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对科举的反思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20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

在对科举看法的转变的许多人士中，多年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杨学为研究员颇具代表性。他在《对科举的再认识》一文中说：“过去上学的时候，书上写的，老师讲的，科举几乎一无是处，我也是这样认识的。三十年后，现在我从事考试工作，有了一些体会，又查了一些资料，感到原来认识不全面。……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如果剔除了科举考试的陈腐内容与僵化形式，使之适应维新的需要，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这不是事实……这是中国考试史上的悲剧。”^[11]确实，面临世纪转换与千年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对科举做出的定论，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为什么科举制能够长期存在？尽管各代有不少大臣和学者批评科举，甚至有的皇帝还下令停罢过科举，可为什么总是旋罢旋复，一直延续1300年之久？科举是否真像清末康有为等人所说的那样罪大恶极，是否也有其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内在理由？为什么科举在中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却为西方国家所借鉴，并通过建立文官考试制度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什么中外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会形成强烈的反差？

余秋雨曾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12]像余秋雨这样对科举产生浓厚兴趣的学者还有许多。由于科举制对中国帝制时代后半期政治、教育、文化、文学、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代政治学界、教育学界、文化学界、文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人致力于科举研究，而且多数人不再受以往对科举批倒批臭的观点之羁绊，敢于推陈出新，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使科举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过去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外部世界有关科举的评价知之甚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风美雨再度东来，当人们知道西方行政学界和汉学界对科举的赞美评价时，感到相当惊讶和新鲜。而当我们准备“引进效率”，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的时候，许多人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的，这真如古语所说的“礼失而求诸野”。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13]令人自豪也好，感到具有讽刺意味也好，中国人对科举制“失之华夏，得之四夷”再也不会无动于衷了，再也不会一味地否定了。于是正面或全面评价科举的论著日渐多了起来，甚至连过去被人们众口一词大加挞伐的八股文也引起众多研究者注意，由“文化垃圾”变为研究热点。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已出现了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

促使中国人在20世纪末重新审视科举的诸多因素中，韩国对科举的态度使中国人有了不小的触动。1980年，韩国便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纪念汉城建都600年和科举考试罢止100年，韩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朝鲜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谒圣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216名儒学“生员”中，按55岁为线分甲乙两科，各取郭庄淳（53岁）、金佑振（79岁）为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游行仪式。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让后人不忘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忘对考试和教育传统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是将科举文化全面清理研究，还是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的确值得我们未雨绸缪，认真反思^[14]。

临近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对科举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人们既对科举加重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有所痛恨，又对科举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有所肯定；既感到这是一种顽固不化的文化包袱，又感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文明遗产；认为它既使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性而依附于统治阶级，又可使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中心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看到它既曾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进步起过积极作用，又曾拖住了社会前进的脚步……同样是“科举”一词，在有些人眼中仍代表落后反动，如将高考比为“新科举”便是否定；而在有些人眼中则是代表公平进步，如赞扬说当今考试选官是“新科举”^[15]。但无论观点如何歧异，20世纪末对科举研究的空前关注，预示着21世纪“科举学”必将走向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