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科学教育的导入（16世纪末—19世纪中叶）
2000年，耶鲁大学汉学家瓦勒瑞・汉森（Valerie Hansen）出版了《开放的帝国：16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书，书中用1600年作为我国历史的分界线，意义深刻。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史主要是从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史。据此，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史恰如其分地分为两个时期：人文主义时期和自然科学时期。我们也许可以把1600年作为两者之间的界限。这两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用真正的希腊思想传统取代了中世纪的传统，这两个世纪（15、16世纪）对于文化史和文学活动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但从哲学观点看，这两个世纪仅仅表现出早期思想的传递，为新的时期开辟道路。第二时期包括逐步取得独立的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初期，并包括随之而来的十七世纪的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按照这种说法，1600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分水岭。在1600年以前，人文史在文明史上占据着主要地位，而之后，科学史开始占据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地位。而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发生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标志着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这股清风终究没有趁这一契机将中国封建王朝这一池死水掀起拍天巨浪，而只是在荡漾起阵阵涟漪之后很快又恢复了沉寂。只有徐光启等少数开明之士才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都没有这样的认识。我国丧失了一次融入世界的机遇，仍陷于中世纪的泥淖中而没有自拔，终于，在那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开始落后了。然而，我国终将还是要融入世界的，终将是要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
【注释】
(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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