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古代城市

后现代主义与古代城市

［英］理查德·阿尔斯通

后现代城市地理学及其对古代历史分析的实用性需要批判地考察。后现代主义范围广阔，包括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改变了城市地理学的写作方式。任何试图将后现代主义归纳为一种统一理论的努力都难免会失败，但是这类解释性策略通常强调个人对城市的解读和“体验”。这些方法让历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城市的碎化和多样化的经验，然而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是将城市看作一个“系统”。个体化方法的辩护者强调在权力关系、交互作用和体验中的诸种变化。它们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注意由个体构成的城市经验以及该经验的碎化和多样化。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能否写出一部有关“统一的城市经验”的单一文本，还是需要形成观察城市的多样化视角？我们可以说明，古代和现代的地理描述是置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背景中的。然而，批评者提出，后现代主义对感受的强调，避免了要对权力的隐含意义和结构进行揭示和分析的任务，而且它是人格化而非政治化的。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学方法论受到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同时，历史学也同样提出挑战，它提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看法。

一、古代城市的研究方法

古罗马乡村并非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发现，人们很久以来便已经知道它的存在；而且乡村庄园的发掘以及对乡村文化的考察为时已久，且成果卓著。然而，对古代城市的关注却处于主导地位，以至于可以用城市文化某种特定形式的兴衰来确定古典时代的要素。例如，摩西·芬利（Moses Finley）重拾韦伯关于消费城市的理论，把城市当作赋予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结构；另一派观点则与此迥异，里伯舒埃兹（Wolf Liebeschuetz）的《罗马城市衰亡史》回应吉本，再现了古代史宏大的叙事传统，将城市置于中心地位。^[1]里伯舒埃兹认为，城市（根本上）依赖于其政治和行政功能。大概由于城市的中心地位，古代历史学家尚未像在近代史和可能更具争议的社会学中那样发展出一个专门的城市研究领域。因此，在古代城市研究中缺少方法论的一致性，甚至没有得以展开方法论辩论的核心论题。而是存在三个研究主题——社会学的、法律行政系统和艺术史的，它们分别倚重各自的史学传统。这些传统均源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学，诸如温克尔曼用以把握古典精神的“时代精神”（Zeitgeist）、19世纪的立宪主义或者韦伯的社会学。

运用前人的解释方法，重拾传统论题，并不一定是错误的。新的方法和论题未必更好或更有意义。不过，那些传统论题和方法本身是前人对当时社会文化问题的理解的反应。每一世代皆以其自身形象撰写过去，这当然是一条公理。但是，以一个过去世代的形象来书写历史，这为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平添了有意义的注解。而且，关于城市的探讨完全是比较的方法。作为社会学模型的古代城市是通过与其他时代城市的比较而获得其大部分意义的。现代城市关心如何管理那些难以控制的无产者，从中反映出古代城市的管理问题。现代城市的死气沉沉促使人们关注古典城邦的优秀文化和繁盛。古代史专家们争论的问题至少一部分是关于古代城市一定程度的近代性。具有争议的是，这种历史比较大多在一种次分析的层面上进行，当代的影响被视为分析的弱点，最好加以避免。未能清晰地考察当代城市主义，必然使历史学家忽略近几十年间流行的对城市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批评，并且使假设无法受到质疑。最严重的可能是许多历史学家有意忽视后现代主义运动，这大概出于后现代思想中的一些反历史主义和反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后现代主义似乎并不会消退，而且，如果不阐明观察世界的不同方法，古代历史学家就没有承担起使历史知识具有现实价值的责任，没有承担起对某些使历史研究边缘化的文化势力进行批判的责任，也没有承担起创造观察世界及其历史的新方法的责任。

二、系统地理学与城市研究^[2]

