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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化分工与收入差距拉大

时间:2022-04-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本节以中国为例,探寻垂直化分工对转型国家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被认为是造成发达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与此同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三节 垂直化分工与收入差距拉大[20]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劳动力专业分工的国际化,它将生产链逐步分解为一个个微小的生产单元散布于世界每个角落,在合成最终成品时,又引致了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网络的整合。[21]在生产链上的各项活动和价值创造,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得以在国家间实现更加专业化的细分,此时的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或相同产品不同工序、不同价值创造单元上的多层次、多链点上的分工。[22]转型国家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又将这种分工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活动从国家层面上,又进一步推动了转型国家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化分工。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作用的不断强化以及技术、经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外溢,造成了各国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快速地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转型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本节以中国为例,探寻垂直化分工对转型国家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是指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延伸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一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了跨越许多国家的垂直性贸易链(Hummels,2001)。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贸易的盛行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一个新的显著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这种生产环节跨国界分布并通过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的现象时,不同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还包括国际生产分割、国际生产分散化、全球生产分享、国际外包、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切片等等(胡昭玲,2006)。尽管不同学者对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

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源于20世纪70—90年代。其间,美国等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普遍重视。国际垂直专业化被认为是造成发达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将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阶段移往低收入国家,会降低国内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提高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相对工资。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Feenstra与Hanson(1995)的模型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垂直专业化联系起来。随后,众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理论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试图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一般性结论进行分析,但这一角度的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的结果。Kohler(2002)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由那些从经济角度看应当留在国内进行的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决定的;Jones与Kierzkowski(2001)和Jones(2005)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依赖于一国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与具体的垂直分工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Grossman与Hansberg(2006)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会通过成本下降带来的生产率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来影响要素收入,特别是生产率效应可能会产生一个帕累托改进,有利于国内所有要素收入的增加。与理论研究不同,实证分析大多表明垂直专业化确实对工资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如Feenstra与Hanson(1995)估计了国际外包等因素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5%~33%的工资收入差距的增长是由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导致的;Head与Ries(2000)则运用1965—1990年1070个日本制造业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日本公司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低收入国家的外包行为同样扩大了工资收入差距。Haskel与Slaughter(2001)对英国制造业1960—199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对工资收入差距虽然有正向的影响,但系数相对较小。Hsieh与Woo(2005)分析了香港1976—1996年20年间工资收入差距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关系,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香港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45%~60%可由对中国内地的外包行为来解释。

与此同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Feenstra与Hanson(1995)的理论分析中,发达国家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外包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不断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国成为近十年世界上收入差距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Xu与Li,2007)。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是从国际贸易、对外开放角度研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如Xu与Li(2007)、赵莹(2003)以及喻美辞(2008),少有学者从国际垂直专业化角度对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分析。本书运用我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是计量模型的选择与设定;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相关指标的计算与变化趋势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的分析;最后部分提出结论与启示。

二、计量模型的选择与设定

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影响工资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计量方法在国外大量实证分析文献中得到广泛应用:熟练劳动力需求估计法、零利润条件估计法。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只是影响一国工资收入差距的外生结构性变量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会对工资差距产生影响,比如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国外大量的实证文献都是运用这些方法去重点检验国际垂直专业化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等外生结构性变量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由于零利润条件估计法对数据的要求很高,数据获取困难很大,在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了熟练劳动力需求估计法并选取我国相关工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国际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等因素对行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熟练劳动力需求估计法是通过行业生产函数与短期成本函数去估计影响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因素。由Feenstra与Hanson(1995)通过扩展Berman、Bound与Griliches(1994)的回归方法,并在Feenstra与Hanson(2003)中进行了完善。假设生产商品m需要三种生产要素:非熟练劳动力Lm、熟练劳动力Hm和资本Km。生产函数形式为:Ym=Fm(Lm,Hm,Km,Zm),这里Zm代表影响产量的外生的结构性变量,如国际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因素等。在短期中资本存量是给定的,企业的决策是对劳动力组合的选择使成本最小化。成本函数的一般形式为:Cm(w,q,Km,Ym,Zm),其中w,q分别代表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工资。对该成本函数形式作对数型的泰勒二次展开可得[23]

