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西方史学的成就

在西方思想界，19世纪常被人们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样的称谓中包含了对19世纪西方史学成就的一种赞美。这个世纪中，西方史家辈出，名作纷呈。令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仍然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家们的追求。史学职业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在于，一些大学开始设置历史学专业、许多历史研究者也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自称、历史学家协会以及专业性历史研究杂志纷纷亮相等，这些现象都使人们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即知识界的确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与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不同，他们描述过去的事件、确保事实的真实性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进一步，他们的职责在于通过叙述这些事件来达成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继承的传统有西方古典时期历史写作的那些特征，即历史与过去、真实相关;研究历史能够使我们更加了解现实;研究历史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中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常常用历史来证明某种事物合理性的做法。近代早期以来，历史写作的这种证明功能被更广泛地使用，它可以用来为某个集团、某个教派利益或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

19世纪历史写作与阅读的大量增加与这一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历史作品，其主题都与政治和民族相关。不过，这一时期的史学大师们往往在历史学方法论上也有着精深造诣。历史学家们通过史料甄别确保史实的真实性，通过主题选择和叙述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达成他们希望通过历史写作所要实现的意图。很明显，在史实与史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而如何在“史”与“论”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已经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9世纪西方历史写作给后人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它的流派众多，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例如，在德国的主要流派有兰克学派、普鲁士政治史学派;英国的主要流派有辉格派、托利派、牛津学派;法国的有政治史学派等，这还不包括那些以整理史料为主的学派。就研究领域而言，在历史语言学、法律史、制度史、经济史、宗教史等专题史，以及希腊史、罗马史、埃及学、亚述学、法国史、德国史等地域性史学研究中，我们都能够找到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

包括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历史辅助学科在内的史料搜集、甄别与分析的技术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它们的学术贡献容易被史料运用者认识到，但它们与一般读者存在着相当距离，因为日常生活中历史作品的普通读者总是试图通过阅读历史来理解自身以及身边的现实。为此，不难想象，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历史写作，更多的出自那些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例如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表现。一种是法国史学家基佐(1787—1874年)，他著有《1640年英国革命史》，这部作品在讲述英国革命的同时，有意要将它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较。他就这两次革命说道:“如果我们让它们恢复它们当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且研究一下它们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有何贡献，那么它们的相似之处就会重新出现，就会大大超过一切次要的不同。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封建贵族、教会和皇权的衰落，两个革命都致力于同样的任务，即公众在公众事务中必须取得支配地位;它们就为争取自由而反对绝对权力，为争取平等而反对特权，为争取进步和普遍利益而反对居高位者的个人利益。”可以想象，当19世纪法国的读者们阅读这部作品，在基佐的引导下，以英国革命为参照思考法国革命，那会对他们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多么直接的指点。另一种类型的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他撰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书中，托克维尔通过对大革命前的旧制度进行分析，揭示出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不只是存在断裂，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连续性和反复性。

不只是在法国，德国的历史学家尼布尔、兰克、达尔曼，英国的历史学家麦考莱、卡莱尔、格罗特等，他们的作品对于人们理解现实，或者说对于人们通过了解历史来定位现实都有所助益。

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学家之成功、作品之丰富，这令后人惊异赞叹，在这种成就的背后，还有一些更值得人们称道的地方，那便是19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为理解历史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方式。

欧洲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目的在于反叛启蒙思想造成的理解历史的单一模式。启蒙思想倡导人们要理性的生活，而历史可以被容纳在一个统一的、合目的性的模式之中，他们将中世纪排除在历史研究的主题之外，由此也否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浪漫主义兴起之时，历史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位民众的心灵。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曾经这样评价浪漫主义思潮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他说:“浪漫主义者对于过去的同情并未掩饰把过去同现在分割开来的那条鸿沟，而且实际上还假定了那条鸿沟存在，同时有意识地坚持今天的生活同过去的生活两者间的巨大歧异。因而，启蒙运动仅仅关怀着现在和最近的过去的倾向就被它抵消了，于是人们就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历史学思想的范围大为开阔了，于是历史学家就开始把人类的全部历史认为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会告终的一场单一的发展过程。”^[8]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比较系统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浪漫主义思想的本质。他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地方特色”，这样，当人们注意到人性也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时候，自然能够明白人性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带有民族性的。浪漫主义者试图从变化、多样性中发现统一性，而不是像启蒙思想那样用统一性来抹杀变化和多样性。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法国作家梯叶里、米什莱等，这些都是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表现者。他们强调要用历史作品来反映人们的欲求和情感，这些要素恰恰是以多样性为特征。

