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的科学

列奥纳多·达芬奇17 世纪中叶左右，崇尚科学成了欧洲精英社会的特点。在此之前，确实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瞥见到整个文明时代可以依靠科学培育起来。其中，我们今天最为熟悉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举世天才，既是画家，又是工程师、科学思想家，集一切大成于一身。列奥纳多通过对一具具死尸的解剖实践，得到人体结构的颇为精确的知识；他思考过血液循环，思考过地球环绕太阳的运动；他还绘制过潜水艇和飞机的设计图，思索过降落伞和毒气的用法。但是列奥纳多并没有公开发表过他的科学见解。往昔的人几乎都只知道他是一个画家。他在科学上的成果长期搁置在外，没有汇入科学思想的潮流，以致未对其发展产生任何影响。人们只是在 20 世纪发现了他本人的札记之后，才知道他在科学上也卓有成果。因此，列奥纳多以一个茕茕孑立的奇才，一个富有洞察力和胆识卓见的人物，闻名于科学史册，可是这些却因他本人的去世而随之湮灭。而科学是要依靠思想交流的，凭借这种交流，研究者可以促进彼此的发现，验证彼此的实验，弥补彼此知识上的差距。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与其说是依靠离群索居的思想家的辉煌业绩，不如说是依靠通讯联络和广泛分享的文化信仰。列奥纳多的科学成果，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发表，从未进入过那座新的科学知识产生，受到挑战并得以修改的文化殿堂。

列奥纳多·达芬奇去世一百年后，欧洲有文化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的头脑。在善于思索的人中，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思潮。一方面，怀疑论十分盛行，这是一种持久的怀疑心理。此论认为：根本就没有一种人类可以接受的知识；所有的信仰本质上只是风俗习惯而已；有些人相信这，有些人相信那；二者之间如何抉择，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这种看法，法国散文作家米歇尔·德·蒙田表达得最为透彻。他把他的思想提炼为一句永恒的问句：“我知道什么？”然后总是示意回答：“毫无所知。”蒙田的哲学固然有倡导宽容、仁慈和宽宏大量的观点的一面，但作为一套思想体系来看，却不是很有裨益的。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对神秘力量、对超自然力量信仰过头的倾向，这种倾向，同样是因为缺乏能力，无法辨别真假而产生的。化学与炼金术之间，或者天文学与占星学之间，都没有一条公认的分界线；全都同等对待，视为揭穿自然“种种秘密”的方法。16 世纪是诺斯特拉达穆斯④和巴拉赛尔苏斯⑤等骗子术士得志的黄金时代。他们中有些人，特别是巴拉赛尔苏斯，在魔术中掺杂实用科学的方法，对后来乃至现代的科学家来说还是晦涩难解。直到 17 世纪，欧洲各国国王和大臣将领都还供养私人的占星术士，预知未来。特别在经过三十年战争而造成一片混乱与恐慌的中欧，“养士占卜”的风气尤甚。

巫术恐慌大约从 1450 年到 1650 年这二百年间，也是人们惧怕女巫的高峰时期。因此，轰轰烈烈的反女巫运动恰好与惨绝人寰的宗教战争，与在欧洲知识精英中新科学文化的早期发展，同时发生。不过即使很有学问的人也常常深信不疑：女巫确实存在。凡发生自然灾害和个人悲剧——庄稼歉收，传染病，孩童神秘死亡——全归咎于女巫。虽然，因搞“巫术”受到告发的人大多是妇女，但也有男人因犯下各种“装神弄鬼”的罪行而身陷囹圄或被处决。惧怕巫术之风在德意志和中欧持续的时间最长，这也许由于三十年战争提供了适宜滋生的不安定环境吧。但在北美马萨诸塞地区，时至 1692 年还竟有二十来人被当作女巫吊死，原因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可算边陲地区，远离欧洲世界，所以才成为最后感受到这些源于欧洲的思潮余波的地区。为人所知的最后一次惩戒巫术的处决 1722 年发生在苏格兰。

17 世纪初期，欧洲要往何处发展，还不清楚。通过想象，它也许会变成一个政治上混乱不堪的世界，像大约在同一时期的印度那样。我们业已知道，欧洲大部分地区长期兵连祸结，遭受杀人越货的暴力蹂躏；这种局面，只是在现代的国家获得巩固，把各个武装团体整编成纪律严明、组织有素的军队后，才告结束。同样，各个思想领域，也是一片混乱，没有确定的是非标准。迷信与怀疑、迫害处决与听之任之齐头并进，一样风行。科学及时地为欧洲提供了一种新的自信心。可能是 17 世纪兴起的科学拯救了欧洲文明，使欧洲文明不致在中世纪以后漫长的夕照中逐渐枯竭，不致走入种种歧路，诸如温和的怀疑论、没有实效的卖弄玄虚、杂乱的魔术，以及对未知的极度恐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