近代地理学著作在诞生时，根本上是一种描述性艺术。它收集各种地理现象、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相作用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间或尝试通过综合所考察的现象得出实证规律。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理学）。其最具代表性的著名理论有：冯·图能（von Thunen）关于城市中心——周围土地利用的研究（集中于对尼德兰的考察），克里斯塔勒尔（Chri-staller）的中心区域理论（以德国南部平原的城市分布及规模为基础），以及芝加哥学派对现代城市内部差异化发展的研究（以芝加哥这座明显萧条的城市为基础）。^[3]这些方法影响了古代城市研究，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方面的研究。在1945年之后，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对社会工程学和社会规划的日益强调，系统地理学愈发流行。这种分析方法是机械的达尔文主义：城市的运转是机械式的，而其进化却是自然的。各种人口指数和人口分布的数学模型有时来自学科之外，出自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之手。这反映出的观念是，环境受经济和地理“法则”的支配，人类的力量最终受到这些“法则”的严格限制。这些模型与作为年鉴学派理论基础的地理决定论相吻合，此学派在古代史专家中继续受到欢迎。

简而言之，城市的发展是由数学模型决定的。这种研究方法倾向于促进极端的简化论。吉迪恩·斯约伯格（Gideon Sjoberg）颇具影响的著作《前工业化城市》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例证，书中为前工业化城市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简易的模型，它大致符合一些前工业化城市所表现出的普遍特征，比如商业分布的区域化。^[4]但是，这项研究计划假定处于极为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前工业化城市之间存在城市形态学的高度相似性。因此，在建设和改造城市环境、进行城市规划或者在狭窄政治领域中所开展的单一行动对城市的发展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个别城市或者符合这个模型，或者是很少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例外。

一旦将这些模型运用于个别案例，问题便产生了。这些问题不仅仅反映了创造出某些模型的数学范畴不切实际。模型倾向于采用社会和历史的假定，将它们当作自然的。这反映在有关不同阶级分布的区域化、民族/人种分布的区域化或更为复杂的经济功能分布区域化的假定中。例如芝加哥学派通过研究房租和交通费用来解释现代美国城市的发展差异。这些模型就将非裔美国人居住区的形成解释为一种自然现象。然而，尽管社会分布的区域化在工业化城市中极度普遍，但它常常是因为某种制度安排而产生的，并非“自然的”或“必然的”。卡斯特尔（Castells）从两个方面对这些探讨的思想基础进行批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特定的城市问题；是否可以将城市视为社会结构、具有完全依赖其城市地位的生态关系。^[5]

把人类群体日益复杂化为根本的社会变化仅仅建立在人口增长的基础上。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该理论的荒谬之处。事实上，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某种现象能够完全以“规模”等物理方式来理解。^[6]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探讨掩盖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作用。

单纯对于［社会群体空间区分］进程的描述，并未使我们了解……在变迁中发挥作用的技术—社会的复合体。因而，在社会形式的不同维度——特别是空间和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同时产生的。人们可以提出关于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却不能从某种社会形式导致了另一种形式这样的前提出发讨论问题。有关城市文化的论题源自一种经验主义观点，据此，社会生产的环境被视为其源头……城市是创造的中心，也是技术—自然力量所造成的压迫中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功效在于，它描述了人们所体验到的日常问题，同时以自然进化论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从而掩盖了阶级之间的区分。它具有一种实际的力量，并且给出了关于一个整体社会的可靠印象，这个社会的团结是由于人们面对共同的问题。^[7]

卡斯特尔认为，芝加哥学派看到了城市的面貌，并且创造了解释那种社会结构的城市形态学规律，而不曾将视野从城市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诸如阶级关系），这种社会背景可能解释，或者至少影响着城市形态学：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城市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形式。尽管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分析可能更为具体，但他也同样表示，用以调节房租和不动产交易市场的措施导致了美国城市的差异化发展。“隔离区”（ghetto）的发展与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无关。^[8]

哈维和卡斯特尔是明确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进行论述的。这种考察城市的方法在工业化城市时代更加可行，因为模型的建立和估量部分地依据工业化城市。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西方经历了一系列危机，非工业化运动改变了城市地形，新的城市地形的复杂性似乎也难以再用系统地理学的铁律来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持有左派观点的亨利·勒费布尔（Henri Lefebvre）就提倡城市革命源于在城市中生活的某些特定联合体，而非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城市是存在压迫的地方，但是，对城市生活特别生动的经验、不同的视角以及人类偶然的联合所创造的新的社会情形，使得城市在根本上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造成革命。勒费布尔看到，人性的活力正如通过性、艺术、宗教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并且表明城市的不稳定性、危险而不羁，无法控制。^[9]1968年的革命运动之后，可能又受到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推动，左派思想家们开始注意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的发展，一些人将它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其他人则称之为“城市资本主义”（二者皆可与工业化时代相对立），但是最为人熟知的名称就是“后现代主义”。

