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科学

中世纪科学

纵使柏拉图的思想进入了基督教神学里，可是随着罗马的衰亡，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许多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大量散佚到西方世界。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在成为基督徒以前，原是一位新柏拉图派学者，他把柏拉图哲学的若干成分和基督教结合起来，形成最初的基督教综合知识。在阿奎那之前，这种知识一直很普遍。

古代希腊学术第九世纪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出现。希腊人和印度人的科学著作(包括托勒密的《大综合论》)都被译成阿拉伯文。随着十进制和零概念的发展，学者们已普遍使用所谓的阿拉伯字码(实际源自印度)。在处理较大的数目时，这种创新方法比那笨拙不堪的罗马数字更为有效(设若不以阿拉伯字码来写77和776，而将它们写作LXXVII，和DCCLXXVI的话，做起乘法来便颇繁复)。这个新数字体系对六百年后的科学革命十分重要。

随着伊斯兰教对北非及西班牙的征服，经典学术亦相继传入。在那里，学校、学院都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促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的相互影响。在12世纪，透过阿拉伯泛神论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3s)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渗入到基督教世界的大学中。这些教导就此吸引了学生和新兴商人阶层中的知识分子。

至13世纪初期，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均译成拉丁文，为中世纪思想开拓了一个新纪元。阿奎那(公元1225—1274年)遵循着他的老师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指引的方向，着手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综合起来。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体系普遍赞同，因为它对外在世界的解释，远胜过以柏拉图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体系。^[1]他以大胆和熟练的手法，将亚里士多德体系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将那个时代的新思维方法，转化成维护基督教的武器，给宗教思想带来了一次革命。

他有两部巨著:《反异教徒概览》(Summa contra Gentiles)和《神学概览》(Summa Theologica)。书中指出，哲学是人的智慧，神学是上帝的启示，二者应当兼容并蓄。上帝的存在虽然可从自然界的道理中显示出来，但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教义，却是神秘的事，只能建基于对理性启示的信仰。阿奎那发展了自己的体系，但并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逻辑架构。而亚里士多德的架构，就是费尽心思从几条既定的前提中，引出有力的证据来。这种方法使人投身于从推理而来的知识;一方面源于哲学原理，另一方面源于圣经权威。在这兼容并蓄的综合体中，科学、哲学和神学联合而成一个体系，不过却未能对科学或神学的自由探索有所帮助。

阿奎那死后不久，他的学说曾备受谴责，不过未几便解禁，而且于16世纪被奉为教会的官方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与圣经结合得完美和谐，甚至到一个地步，只要有人攻击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或物理学，就会被视为攻击圣经的启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结合，也为一场科学革命的内部争执开辟了战场，有人或说:他们制造了一些反对自己祖宗的儿女。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为自然现象定下了四因，即所谓形式(计划)、目的(意图)、物质(钝态的物质)和动力(变化的力量)。不过，他的方法却只着重头两个原因，即计划和目的，认为这是现象的终极意义。例如，若问:“橡籽为何生长?”答案则是:“为了长成橡树。”每一种生物的行为都是恪守其基本性质和将来的目标。一切变化的根本特点都是由潜能转为现实。宇宙本身也趋向于实现其终极的目标或结束;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科学主要涉及的并非是不同时刻的详细转变过程。解释事物的范畴是以事物的本质和潜力，而非以时空相关的质量和力为主。

中世纪这种对目的的研究，以一个信念为基础，那就是相信万物在宇宙中按等序排列，因为宇宙是由一位目的性十分明确的上帝所创造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综合体系里，科学是演绎的(即从总原则和推理出发而达到结论)而非归纳的(从具体的观察出发而得出概括)。自然哲学家的全部工作在于寻找事物间的逻辑联系，而不是通过实验来发现事物的内部机制。对他们来说，整体每部分意义的终极原因，要比其行动如何进行重要得多。自然界的基本形象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自我发展潜力的有机体，这与牛顿时代的机械观恰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