其中,wi表示选择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i=1,2,…,n,xk表示各种投入品或产出的数量,k=1,2,…,K。两边对lnwi求导可得:

ΔsHm表示熟练劳动力工资比重的变化,这个比重反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同时该比重也反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的变化。Zm表示外生结构性变量,如国际垂直专业化、技术更新、研发变量等。此时,回归方程式可以写为:

其中,VSS表示国际垂直专业化,TEC表示技术进步变量。

为了适合我国相关数据的特点,我们对熟练劳动力需求估计法进行了拓展。具体来讲,首先,经过初步测算,我们发现我国各行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占整个行业工资的比重非常低,因此以该比重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的意义不大。所以,我们以我国各行业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与非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来衡量工资收入差距,并以此作为回归的因变量。另外,测算结果也显示资本产出比的计算值大多介于0到1之间,我们并没有对该变量取对数。因此,根据式(4),我们的回归方程可表示为:

其次,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会有差异,而这些外生结构性变量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可能有差异,因此,我们在模型(5)的基础上引入一个与要素密集度有关的代表行业特征的虚拟变量Di,此时我们的回归方程变为:

当Di取1时表示i行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当Di取0时则表示i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具体的判定方法可采用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分析,即通过计算各行业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与工业行业的平均值进行比较。高于平均值的行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低于平均值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三、数据说明、计算与分析

1.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根据前文的计量模型,考虑到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了中国工业行业1992、1997、2002以及2005年4年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等因素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所确定的工业行业是依据国际行业分类标准(ISIC),同时对照我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划分,包括了23个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我们以Hummels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程度(VSS)指标来计算各行业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VSS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μ=[1 1 … 1],AM进口中间投入品依存系数矩阵,AD是国内消耗系数矩阵,XV是各行业出口向量,(I-AD-1是里昂惕夫逆矩阵。我们首先依据我国1992、1997、2002以及最新的2005年投入产出表,算出各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24]然后,结合各行业进口向量,计算出AM与AD,再结合行业出口向量计算出各行行业各年的VSS指标。其中,各工业行业进出口数据是按照盛斌(2002)所整理的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3)与各行业的对应关系重新整理计算得到的,商品进出口贸易的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对于工资收入差距数据,我们是以各行业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与非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来衡量的。由于我国统计数据的限制,不能获得按受教育程度衡量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所以用各行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代替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剩下的从事非科技活动的工人的平均工资代替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由于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工资占行业工资的比重非常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人数占行业从业人数的比重也非常低,我们在计算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时没有按照两种类型的工人在行业从业人数中所占有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而是直接以从业人数对工资总额进行简单平均。各行业从事科技活动的工人的从业人数和工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行业的从业人数和平均工资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其他数据来源:行业规模(Y)由工业增加值来表示,并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调整;资本产出比(K/Y)是由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K)与工业增加值(Y)的比值求得的,相关数据来源于相应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技术变量TEC用各行业的R&D投入占工业增加值(Y)的比重来表示,该变量衡量了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反映了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各工业行业R&D投入数据来源于相应各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垂直专业化程度、工资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分析

如图3.1的VSS指标计算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各工业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在样本期间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具体来看,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的平均垂直专业化程度最高,达到了25.29%。其他VSS指标平均值较高的行业依次还有: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平均VSS指标分别为22.82%、20.12%、18.32%及15.96%。此外,如图3.1所示,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的平均垂直专业化程度也较高,分别到达了16.70%和15.00%。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工业行业产品内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主要发生在化学、机械制造等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

