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家关于全球化的理论

二、西方社会学家关于全球化的理论

全球化作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也为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所关注。西方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者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全球化理论。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和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

1.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堪称全球化理论的先驱。尽管他在自己的理论中从未提出过“全球化”这一概念，但是以后的全球化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对沃氏世界体系理论的回应。尤其是他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源起》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化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全球化理论开始彻底摆脱了经典方法，以体系代替了国家，并真正开创了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他比较客观公正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并给予它们在世界体系中应有的地位。沃氏的世界体系论的核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从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是由核心、半边陲和边陲这三个组成部分连结而成的一个整体结构。核心的特征是输出制造业产品，边陲的特征是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半边陲则是输出“边陲产品”到核心地区，又从核心地区输出“核心产品”到边陲地区。因此，半边陲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是体系稳定的主要因素，它的既被核心地区剥削、又剥削边陲地区的双重角色，增加了世界体系内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以此为基础，沃勒斯坦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了核心、边陲、半边陲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层位变化，同时也把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经济与政治的多样性、差异性的分析，纳入到了对世界体系整体的分析考察和宏观研究之中。沃勒斯坦还认为这种研究不宜以个别的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单位，而只能以一定的“世界性体系”作为研究单位。

沃氏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表面上看似乎与全球化关系不大。但是从全球化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张为全球化的启动与加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因素，而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全球化的效应，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然，沃氏的世界体系论在解释全球化方面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其过分的经济主义取向招致了大量的批评。

面对学者们的批评，沃勒斯坦开始对自己原有的方法进行修正。1991年，在其结集出版的《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中，沃勒斯坦力图融入对文化、文明的考虑。他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体系发展的第三个转折时期中。在这个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这些反体系力量冲击着维持世界体系的文化基础和文明观念。同时，其他文明的发展也动摇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他特意考证了文明的两种用法（单数和复数），认为单数的文明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实际上指的是西方文明。这种观念起源于启蒙时代，以后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成了为体系辩护的工具。这种文明观长期压抑，甚至贬损着其他非西方文明。而复数的文明则体现了各种文明之间的平等关系。^[14]因此，沃氏认为文化是对抗现代世界体系不平等的一块战略要地。资本主义并非唯一的文明，资本主义全球化将由于其他文明崛起受到挑战，未来的全球化应是全球多种文明的共存。面对着其他文明参加的广义的反体系运动的冲击，整个世界体系都将面临着转变，其最终可能性归宿是建构一个相对平等而且民主的体系。

沃勒斯坦的理论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但是他没有做到世界体系和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在看待文化时，他实际上采用的是功能主义，用世界体系来圈定文化的作用。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化差异，但他的文化上的功能主义又使他在理论上很难承认还存在着关于全球秩序的其他文化定义，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的“世界体系”观念从根本上还是没有摆脱西方文明优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束缚。

2.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是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的代表学者之一。

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是从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现代化理论入手进行考察的。罗氏发现当时十分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大多只是局限于可以客观衡量的指标，而很少关注现代化中主观的、解释的方面。而在现实政治领域中，文化的因素及其影响力要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可以说，我们还处在一个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因此，在罗伯逊看来，全球化不仅是指目前全球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的种种客观事实，而且更是指文化和主观上的问题。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不但要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文化的关注，而且首先要从文化系统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它，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这正是我们考察和分析全球化问题的最佳窗口。^[15]

罗伯逊在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他描述全球化的方法和主要观点。他认为需要对世界在成为“单一场所”过程中出现的，在分析上相互分离而实际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逻辑进行系统解释。在研究的概念上，他使用“全球场域”来代替通常使用的“全球体系”。“全球场域”由四个参照点组成，即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个人和人类。罗伯逊认为以往的研究单位——民族国家已经不能成为分析和理解世界的出发点了，应该抛弃“国家中心论”，把“民族社会”视为分析全球人类状况的总的参照点。而且要认识到，在20世纪民族社会的普遍性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原因。在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中，四个基本参照点互相“回应”，促成各自的不断“推进”以及彼此间关系的转变，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罗氏的全球化模型的主轴是普遍——特殊这对关系。在他看来，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整体化过程，更是一种多样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也确认自己的身份。因此，这个过程不是平稳的、和平长入的过程，而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罗伯逊称自己的理论是“唯意志论”，以区别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经济主义”。他突出文化的重要性，分析了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的世界体系论中的地位。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情景必须具备的特征，包括对全球化的象征反应和解释世界的体系概念，这些本身是决定全球化轨迹的重要因素。全球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更不是某种文化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

罗伯逊的文化全球化模型对于拓宽全球化的研究领域，即从以往的世界体系只讨论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东西，或“世界政体”或“世界经济”，转向对全球文化和全球文明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罗氏的全球化模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弗里德曼指出:“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既没有说明相对化过程的本质，也没有指出它可能变迁的道路，相反它详述的只是一个对世界还没证明的认知的假设，而这只是罗伯逊自己对世界全球化状态的认知。”^[16]

3.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理论

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对全球化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全球体系模式。

斯克莱尔认为全球化观念的主要特点是: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充分研究，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层次，从全球（跨国）过程的角度去加以研究。为此，斯氏提出了“跨国实践”这一基本概念。所谓跨国实践指的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所从事的并跨越国家疆界的实践。跨国实践虽然是抽象概念，但是它们直接指向其代理机构的实践。从分析的角度看，跨国实践包括三个层次的运行，这三个层次是经济、政治及文化——意识形态。每一层次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制度，有组织的、固定的、一致的实践结构。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有跨国经济实践，其主要代理机构和制度是跨国公司。在政治方面是跨国政治实践，其主要代理机构是跨国资本家阶级。而消费主义则占据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跨国公司制造商品，提供服务，从而使生产与销售成为必要；跨国资本家阶级创造政治环境，在该环境中一国的产品能够在他国成功地销售；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提供创造和维持商品需求的价值与态度。斯氏认为，这些都是分析的，而非实证的。在现实世界中，它们错综复杂。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政治，宣传消费主义；跨国资本家阶级直接服务于跨国公司，其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扩展的主要典型。

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模式和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相比，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理论显得更加全面。他所引入的“跨国实践”的概念，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为解决那些传统的国家中心论观念所无法充分或全部予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且斯克莱尔把全球体系的概念建立在跨国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对民族国家的分析。而在构建全球体系过程中，斯氏总是试图把全球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层面的关系理清，并力图把全球的（跨国的）同国际的概念区别开来。但是从整体上看，斯氏的全球体系理论的侧重点仍然是全球体系的经济方面。显然，这种偏重经济因素的分析，使其理论对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考虑不够，这是全球体系理论的不足之处。

上述三种全球化理论模式，即世界体系模式、文化全球化模式和全球体系模式，可以说是目前西方社会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关于全球化的三种理论模式。除此之外，吉登斯从制度角度对全球化的研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海纳兹的网络分析法等，也都是西方社会学界较有影响的全球化理论，它们也都为研究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