三、后现代主义的场所

历史学家在对待后现代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将它误解为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方法论的挑战。这是根本上的误解。即使后现代主义是围绕一些共同主题的一系列讨论，也不能把它简化为一种单纯的理论立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中心是认识论兴趣的增长，尤其在表述及其作用方面，以至于后现代主义有时被视为语言或文化的转向。一个主要的比喻是解读与交流，而交流的关键则在于读者的回应。

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中才能思考自身，这与启蒙运动关于个人具有自主思维的观点正相反：人的存在并非由于他思考，而是因为他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此种存在主义具有实体性，但也是相对的：在修建一座桥时，有许多可能的地点来安置它，可是其场所一旦确定，便不是单独的一座桥了，在它周围还存在被转化了的空间，即从河岸变为位于桥头的场所。^[10]这样桥便存在了，但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以及与其他时空的关系之中；而且，只有在与那些时空的关系中，这座桥才能被人认识。场所是关系性的和实体性的，如同存在一般，而且，场所和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理解。海德格尔发现，“似乎是人类创造并掌握着语言，而实际上是语言掌握着人类”。^[11]

海德格尔对空间的本体论解读，结合了巴什拉（Bachelard）过度的诗性有关。在巴什拉看来，场所挤满了各种关联。^[12]通过这些关联，空间被赋予意义而成为场所。尽管我们很少人像巴什拉那样为了他衣橱的存在而兴奋不已，但是，布迪厄（Bourdieu）在喀比勒（Khabyle）的房子中所发现的正是这种被载入空间的文化模式。^[13]作为反例，场所的缺失具有极端效果。在“纯”空间的开放环境中，人们通常无法进行活动，或者会丧失存在的感觉。因此，沙漠和荒原会造成一种超凡的体验，信仰宗教的人在其中发现上帝，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寻觅到“一种出神的文化批评，一种狂喜的虚无状态”。^[14]场所的缺失向本体论的地位提出质疑，它或者导致虚无，或者让人在超凡的广阔空间中重获存在之感。

后现代主义领域接近于解读或理解场所的过程。我们借以理解场所的联系，只能产生于我们的文化和“文本”所能提供的解释之中。西蒙·夏马（Simon Scha-ma）的《地貌与记忆》已然揭示，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是如何建构自然界的；森林和山脉如何在特定的文化中被赋予特定的关联，以至于新发现的荒野也具有某种文化词汇使之能够为人理解。^[15]由于我们存在于这个由意义和文本构成的世界中，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卓越的客观性以形成一种对空间的“真实”理解。按照后现代主义常用的比喻，每个人都是“被定位”了的。解读罗马的维托利奥·伊曼纽尔纪念碑，比西蒙·夏马所用的森林的例子更加简单。^[16]作为一座象征意大利统一的纪念碑，在最近一个世纪关于意大利国家性质的各种政治争论中，它不断遭到嘲弄和反复的诬蔑。如此看来，可能以不同的关联和不同的方法来解读一座纪念碑，这样，便不存在解释那座纪念碑的唯一“真实”的方法。建造这座纪念碑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的意图也许可以被人们重构，但是，却没有特殊的理由让那种意图凌驾于对纪念碑的其他解释之上。^[17]

这最终降低了地理学家在发掘场所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中的传统作用。如果意义产生于对空间的多样性解读，那么隐藏的意义就非常少。研究者最多是在编写年代纪来传达意义，尽管有些人担心这本身歪曲了对场所的理解。意义可能成为表面的。坐在街头咖啡店里观看世事流转所获得的对场所的理解，与积年累月地研究档案可能是一样的。这也许被视为极端的现象学，但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会提出，不存在真理；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有许多真理，但是真理的数目是无限的。