图3.1 我国工业行业VSS指标变化趋势

注:工业行业共23个行业,按照公式(7)分别计算1992、1997、2002以及2005年的各行业VSS指标。

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的计算结果和变化趋势如图3.2所示。从各行业变化趋势来看,除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服装皮革羽绒制品业以及金属制品业等行业外,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在1992—2002年间呈明显上升趋势。然而,在2002—2005年间除金属矿采选业外,基本上所有工业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都出现了下降,而且像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文教用品制造业以及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显然,各工业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在样本期的变动趋势与VSS指标变动趋势相比更为复杂,工资收入差距的变动是否与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计量检验。

图3.2 我国工业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变化趋势

注:工资收入差距是以各行业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与非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来衡量的。

四、实证结果的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的计量模型与第三部分的数据,本部分我们对中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进行回归分析。依据模型中对截距项向量和系数向量的不同限制要求划分,面板数据模型分为三种类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含有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本文选取含有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进行估计。对于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的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形式一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种。前者指被忽略的变量在各个时间段上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固定的,即截距项是固定参数;后者则指被忽略的变量在各个时间段上对被解释的变量的影响是随机的,即截距项是随机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哪一个的估计结果更好,取决于不同的假定,即非观察效应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是否相关,我们可以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Hausman检验假设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值符合一致性。当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无显著差异时,采用随机模型更具效率;若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有显著差异时,则表示随机效应模型并不适用。表3.6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3.6 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3.7给出了国际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与工资收入差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的统计值十分显著,这说明检验结果均拒绝支持随机效应的零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因此,我们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解释实证的结果。首先,从不包含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国际垂直专业化与技术进步变量对工业行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正值,且统计显著。其中,国际垂直专业化的估计系数为4.1154,技术进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2.0933,这说明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和行业的技术进步同时都会扩大工业行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但是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相对于技术进步更为显著,其估计系数几乎是技术进步变量估计系数的两倍。

表3.7 国际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与工资收入差距(被解释变量为Ln(Wh/Wlit

说明:统计软件为stata9.0。*、**、***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其次,当我们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虚拟变量时,我们发现无论是国际垂直专业化还是行业技术进步变量在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要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更强。如表3.7所示,在引入反映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虚拟变量Di时,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我国工业行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3.3198+1.9251Di,即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5.2449,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3.3198;而技术进步变量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的估计值为1.6005+1.1137Di,即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2.7142,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1.6005。对此的解释是,正如Feenstra and Hanson(1995)、卢锋(2004)以及CCER课题组(2005)等的分析所示,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往往具有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这类行业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不同生产环节实现规模经济的效果更加突出。产品内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增长主要来自化学、机械等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而资本密集型行业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生产环节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度可能比劳动密集型行业承接的相关生产环节的更高,这必将更倾向于提高资本密集型行业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相对工资,进而更为显著的扩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其次,技术进步变量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具有相对更为强烈的显著正向影响是因为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资本密集型行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偏多,因此R&D密集度的增加会更倾向于提高资本密集型行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相对更为显著的扩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

五、简要结论与启示

本部分从行业层面对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技术进步等因素同时都将扩大中国工业行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但是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更为显著;而当我们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差异时,无论是国际垂直专业化还是行业技术进步变量在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要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更为显著。总之,随着中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倾向于进一步的扩大。

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不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但也对中国产业升级和技能升级产生积极影响。首先,长期以来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成本优势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企业失去了加大科研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技术含量的动力。而劳动者收入太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扭曲和畸形化,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分配。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将不断地增加我们对高技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提高其相对工资,将意味着中国的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弱化,这使得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可能,生产可以从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向高技能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结构转变。其次,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的能力。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为了减小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要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或技能水平,增加高技能熟练劳动力的供给,这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的增强,进而可以增强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所引致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有利于模仿和自主创新

【注释】

[1]郭连成:《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问题分析》,《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1期,第79页。

[2]2008年和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低于20%。

[3]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是非常有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中东欧国家紧邻欧盟,如果我们按照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规模更多受制于距离制约”的观点考虑,中东欧国家本应与欧盟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种正常的经贸关系被人为抑制了。

[4]Mckinnon,R,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p98.

[5]Show,E.,Fina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e Press.