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之中注重发展观念、个体性、特殊性，为此，现实中的个体是如何由历史发展而来，这就要求史学家在孤立的史料间确立更多的联系。因此，浪漫主义为“史”“论”的结合提供了自己的方式。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还得感谢浪漫主义的是，由于它的原故，学者与历史学家之间，即寻求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9]

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在欧洲的直接继承者是历史主义史学思想。历史主义思想在维柯那里就有所表现。像浪漫主义思想那样，历史主义思想也强调历史研究对象自身的个体性特征，但它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过度依恋传统与情感。它认为，人性和理性都是特定时空中的产物，任何历史事物的生成和意义都不能在它的具体环境之外获得解释。以这样的观点去研究历史，可想而知，历史主义思想家们要做的是，在确定支撑个性的历史事实之后，解释它们的因果渊源。

历史主义思想家注意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这种思想具有的现实价值。例如，发现某种制度的产生和存活离不开它特定的历史环境，这样就可以拒绝将某种外来的制度硬生生地植入到本地的社会生活中，因为本地并不存在这种外来制度可以存活的历史土壤。因此，历史主义思想往往被那些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家所推崇。

19世纪的德国是历史主义思想的兴盛之地。历史学家洪堡、兰克，历史哲学家德罗伊森、狄尔泰，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这种思想。例如，在德罗伊森那里，历史主义思想可以包含在“历史性的思考”这个观念之下。他这样说道:“历史研究的工作是学着做历史性的思考……学会了历史思考的人，不会对个别、特殊的事件有哲学式的冷漠;不会毫无温情地，只见处处是数字、物理力量及物质。”“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其背景中有无限的牵连。这些环环相扣的连锁关系汇聚于某人、某事;被该人该事所融化吸收。过去的事，如果它不融化于现在某事之中，它就是真正过去了。”^[10]这样看来，历史主义思想更为明确地要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秉持历史主义思想的史学家首先也试图确立事实，之后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更为根本的目的在于为理解现实服务，是要说明现实的由来，而非一味陈述过去，或者只想说明过去某物的由来。这样，历史研究就成了认识现实的一把钥匙。

在“史”“论”关系的处理上，19世纪西方历史学还有另一种途径，即模仿自然科学方法而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实证主义史学思想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发现规律。

确定事实的意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已经获得历史学家的普遍认同，同时我们也谈到过，实现这项工作也有着近代历史学辅助学科的技术支持。在历史写作的实践中，以兰克为代表的一类史学家在史料或史实的处理方面也有了更大的成就。兰克主张以内证和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不但从史料与其提供者的直接联系，已有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方面进行证明，也运用外部资料佐证，以确定史料的真实性。例如，历史研究的证据一方面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最接近事件的人的描述，另一方面又要分析史料提供者的性格，由此批判地利用史料。兰克让人们重温了卢奇安的教导，历史写作要“如实直书”。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确定事实是19世纪任何一位自称为历史学家的人都不敢违背的原则。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与浪漫主义或历史主义史学思想的差别就在于，它直接以当时的自然科学思想为指导，力图发现历史规律。这种规律被认为是客观存在于历史之中的;现在看来，规律正是历史学家用来描述历史的理论框架。

19世纪重要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有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和古郎治、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等人。例如，泰纳在他的作品《智力论》中认为，史学就是应用心理学。历史学家记录和探索一个人的分子或一群人的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并根据他们的心理来说明这些变化。兰普雷希特也特别看重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他强调对历史进行心理解释的价值。在他的作品《德意志史》中，兰普雷希特就是按一种逐渐形成的心理规律这个模式来描述德意志民族的发展。他指出，德意志的社会心理依次经历了象征阶段、等级类型阶段、墨守成规阶段、个人主义阶段和主观主义阶段。从德意志的社会心理发展史中，兰普雷希特甚至认为自己发现了整个人类的心理发展规律。倘若如此，按这样的规律再去理解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就会变得异常容易了。

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极力吸收当时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优秀成果，但在历史领域使用这些成果，多少有些生搬硬套的嫌疑。尽管如此，以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思想来确立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这一直是19世纪许多历史学家的梦想。

不论是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历史主义史学思想，还是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思想，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确证史实与解释历史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对历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19世纪的历史学不仅继承了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写作传统，它还将这些传统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融合在一起，接受20世纪史学家的检阅。20世纪的西方史学研究对于19世纪的史学成就，是接受还是革新，历史学家们将在自己的生活处境中做出自己的决定。

【注释】

[1]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1～52页。

[2]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3]参见卢奇安:《论撰史》，缪灵珠译，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209页。

[4]参见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7页。

[5]参见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8页。

[6]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5页。

[7]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7～128页。

[8]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0页。

[9]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0页。

[10]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耶尔恩·吕森、胡昌智选编，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