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收入差距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居民收入性别差异的研究不多，在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较为一致。

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男女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且差距逐步扩大，但他们都没有认为这一趋势已经恶化到影响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可以说这一差距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例如袁霓（2005）运用明瑟收入方程，对我国城市居民内部男女收入差异进行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收入的影响较大，且我国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比男性高，但我国城市内部的性别收入差异不大。利用奥克萨克收入分解方法表明，男女收入差异主要是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的差异引起的。王美艳（2005）用计量方法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存在着工资的性别差异，女性职工处于相对不利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男女收入差异主要由同类行业内工资差异引起，而由于两者的行业分布不同而带来的工资差异不大。由此，缩小行业内的工资差异，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是缩小工资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迟巍（2008）采用实证计量方法，研究在不同收入水平上性别收入差距的程度以及成因，认为性别歧视而非性别劳动力造成我国城市劳动者的性别收入差距扩大。同时，低收入群体相比于高收入群体，性别收入差距更大。劳动力市场里低技术劳动力供大于求，劳资力量悬殊，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而低技术、低学历的女性劳动者则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临雇主对她们的歧视无能为力，因此，应特别关注低技术、低学历的女性劳动者。孙仁太（2010）对青岛市女性就业进行分析，认为女性就业结构更趋优化，就业比重明显上升，但不同单位男女工资差异较大，单位女性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普遍低于男性，且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宁光杰（2011）对劳动者的工资性别差距进行测度和分解，发现男性劳动者的小时收入比女性劳动者高，工资性别差距较大，由于劳动者特征差异形成的工资差异很小，而且往往是女性由于个人特征占优而有助于缩小差距。差异的更大部分是由收益率差异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别歧视的存在。马超、顾海和李佳佳（2013）运用二期面板数据对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解研究。研究表明从截面的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状况已明显好转；同时，他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不可观测的性别异质性后再进行分解发现，不同性别劳动力工资变化的差异，大体上是由个体特征的变化来解释，而非歧视。李雅楠和廖利兵（2014）利用RIF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性别收入差距及其演变。研究表明：城镇居民低收入分位数上的性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高收入分位数上的性别收入差距有所降低。不同分位数上，特征效应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不断下降；由系数效应带来的性别歧视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比重持续上升，系数效应成为造成低收入分位数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大部分学者将男女性别收入差距问题的原因归结于性别歧视。例如，李实和马欣欣（2006）认为中国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的分割，职业对中国城市的男女工资差异有显著的影响，而职业内性别歧视是职业所导致城市男女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畅红琴等（2009）从农村性别收入的角度，认为工资劳动带来的差异是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来自收入回报的差距占主要部分，而农业和自雇回报作用是减少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农村女性在高报酬劳动机会的获得方面仍然落后于男性，农业劳动影响作用不大。王芳和周兴（2012）利用非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对2011年城市外来劳动力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性别歧视是造成外来劳动力性别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卿石松和郑加梅（2013）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职位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在统一的模型框架内识别和估计了职位内工资歧视和晋升歧视的程度。研究结果发现，女性过多地集中于职位“金字塔”结构的底层，职位隔离是形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性别歧视并不是导致男女性别收入差距的唯一原因，受教育程度、行业类别和技术职称等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原因。例如，杜蕾（2004）在社会学中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以及职业性别隔离理论框架下，对男女收入差距进行实证性研究，表明男女收入水平上的不平等具有普遍性，在不同行业内、不同所有制类型内、不同职业水平内都存在男女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而受教育程度、技术职称、个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职业水平和行业类别等是导致男女收入水平产生差距的原因。邓峰和丁小浩（2012）利用2010年全国代表性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来综合考虑个体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水平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劳动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而大量在第一产业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许涛和张根福（2014）通过对1988—2002年间的居民收入调查分析发现，男女性别收入差距不仅在逐步扩大且存在着部门和职业分割，男女性别收入差距是市场、性别歧视与结构性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