[6]金融中介机构指对资金供给者吸收资金,再将资金对资金需求者融通的媒介机构。为达成中介的功能,金融中介机构通常发行各种次级证券,如定期存单保险单等,以换取资金,而因为各种金融中介机构所发行次级证券的差异很大,因此,经济学家即以这些差异作为对金融中介机构分类的依据。一般而言,发行货币性次级证券如存折、存单等的金融中介机构称为存款货币机构,而这些由存款货币机构发行的次级证券不但占存款货币机构负债的大部分,一般而言,也是属于货币供给的一部分;至于非存款货币机构所发行的次级证券如保险单等,则占非存款货币机构负债的一大部分,而且这些次级证券也不属于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金融中介机构依是否发行货币间接请求权,可区分为:①存款货币机构(Deposit Monetary Institu-tions):包括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与基层合作金融中介机构、中央信托局等。其中,专业银行包括中小企业银行、工业银行与农业银行等,而基层合作金融中介机构则包括信用合作社、农渔会信用部等。②非存款货币机构(Non-deposit Monetary In-stitutions):包括邮政储金汇业局、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

[7]郭连成:《经济全球化与转型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对转型国家经济的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5页。

[8]金融外部性:经济体系中各部门本来就存在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的关系,任何经济个体的行为都可能对其他个体带来利益或损害。以最常见的商品市场为例,如果有部分消费者对某商品的需求增加,使得市场需求提高,导致该商品均衡价格上升。对生产者而言,利润上升,福利增加。但是对另外需求没有变动的消费者而言,由于价格上升,使他们福利受损。因此导致经济体系中不同部门之间福利或实质所得得以转移,此经市场调整而产生的福利变化,即称为“金融外部性效应”。在跨国公司理论中,新厂商进入也会带来“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它与我们通常讨论的外部性不同,因为它仅仅是由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造成的。如果这种外部性的所有相关者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都同样重要,政府当然不必对这样的新厂商进入进行干预。但是如果新进入的厂商是外国企业,而老的厂商都是本国的民族企业,政府又仅仅对本国人民负责,则任何尽责的政府都会设法阻止这样的新厂商进入;但是如果是一个明智的政府,那么它并不会盲目地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而是希望能够通过FDI的知识和技术外溢,获取正向的“金钱外部性”以实现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9]方雷:《欧盟东扩的正负效应分析》,《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88页。

[10]Accession criteria(Copenhagen criteria),http://europa.eu/scadplus/glos-sary/accession criteria copenhague en.htm.

[11]朱晓中:《转型九问——写在中东欧转型20年之际》,《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6期,第47页。

[12]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A Normal Country:Russia after Com-munism,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Winter 2005,Vol119,No11,p.151-174.

[13]Ivan T.Berend,From Soviet Bloc to The European Union——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1973,Campridge Uni-versity Press,p 168.

[14]Alexandre Vincent.CEECs:convergence tested by the crisis.Conjoncture Vol1,2010,p 25.

[15]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页。

[16]潘德礼:《十年巨变(俄罗斯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9页。

[17]俄白联盟为什么“斗气”.http://news.sina.com.cn/o/2010-06-24/114017702710s.shtml

[18]普京:《俄与欧盟发展平等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引自俄罗斯《消息报》2006年11月23日。

[19]包括:统一经济空间,统一自由、安全和司法空间,统一外部安全空间,统一科教文化空间。

[20]该节内曾发表于《理论学刊》2010年第10期。

[21]实际上,一项产品的生产技术越复杂,就越可能将该产品分解为一个个细微的组成成分或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地生产然后再统一组装成产成品整体。一体化的生产系统推动了商品零部件以及中间品贸易。这种中间品贸易可以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或者也可以通过分包合同、企业间协议的形式完成。

[22]张二震等:《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23]详细推导见Feenstra(2003)第四章。

[24]我们有1992年119部门、1997年124部门、2002年42部门以及2005年42部门四张投入产出表。为了便于比较和计算,我们将1992年119部门、1997年124部门投入产出表依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标准(ISIC),对应于2002、2005年的行业分类标准合并为42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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