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的路径依赖

第一节　金融深化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指技术演进与制度变迁中的某种惯性现象，即事物当前与未来的演变轨迹受制或依赖于过去所选择的路径（在这里，构成路径的可以是一种技术标准、一种系统结构、一套行动方案、一组行为准则、甚至某种思维习惯，而无论它们属于“好的”还是“坏的”）。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和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ffect）等因素是导致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性的一般机制。

“路径依赖”最早被阿瑟（1989）用来描述技术变迁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阿瑟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技术跟随产生的协调效应，从而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相信它会更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诺斯（1990）把阿瑟提出的技术变迁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力，证明制度变迁同样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1]。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通道，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结果在痛苦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2]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除非依靠政府或其他强大的外力推动，要想脱身而出就变得十分困难。

但不管是优化还是锁定，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量。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尽管新的选择可能更富效率。

就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演化而言，长期形成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利益结构是其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在对农村金融的控制和管理过程中，已形成了与现行农村金融制度相联系的若干利益主体，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控股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内部人员等。在国进民退和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下，国家只要控制了农村金融，也就容易实现宏观调控以及实现对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如动员农村储蓄为城市工业化积累和配置信贷资金），从而便于实现国家意志；地方政府控制农村金融的利益就更为直接，以至于不少乡镇政府把农村信用社作为第二财政进行强力支配（见表2-1）。

表2-1　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调查统计司（表2-2、图2-1出处同此）。

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导和合作金融的直接代理人，在政府干预、产权模糊、职责不清和社区性垄断下，内部人员控制与道德风险问题长期难以克服，结果使其真正的利益主体农民长期遭受金融抑制与利益损失。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大、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商业利益而轻视作为农村金融供应者的责任，与农信社一起作为农村资金抽水机而逆向导流农村资金。正是因为几十年来已有金融供给者之间的“共谋”，农村金融制度缺陷暴露无遗，并形成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受压抑和“三农”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格局（见表2-1、表2-2和图2-1）。

表2-2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法人单位不断递减情况表

续表

图2-1　农村信用社改革以来存贷差不断扩大情况

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路径依赖既可能由技术上的原因引起，也可能由制度上的原因引起，还可能是由参与人主观认知上的原因造成。初始状态、递增报酬、突发小事件、转换成本、有限理性、多重均衡、利益集团政治和知识累积等是认识和分析路径依赖的重要工具。运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我国的农村金融变革，应把重点放在“路径偏离”和“路径突破”上。一方面要立足摆脱原有的改革套路（即克服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偏离），比较制度创新的成本和收益，从中选取性价比最佳的创新路径；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和设计走上最佳创新路径的突破口或起点。

路径依赖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深化的艰巨性。作为一项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改革始终阻力重重。历史惯性与包袱正在使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与技术的双重抑制得以延续——基于官民经济割裂和城乡经济割裂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传统农村金融体制框架已积重难返，变革进展奇慢，效率极低。^[3]例如，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多年来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农村信用社财务状况的改善，而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改进，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行政干预并没有弱化，反而呈现出强化控制的苗头。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信用社“内部人控制”与“外部人干预”同时具备并相互交织。关于某些失败的信用社的治理问题，张化桥描述的这个故事很有典型性（参见［阅读延伸2-1］）。

［阅读延伸2-1］

张化桥:“农村信用社的悲剧和出路”

最近，某广东财团意欲收购一家把底都烂穿了的农村信用社的县联社（县级市）的控股权。该联社在中部某地区，管辖25个乡镇信用社，虽然存款高达56亿元，但资不抵债相差9亿元。本人有幸被财团聘为高级顾问，参与谈判。下面是一段不愉快的对话。

联社理事长:张总啊，虽然我们亏空9亿元，但是在未来，我们县的经济增长率会很高，我们信用社的业绩也会大大改善的。

张:是吗？你们未来的增长率会比过去30年还高吗？过去30年里，那么高的增长率你们都把信用社搞垮了，我怎样才能相信在经济放慢时你们信用社的业绩会改善呢？

联社理事长:那些亏空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你要向前看。

张:我们入股45%很有诚意，但是，我们要控制管理权，要当法人代表，要改革，否则免谈。

联社理事长（倒吸了一口冷气）:张总啊！那就没法谈了。我们要留住团队和人才，不能出乱子。还有啊，你们把当地的金融市场搞乱了，谁负责呢？你们把存款卷走了，谁负责呢？

张:首先，你们的团队早就该炒鱿鱼！你们还没有引咎辞职，真是奇怪。其次，任何新来的团队即使想要比你们做得更差，也实在太难了。而且，让我们把钱拱手交给一班被证明失败了的管理层，你说可能吗？最后一点，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进来就一定要把信用社搞乱呢？我们掏了钱如果是为了来惹麻烦，我们有精神病吗？你们把信用社搞垮了，有谁付了任何责任吗？

