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抑制概述

第一节　农村金融抑制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金融抑制（rural financial repression）是指政府对农村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压低利率和压制民营金融中介，造成农村地区金融落后和缺乏效率，从而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农村金融则是农村经济的命脉。由于金融压制，目前农村金融仍是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相对城市金融，农村金融在组织、规模、结构和效率等诸多方面均滞后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力量，采用高额的农村赋税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村剩余，建立现代工业，致使有限的资金流入城市、流入非农产业，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农村金融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金融，金融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先后从农村市场撤离，地方社区银行又没能及时发展起来，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无法得到有效改善，有的地区城乡金融差距还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当前，在我国农村，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以下十分矛盾的金融异象:一方面是大量闲置货币资本（即民间资本）四处游荡，它们或者借道农村金融“抽水机”以储蓄方式转入城市，或者以民间借贷（含高利贷）形式在“地下”金融网内转悠，后者因缺乏法律保护而常常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投资（企业）载体；另一方面是众多民营经济实体（主要是广大民营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紧缺，流动性困难始终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同一时间几乎身处同一社区的储蓄者（有资金剩余的法人与自然人）和借款者（有资金额外需求的法人与自然人）难以有效地互通有无，因为他们之间要么缺乏有保障可预期的资金中介，要么已有的资金中介只愿意提供不对称的金融服务。^[1]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当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份额下降到15%、农业在工农业增加值中的份额下降到25%、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到30%、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上升到50%以及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时，经济发展即完成了由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近几年维持在10%左右（如图1-1所示）。我国工业化已达到了相当程度，现阶段的基本趋势应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农村金融因此也已到了需要系统改善与快速跟进的时代。

图1-1　中国GDP结构演变轨迹（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

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的剧烈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立和谐社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制约内需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要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特别是农村社区金融的大力支持。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应该促进全社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实现农业稳定增长、农民快速增收、农村城市化顺利展开。当前，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十分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将农村金融深化问题提高到了战略高度。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解决好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经济工作任务。

因此，如何建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发展机制，如何筹措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如何弥补农村金融的制度缺陷、解决农户和乡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等等，都是当前农村金融改革的焦点所在。

二、分析思路与方法

迄今为止，国内外虽有不少关于金融改革问题的分析以及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但针对中国特别是针对浙江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实证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章将从实证角度探讨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力图深入揭示深化区域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意义，进而为建立高效的金融体制、促进经济（含浙商）转型和解决农户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区域经济步入稳健、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供决策思路与对策建议。

首先，我们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通过现有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数据来估计各省不同年份内的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揭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要素投入特征及其对农村金融的潜在要求；其次概括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压制的主要问题；再次，通过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与观点，结合中国与浙江省农村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主要围绕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内在关系进行。具体采用了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图表分析、因果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等各种分析方法。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分两个部分进行:在实证分析（1）中，我们以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全国各省市农村经济金融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分析金融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在实证分析（2）中，我们以浙江省内县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探讨浙江区域农村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本章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局网站以及浙江省分县市相关统计资料。

三、农村金融抑制基本特点

经过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努力，农村金融市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它仍是薄弱环节，金融压制依然严重。例如，基于欠发达金融市场的农业风险控制体系非常脆弱，仍有许多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0年6月末，全国仍有2649个乡镇没有银行业营业网点，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的金融服务，这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问题。比如，许多农民无法享受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机构网络不够健全，社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低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无法合理有效地配置等。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支持“三农”的重点也由主要针对农户生产性周转贷款，转向以服务于社区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农业科技发展、支持开发中低产田、农业产业化生产以及农业风险管理等为主。在这些方面，金融还远远没有与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支持作用。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集中表现出以下若干特点:

（一）经济增长的高波动性

纵观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波动性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见图1-2）。农村金融抑制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缺乏可靠保障与稳定性的重要成因之一。农村和农业生产面临气候、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风险、农产品供求失衡与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以及区域资金供求失衡带来的投资不足、投机过度及中小企业与农户流动性风险等。被压制的金融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农业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例如，在我国农业生产风险管理中，作为重要保障手段的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发展滞后、创新不足，农村金融在农业生产中的安全保障功能无从发挥。

图1-2　高强度的农村GDP增长率波动（资料来源:由国泰安数据库整理得）

（二）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巨大

在经济增长研究中，人们常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并测算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本书根据农业生产中各要素的作用特点，将生产要素区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C-D生产函数采用以下表达形式:

其中:Y为农业产出；L为劳动投入；K为投资；N为土地；A表示技术水平。

农业产出（Y）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表示；劳动投入（L）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表示；农业投资（K）用农村总资产投资表示；土地（N）用耕地面积表示。在实际的估计模型中，C-D生产函数以以下对数形式给出:

这里的b_i（i＝0～3）是需要估计的参数，U_t是残差项。我们利用2004—2008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结合Eviews软件拟合出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C-D生产函数。估计结果见表1-1。

表1-1　我国农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注:上标***和**分别表示在0.01和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方程的R方为88.8%，说明模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较好，且系数表现显著。从表1-1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农业产出中土地投入的弹性系数最小（为0.147725），投资的弹性系数居中（为0.318644），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为0.5461）。我国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迫使第一产业劳动力持续减少，而可耕地的增长潜力也已经非常之小。由此可以推断，产出弹性居中的农业投资将是决定未来农业增长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我国农业要维持一定的增速，保障资金投入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农村金融的潜在作用日益显现。

由模型（1-2）可进一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

其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

表1-2　2004—2008各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

注:要素投入增长率为各地区平均增长率；要素贡献率＝弹性系数×要素投入增长率/农业GDP增长率；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

表1-2给出了我国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各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及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全国平均来看，农业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投资要素增长对农业GDP增长的贡献率达46.0%，分别是劳动增长贡献率与土地增长贡献率的2倍多和6倍多）。虽然比较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农业集约化起点相对较高而使投资增长速度不及西部落后地区。除了投资拉动，全要素生产率对全国农业增长的作用也非常突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农业GDP增长贡献率达到26.21%）。当然，从东西部对比看，东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几乎是西部的6倍，而东部投资要素增长的贡献接近西部的两倍。无论是投资增长还是TFP增长，金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后盾。以上结果隐含着我国农村金融压制在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三）农村金融结构单一

首先，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服务范围过窄、结构简单。长期以来，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相结合，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户融资上，金融主要满足（或期望满足）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生产所需的资金。针对农业科技、土地整理、农产品开发、水利设施、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从当前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来看，还没有将现代农业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看待（参见表1-3、表1-4）。

表1-3　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表1-4　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户贷款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因缺少金融投入，我国现有的农业水利工程设施大部分功能老化，配套不全。近一半以上的排灌工程设施需要维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农业的受灾面积、成灾面积都未能实现显著降低，灾害周期性现象依然故我（见图1-3）。这一事实说明，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长期以来都没有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不强，无法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未来需要加大信贷资金投入来改善这一不利局面。

其次是金融（含财政）支持农业发展资金来源较为单一，金融服务能力受到限制。虽然近年来中央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财政和金融投入农村的资金不断增加，但与其他产业相比较，农业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依然狭窄，作为重要融资支撑的财政资金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潜力。尽管我国农业投入总量在增加，但其占财政比重波动较大且有减少的趋势。例如农业投入占财政的比重进入本世纪以来长期在10%以下徘徊（见表1-5）。

图1-3　全国农业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

（单位万亩；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表1-5　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导致农村经济深层次矛盾（如基础设施老化）难以解决，农业整体竞争力差，农民增收难，这直接影响到农村金融部门和其他投资主体对农村投资的信心，区域资金“非农化”问题加重。

所以，农业产业要获得较大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有较大提高，必须在改造中低产田、开发农业资源、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建立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体系、农产品深加工、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农村市场体系及设施建设等各个环节上加强努力，而这些努力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结构主要有农户自有资金的积累、政府财政支出和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中后者的地位将日益重要，但它需要健全的农村金融机制来支持与实现。

（四）农村金融压制阻滞了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金融压制使落后地区金融资源更加贫乏。农村金融地区失衡助长了城乡收入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8%左右的增长，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均有大幅度改善，但农民收入的增长却十分缓慢（见图1-4）。1978—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5153元，增长了37倍，扣除物价影响，年均实际增长5%，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8%，因而导致农村消费相对日益萎缩。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1上升到2009年的3.3∶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的福利和医疗保险，城乡收入比将更大（见图1-5）。

图1-4　1978—201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元）

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1-5　1978—2010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1-6　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人均GDP

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

此外，由图1-6可看出，东部人均GDP显著地高于中部和西部，差距正在逐步扩大。1978—2009年东部和中部及西部地区人均GDP均值比为1.8∶1.2∶1，而且东部年均增长率达14%，中部和西部则分别为12%和10%。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农户人均存款和贷款额存在显著的差异，不管是人均储蓄还是人均贷款，其基本格局是:东部＞中部＞西部（见表1-6）。农村金融的地区性失衡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失衡。

表1-6　2005—2006年三大地区农户人均存款和人均贷款（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