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然而，受清末士人批判科举的言论的影响，以往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比较，是不大相称的。
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科举制也，不可易也”[1]。科举作为适应古代社会的一种官僚更新机制与公平选才方式，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易废的——实际上清代以前多次废止科举的努力确也都以失败告终。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也受到空前强烈的挑战。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科举制也曾被加以改造，如增设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1901年以后又废除八股文体，对正科考试内容进行革新，引进近代政治经济考试题目和西学，使科举制开始朝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但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非常强烈，而根基深厚的科举制还带着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运行，使得近代新学难以有机统合到这一复杂精细的系统中去。尤其是士人对科举的传统向心力客观上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致使张之洞等人认为改革科举补偏救弊已无济于事，非过正就无法矫枉，于是将科举制度连根彻底拔去。
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给当时的中外人士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不过当初知识界人士多认为此举意义重大，中华民族从此振兴有望，很少考虑是否连带将考试选官的合理内核也一同粉碎了。科举制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戛然而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过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象。科举废止后，新式学堂大量兴办起来了，但在教育发展的同时，政治方面的消极后果却日渐显示出来。“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2]。科举废止后，由于政府用人缺少标准，于是跑官买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端也随之而来。尽管也有少数人提出恢复科举的奏请，但都一概被视为顽固保守而遭到批判。
提议复行科举者一般多从变通学务、保存旧学等方面陈述理由。1907年至1910年之间，中书黄运藩、给事中李灼华、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黄允中曾分别奏请重开科举，其中尤以黄运藩复科举之奏，主张“科学与科举并行”的观点影响较大[3]，以至“报纸纷传，就各省情形而论，有某校教员请于邑宰复科举矣，甚有国文教员欲以八股试学生矣”。为此，1908年江苏教育总会曾《上学部请明降谕旨勿复利举书》，说“罢科举兴学校，固不啻夺我自亡之鸩而苏以救亡之药也”[4]。在举国上下绝大多数人都认定科举意味着落后守旧、学堂代表了进步维新的大气候下，黄运藩等人对科举废止后出现诸多问题的看法显得十分背时，其声音总的来说相当微弱。随着新式学堂的快速发展和科举突然退出历史舞台，传统儒学迅即为人们所忽视，清朝帝国大厦出现了崩裂的先兆。为此，一贯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1905年后曾对废科举的后果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恐，表现出某些懊悔与惋惜的心情[5]。这一点后人似乎很少注意到。
同样为人们所忽视却很值得当代研究者重视的是梁启超在科举革废前后的矛盾表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奏《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认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乾隆时礼部反对废弃八股的看法乃“似是而非之谬论，亡我国割我地者，皆自此言也”[6]，表达了他对八股愚民的深恶痛绝。当时梁启超成为改革科举废止八股的急先锋，与其师友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样，认为变革科举是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根本。但是到了1910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观点大变。他不顾可能被人们视为“顽陋”，公开声称“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并直接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和新科举的考试科目、内容与方法[7]。梁启超是深知美、日、德等国借鉴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大收其效才悍然提出此“不合时宜”的动议的。不过，梁启超对科举革废观点上的转变以往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28年，潘光旦发表《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一两个制度的讨论》一文，谈到英国学者歇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科举制度，“也就是三十年前一班讲维新的学者们攻击得最厉害的一种制度，也就是梁任公先生以居然能够打倒引以自豪的一种制度”[8]。梁启超对自己原先所为是否感到“自豪”还很难说，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庆幸科举的废除，并且把科举视为腐朽没落的丑物加以鞭挞。民国初期多数著名人物如鲁迅等都有谈及科举的言论，观点也多与清末维新派类似。
在全社会都在批判科举的大趋势下，少数对科举想作较客观研究的人甚至有点忌讳使用“科举”一词，而以“考试”代之，因为“科举”在人们眼中明显是贬义词，而“考试”则为中性词。因此，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科举研究论著往往以“考试”代指“科举”。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二书便是如此。40年代很少科举研究论著发表，而30年代“科举学”成果当以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最有水平，该书至今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该时期虽有一些论著对科举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总的来说还不成气候。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科举制实质上的不平等，认为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仍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只注意科举的消极面，并存在着把科举制等同于封建制的倾向。加之吴敬梓《儒林外史》和鲁迅《孔乙己》等文学作品流传颇广，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会造就像范进和孔乙己那样的腐儒。几乎每一部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制度史等书都会涉及科举，均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叙述的。70年代以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多，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推清朝末科探花商衍鎏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制述录》。然而受当时政治的制约，全书结论说“封建时代之科举，实为束缚读书人之工具”，“科举仅余糟粕在”。同一时期台、港学者的一些科举研究论著倒是较为全面客观。西方学者中，德国汉家傅吾康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回顾从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朱熹到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科举的批评，评价科举也是多彰其过，少论其功。但他在书中结尾已指出科举制的崩溃是传统国家灭亡的开始[9]。而何炳棣等其他著名学者则充分肯定科举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科举制度的发明是中国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10]。这些正面评价对日后中国大陆学者反思科举的功过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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