联社理事长:你真是太不懂中国国情啦！你不应该在中国生活。

张:我不懂中国国情？80年代，我在人民银行总行当科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GDP与GNP的区别呢！当然，你今天可能还是不知道，虽然你扛着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另外，我在哪里住，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

（资料来源:http://zhanghuaqiao.blog.sohu.com/178876917.html）

如图2-2所示，中国涉农金融从体制上看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金融（正规金融如信用社与其他各类银行等）、体制外金融（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正规金融，如高利贷、地下资金互助会等民间融资）^[4]和居于两者之间的体制间金融（通常被称为金融试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性金融，其基本特点是建立有公开的组织形式并获得权威部门的展业许可，但间或打政策擦边球从事灰色的金融交易。随着草根经济的发展，金融试点对农村经济资金融通作用日益显现）。在这里，体制间金融包含了尚未定论的一切金融改革试验（试点）机构及其活动，它们的生存空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国传统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开发从来没把处于阴影状态的中间体金融认真当回事——对投资主体与资本源头（要素）的控制以及金融业务终端（市场）的限制始终没有让它们获得可持续成长所必需的独立根基与自由发挥空间——虽然它们对“三农”金融供给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潜力（图2-2中指向右方箭头越粗代表对农村金融服务作用越大）。也就是说，直到最近我们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依然局限于在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与农村发展银行等大小官方、半官方金融机构体制内的组织与职能之间来回折腾，路径依赖特征明显。

造成金融改革体制内折腾这一路径依赖（或阻遏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根源有三:一是风险问题；二是民营企业投资银行的动机不纯；三是思想禁锢。首先是风险问题。民营银行财力单薄，资信不足，一有风吹草动，就易于引发挤兑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而危机的最终负担将通过“银行不倒”的政府隐形担保转嫁给国家（政府）。这里的潜台词便是:大量兴办中小民营银行将使政府无力承担额外的风险。然而必须看到，这种隐性保险制度本身存在若干重大弊病:

图2-2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体制分布结构图

图中两支上下虚线双箭头表示金融体系中各制度间的业务渗透关系。三支右向箭头表示其对农户和农村地区中小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输送——箭头越粗表示实际服务内容与范围越广、贡献越多。

（1）银行普惠制式的政府救助只能使问题延后而不能真正使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

（2）用政府资金补助金融机构将大幅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引发严重不满；

（3）无形中强化存款人、经营者和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为了消除这些弊病，必须建立正规的存款保险制度，特别是小额存款保险制度。至于存款保险是否也会引发某些银行和储户的道德风险，根据各国经验，这是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与技术安排来加以控制的。

造成金融改革体制内循环路径依赖（或阻遏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第二个根源是一些民营企业投资银行的动机不纯，意图通过关联贷款或其他形式占用银行的资金，如股东假手自身参股银行套取资金。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这类问题也是完全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和谨慎监管加以防范的。最后一个是思想禁锢，认为银行是国民经济命脉，只有国家控制才能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这一认识至今还颇流行，并成为金融改革体制内循环路径依赖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但这也仅仅是计划经济思想在作祟。市场化进展到今天，再抱着大小银行统统都是经济命脉的主张不免有点过时。

J.A.鲍曼（1987）早就指出，大量研究表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正式的金融机构没能有效地为农民大众服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三农”领域与农民主体并没有直接得到多大实惠。要么服务空白，要么在利润驱动下，将大量农村资金转移到城市或农村非农产业，现行农村金融体系极大地削弱了“三农”组织利用金融资源的能力与效率，阻遏了“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当前，中小企业与农民贷款难的矛盾日趋显现，农村地下金融交易日趋活跃，高利贷或类似高利贷的组织活动猖獗，严重侵蚀“三农”利益并扰乱了农村正常金融秩序（参见［阅读延伸2-2］）。因此，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需求，他们呼吁农村能有新的能提供切身服务的金融组织者的诞生与成长。此外，经过30多年农村经济的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草根经济或民营经济日益壮大，农村货币与资本市场雏形已就。这一变化了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强化制度创新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创新的可行性（成功性）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传统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7亿以上的人口仍为农村居民，因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而“三农”问题则是挡在中国农村现代化门前的拦路虎。创新发展农村金融已经成为消除“三农”问题的关键抓手。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农村生产要素（含资金在内）的动员机制与效率必须改进，农村金融体制必须改革。

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30多年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在可以预料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我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制度创新都始于农村，得益于农民的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既在农村，又能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改革的原动力十分强大。

