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站在中国传播学30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时，我们所面对的材料，是近乎无限丰富的社会行动者的活动、活动的媒介和产品，面对的是通过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反思，完成中国传播学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对中国传播学30年曲折道路的揭示从对“我”与“他”的追问开始。从“他”开始，是因为当我们与“中国传播学”知识体系相遇时，已经有那么多的人在打探、提问与追索；既然他人已经走过这条路，我们又何必再走？
概念、话语形态与路径依赖——中国传播学探索30年
张 健
对学科演化秩序或学科历史的勾画、梳理、编纂和书写，“在最为抽象的层面上，是人类理性自我批判性的反思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是特定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的一个主要源泉。学科历史的编纂或书写过程，作为学科研究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学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汇点上，构造学科的历史意识和学科身份”(1)。当我们站在中国传播学30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时，我们所面对的材料，是近乎无限丰富的社会行动者(2)的活动、活动的媒介和产品，面对的是通过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反思，完成中国传播学所赋予的历史重任。
因此，我们对中国传播学30年曲折道路的揭示从对“我”与“他”的追问开始。从“我”开始，是因为当我们与“而立之年”的中国传播学相遇时，“我”是主体与理性的代表，对这一较为漫长的知识之路既充满渴慕与怀想，崇敬与赞叹，可又充满不满与怀疑，幻想与遗憾。从“他”开始，是因为当我们与“中国传播学”知识体系相遇时，已经有那么多的人在打探、提问与追索；既然他人已经走过这条路，我们又何必再走？只能在研习“他者”的同时更好地“走自己的路”。对“我”与“他”之所以要追问，是因为“问题意识是传播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彰显传播学想象力的基石。然而，今天的许多传播学研究或缺乏问题关怀，或根本无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真问题’”。(3)笔者试图把这种对“我”、对“他”的“追问”当作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真问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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