风尚、习俗的批评建议。王阳明的这一校训及其行为，“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睹焉，士习用变。”（〔50〕161）至于各书院各学派之间的争鸣辩论，那是书院中的学风，亦是师生们增知识、长见识、开眼界、冶人格的方式。

当然，考察一下千年的书院历史，师生们拒绝科举不入官场，那么以什么技能本事维持生计呢？显然，除少数知识学问的佼佼者追随师长建书院终生从事教学外，绝大多数则是学得圣贤经世济世之方略，农工医商创业之专能，加入到物质财富创造的行列中去。如清初黄宗羲所创办的甬上证人书院所教弟子，“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砺，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50〕186）在书院中，黄宗羲不仅教学生学理论，学经学，还学“经世”，“应务”，使学生们走出书院，做养家糊口同时也为社会有所实用的实事。

3.学为做人

语文的基本内容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而由它的内容与本质属性，必须生发展示出它的社会功能。语文的内容、本质属性与社会功能集中到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人开发、培养、塑造成一个现实世界中所能达到的顶峰状态，并逐步向更高的理想境界靠拢迈进。而现实世界中所能达到的顶峰状态与最高理想的境界，每个时代，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但由于人这个类的许多共通和共同的属性，以及时代、民族、国家的许多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继承性以及交流沟通的多样性与不间断性，语文最核心的开发、培养、塑造人的现实世界中所能达到的顶峰状态与最高理想的境界就有了许多共同性与一致性。比如，《孟子告子下》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在《劝学》中提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孔子、孟子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在他们看来，君子是极高的做人标准，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但主要在于品质、胸怀、心灵、眼界。儒家诸代名儒贤哲，不断完善着实践着君子这一人格的理想境界。汉末魏初的著名“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艺纪》中提出：“君子者，表里称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称乎心志，艺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畅与四支；纯粹内实，光辉外著”。徐干的认识可谓深刻，在他看来，君子是一个德、智、体、美都很出色且这些方面是融为一体的优秀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能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3〕第三卷334）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虽然有做人的最高理想境界给人们强烈的吸引力，然而由于社会大环境的限制，人们总是无法大批量快速度迈上人的最高理想的境界。于是，人们便思考着，是否可以先登上现实条件许可的顶峰，再把其中优秀者、出众者推向人的最高理想境界。这样，就有大多数的人通过语文以及其他课程的学习，加之社会大环境的协助，先做常人，有技能者，有体力者。进而攀上现实世界的做人高峰。书院师生们拒绝科举，不入官场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在书院这一特殊的教学场所中，通过对以语文为基础的课程学习，充分利用环境的熏陶，学习做人，做个常人。

凡读书人，从古圣贤墨祖的著述中，都看到了做官对做人的污染，做官对人性的摧残，做官对人格的损伤。著名学者朱熹就指出：“佛经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亦是为这一大事出来。……我做下样子在此，与你做。”（〔98〕142）朱熹把圣人视为做人的最高理想境界，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并非这一目标是空中楼阁、镜中圆月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他提出，他要给学生作出“样子”“做个引路的人。”漳南书院教学的著名学者颜元在《朱子语类评》中说：“率天下入故低堆中，耗尽身心全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1〕229）他对朱熹提倡读书做学问，提出批评。显然，对科举视功名利禄为目的考试，更是反感。不做弱人、病人、无用人；要做强人，健康的人，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人。在颜元看来，这就是“学者，学为圣人也。”这一观点，与宋初的张载相同，也与春秋战国诸子圣贤的理想是一致的。显然，颜元的观点是代表了书院师生们的理想追求。颜元解释说，学为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云梯，亦不是漫无边际的空想，他在《习斋言行录》中说：“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庭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孔门诸贤，各专一事，不必多长，便是贤。”“人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而泽及苍生矣。”（〔1〕229）在颜元看来，学有专长，精以致用，不得私利，泽及苍生，就是圣贤。“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1〕228）而这种“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人，只能在书院中，尤其是教以六艺，重视人格的教学中才能培养造就。而且也确能达到这一目的的！颜元进一步说：“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做圣，不敢做圣，皆无志也。”（同上）明王阳明也有着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趋向善良慧知的潜在素质，教育教学，就是开发这些良知。使受世俗私欲蒙蔽的良知焕发光芒。《书魏师孟卷》中说：“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改之，即与圣人无异矣。”（〔1〕224）

陆九渊在《象山学案》中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理公私之辨，今所为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当自尽人道。学者所认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学为人”，“尽人道”，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而做人的道理，其中就要把“义理公私之辨”放在首要位置。他批判以科举选士任官为根本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与“学为做人”相违背。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中说：“今为士者，因不能免此，……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禀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使之者哉。”（〔1〕187）书院与科举官场走着相反的道路，既不以官资崇卑论人，也不以禄禀厚薄为取向，而是“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为人当自尽人道。”另外，书院师生重视体力、体格的磨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做理想中的圣人、君子，还是向现实中的高峰攀登，都必须有强健的筋骨，健全的体魄。清颜元对此还有新的见解，格物之格，应该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大搓弄之义。”（〔1〕230）他在《朱子语类评》中进一步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同上）这一观点，是受孟子培养俊杰、举荐俊杰思想的影响的。《孟子·告子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诲，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患外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说：大舜是在乡间垄沟田野中产生出来的，傅说（殷代贤相）是从服建筑劳役的人中间举拔出来的，胶鬲（殷代贤相）是从贩卖鱼、盐小贩中举拔出来的，管仲是从狱官中举拔出来的，孙叔敖（楚国贤相）是从偏远的海边举拔出来的，百里奚（秦贤大夫）是牲口市场上举拔出来的。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的历史任务交给这个人，一定要首先磨砺他的心性意志，劳累他的筋络骨骼，饥饿他的肉体皮肤，空匮疲乏他的身体，所作所为总是受到干扰搅乱，借以撼动他的心志使他的心灵性格更加纯洁坚强，以增加他原来不具备的能力。人常会出现过错，提高认识便能改过；当心意陷入困顿，思维发生阻塞，这样才能奋发；感情表现在脸上，愿望在语言中表达，这样才能被人理解。对内没有法度辅弼士人贤人，对外又缺乏对敌国侵犯的忧患思虑者，国家常会灭亡，这样，我们才懂得人为什么会在忧患中生存，在安乐中死亡的道理了。因此，书院中有一部分师长，非常重视孔子用“六艺”教学生的理论。如颜元《习斋言行录》中强调：“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习御则挽缰把辔，活血脉，壮筋骨。”他在《存学编》中强调：“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千年大患，只为忘了孔门‘学而时习之’一句也。”（〔1〕232）书院师生向着君子的目标前进，做到俊杰也满意。而做一个身心健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又脚踏实地的平常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