随着浙江新农村建设、城镇一体化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农民、农村面临着消费升级换代、住房信贷、个人理财等大量金融服务新需求。只有通过区域农村金融的不断深化，才能有效培养和释放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供给效能，满足浙江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城市化顺利推进的资金流通需求。

所以，浙江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正逢其时。但如何有效打破浙江农村金融创新的路径依赖？答案在于大力发展体制间金融试验（试点），真正着手金融投资的主体创新与金融服务的机制创新——鼓励民营实业家与民间资本大规模投资金融产业，有序开放区域性农村金融市场。就此而言，浙商资本的金融突围将可能成为有效摆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标志性战役。

在此，我们的推论是:大力发展农村中小银行与农村零售金融服务是农村金融改革成本最小（阻力最小、风险最小）而见效最快的正确选择，而民营资本投资村镇银行和控股小额贷款公司则是实现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离的有效突破口。

［阅读延伸2-2］

金少策:钱荒中的“等贷族”

2011年端午节刚过，浙江瑞安一家企业的老板徐成就开始谋划转让企业。徐成拥有一家电器生产企业，在汽车配件行业已达20余年。今年3月份，企业的300万元贷款到期，银行拒绝续贷。他不得已向民间借贷，但高额的民间借贷利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企业仅靠现在的赢利水平难以支撑，唯一的出路就是卖掉企业。”徐成甚至不想再经营企业，“除了厂房，企业可以整体转让。”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3月温州新增贷款投放总额为238.2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投放量的66.5%。与此相呼应，民间借贷的利率水涨船高。

企业“等贷族”

一份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2001年一季度当地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考验，规模以上企业中近一半感觉资金面吃紧，微小企业状况则更严峻。

在温州企业界流行两个字——“等贷”，即等待贷款。随着央行频频动用货币工具收紧流动性，中小企业面临的“钱荒”压力也日益凸显。

自2010年10月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以来，央行已连续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调至21%的历史高位。

“商业银行对企业信贷要求比以往更严苛，企业融资成本和难度同步提高。”位于浙江永嘉黄田镇的铸诚不锈钢是一家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的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告诉《浙商》记者，企业贷款申请已递上了3个多月，仍然没能获批。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浙商》记者，即使能获得贷款也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只能用于填补流动资金的缺口，而无法投入到更新设备和扩大生产规模上。

然而，能贷到款的企业也有说不出的苦。“上个月，公司400多万元的贷款到期，银行答应了继续给我放贷，但利息却升至1分多。”在台州临海，一位苏姓企业家对《浙商》记者诉苦，这位企业家最后放弃了银行贷款，转而向朋友拆借。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计算，除去金融行业，A股所有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由去年末的4685亿元下降到269亿元，环比下降94%，同比下降70%。

“建行、工行、中行等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停止放贷，城市商业银行也已经全部停了。现在都是指标自我调配，即如果现在还有企业有贷款需求，只能从其他企业收回资金再放给这些企业。”在杭的一位银行工作人员说，“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银行信贷很少惠及中小企业；收紧的时候，则往往是中小企业最先被‘紧缩’。”

钱去了哪里

虽然目前流传着小企业“钱荒”的说法，但是银监会的数字却显示小企业没少贷款。2011年6月7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4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含票据）达到9.45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28.8%，较年初增长7.1%，比全部贷款增速高0.6个百分点。同时，小企业贷款较年初增加6225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522亿元。

“都被贷款的综合成本摊掉了。”一位企业家这样分析说，银行惜贷，融资难度提高，融资成本相应也提高。银行为了通过加快贷款周转速度争取空间，倾向于将长期资金需求做成短期贷款，这将额外增加企业融资的综合成本。

随着央行连续加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水涨船高。由于贷款额度有限，为实现“以价补量”，一些银行开始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或成本。在一些地方，银行利率表面上是基准利率上浮30%，实际上，各家银行通过变相收取管理费、咨询费、“扣存放贷”等方式，使利率上升至月息1.2%左右，超过基准利率的1倍多。不仅贷款利息高，银行还增加了许多附加条件，如要求将贷款额的一半用于购买银行指定的金融理财产品，变相增加了贷款成本。总体来看，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较上年增加了三成以上。这使得中小企业就算能够贷款成功，其利息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出现融资难的企业大都是传统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企业由于受人民币升值加快以及产能过剩、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等因素影响，基本都承受不起高涨的融资成本。

……

“现在不需要放松银根，而是要放松金融管制，让更多的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进入市场，为中小企业服务。”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现在的情况其实并不差钱，差的是机构和渠道。

（资料出处http://news.hexun.com/2011-06-29/131006262.html，2011-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