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西方关于科举的记载

在17世纪以前，西方所有的出版物并不太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也较有限，谈及科举的主要西文书籍邓嗣禹文已基本收录。但就是在其所列书目之外，笔者还是找到了数种弥足珍贵的文献。

1669年，约翰·韦布（John Webb）在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古语历史文集》一书，论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在133～134页谈到了科举使用笔试的情况，说中国人通过考试获得的头衔“就像我们大学中的博士学位，然而却需更勤奋和严格地用功，而且确实竞争更为激烈”；“他们若不能十分准确地写出好的文字，便得不到学位，”那么只好等三年后的下次科举再试。作者在书中还引述了其他学者谈到的中国用同样的科举考试来认可生员身份的情况^[4]。

1671年，蒙塔努斯（Montanus）编辑出版了荷兰作者《第二、第三次出使大清或中华帝国记》的英文版，其中说道：“在中国社会中有几种荣誉学位，每个人要通过写优美的文章才能获得这些学位；一旦获得后，他们在朝廷中便能升迁到很高的职位。”书中还提到各地主持或参与管理科举考试者皆是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士^[5]。西班牙传教士门多卡（Meadoca）的西班牙文著作《满清征服中国史》也于1671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此书第八章谈到满清征服中国后，并不禁止汉人学习汉人学术，顺治皇帝认为中国人十分敬重而且很醉心于学术，于是在1647年初有三百多位文士取得了博士学位，六百多人得到了硕士学位，此外还有大量的人得到了学士学位，这说明并非只有欧洲才有众多的博士和学士^[6]。

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安文思（Magalhaes）的著作《中华帝国历史新编》于1689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中谈到了中国人获得科名非常荣耀，三种科名含义相当于西方的博士、硕士、学士，并说：“全国的硕士（中国人称之为举人，即有学问的名人）每三年一次集中在北京贡院，一起参加13天的考试。一个月后，在作文考试中显示出最富有创造性和独出心裁的366人被赐予博士学位。皇帝在年轻的博士中挑选最年轻和机灵者进入一个叫做翰林院的机构……这些翰林在院中成长有年，学习真切的统治艺术和优良举止的方法。”^[7]

以上四种书籍有关中国科举制的描述还较为简略，而在杰米里（Gemelli）博士《环球航行记》一书中记载得就更为详尽。杰米里博士此书1696年出版，后又收入于丘吉尔（Churchill）1704年在伦敦出版的《航海与旅行著作集》中。此书第四部分描述了杰米里在中国看到的许多十分奇异的东西，其中第八章详细描述了考进士点翰林的情况、各省学政去主持考秀才的情况、乡试的内容和时间。“在15个省市中，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市可取中150名硕士，其他各省或多或少低于100名不等”。“每场考试从黎明到夜晚，在贡院中饭食是由公府提供的，饭食非常清淡易消化，以免考生的才思变迟钝。到晚上考生折好他们的作文试卷并交与指定收卷的人，每个人都要签名。这些试卷由抄书手誊录另本并与原本校对之后，分发到评卷官那里时，已无法知道试卷的作者，这样可以防止舞弊”。作者还对科举考试所用的四书、五经一一作了介绍，并赞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的大学？中国肯定有10000名以上的硕士，其中6000或7000人每三年聚集于北京一次，通过艰难的考试，有365人可获得博士学位。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生数可与中国那样有如此多学士人数相比，中国大约有90000名学士；也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的文化知识这么普及，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省份，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市民或农民都能读书或写字。简言之，除了欧洲，世上没有其他地方像中国出版了这么多的书籍。”^[8]杰米里博士对中国南方教育普及程度的估计可能过高了一些，而他对科举考试的观察和记载却相当详细。其描述或许受到17世纪初在欧洲广为流传的利玛窦和金尼阁有关中国科举的记载的影响，但也是一份了解清初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