四、借鉴洛杉矶：后现代主义与古代城市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是首批关注后现代的批评家之一，他也担心后现代的表面性。^[18]他在洛杉矶建筑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中看到对符号无限止的运用：

我们陷于对符号的纯粹而无限止的运用，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它再也不能创造出现代主义的不朽作品，而是无休止地对先前的文本片段进行重组。^[19]

在詹明信看来，后现代主义是一场根本性的改变，其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差别消失了”，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经济基础以一种新的活力创造了上层建筑”。^[20]运用韦伯关于现代主义产生的分析，詹明信提出，后现代主义要求“生产后现代人类，他们能够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经济世界中生存”。^[21]詹明信这位文化批评家在研究现代主义时成功运用的分析策略，似乎不再可行。他认为，艺术即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也被去除了政治内容；而且，他愈是不满于艺术的缺少政治化，艺术也就似乎愈发不能政治化。詹明信的观点是具有典型性的，对他来讲，后现代主义在逃避传统分析，以至于他相信，他是在分析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崭新的活力、崭新的经济关系，并且需要崭新的理论来解释其运作方式。有人可能会对詹明信的悲观主义提出异议，但是似乎不可否认的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后的几十年来，城市和社会已经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发展了。政治左派的分裂明显反映了这种变化。阶级分析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不足以解释某些城市社会的特征，诸如种族政治的复活，不满而表面富足的个人对现代的完全否定，“同性恋社区”的出现，去工业化，以及新的技术、服务文化和工作模式的兴起。知识分子的分裂已经导致如下结果：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理论和新历史主义，它们只是后现代主义旗帜所包含的多样而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中的少数标签。但是，强调后现代主义的新颖（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它产生于现代主义）引起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后现代主义是如此不同，是对当代的差异的反映，那么，它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呢？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洞察力是否仅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将我们对当代的关注转向某个过去的时代？我们是否在以我们自己混淆的形象来书写过去呢？如果理论和社会结构如此紧密相关，那么，我们的观念框架是否最好应该限制在这个被研究的世界所能提供的范围内？

这种观点为人熟知，但是从根本上是不值得称道的。它依赖于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假设，即真理受到历史的限制：人们只能借助古人的方法才能理解过去。后现代主义者自己常被指责为相对主义，因为他们主张过去是以许多种意义被构建的。后现代主义无论如何不能否认20世纪40年代欧洲集中营中数百万人死难的历史事实，但是它的确将大屠杀事件看成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叙述中“建构”出来的，并且提出，那些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可以证明，这是对那些恐怖事件的适当的道德反应，提出质疑、寻求新的理解方法，并且持续地探索当代与过去的关系，避免为那个过去指定一种单一的封闭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提供了考察过去的方法。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认为古代城市在任何意义上是后现代的。但是，绝对没有理由相信，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工具，我们无法更好地理解古代城市。

举例来说，近几十年来，一种非常有趣的城市现象是某些欧洲和美国城市中“同性恋社区”的出现。这种发展难以解释。有人可能会运用现代主义的经济解释主张：这是一种类似于在许多城市中性交易区域化的发展。卖淫活动被设置在固定的区域内，使得购买者能够容易找到其“商品”。服务的提供者为寻求价格和劳动条件方面的保护而组织起来，但主要是因为购买的集中化。人们为堕落的集中化提供一种经济上符合道德的范畴。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区域化可能解释城市中特定区域各种零售类型的集中化。但是，“同性恋社区”并非出售某种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卡斯特尔为旧金山市中同性恋社区所撰写的历史，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22]旧金山是一座港口城市，自从19世纪以来便有大量流动人口。这种流动人口，加之缺乏有力的城市管理，便产生了一种自由的性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位异性恋酒吧业主看到了提倡易装癖行为的商机，因而赞助这种活动，进而吸引了一个经常光顾的（同性恋）群体。这一做法具有特别的政治性，而且可能会产生并吸引非常政治化的顾客。不可避免的是，该俱乐部引起了地方执法者的注意。1951年，州最高法院裁定，不能仅因其顾客私人的（不合法的）性习惯而将它关闭，从此该俱乐部取得了合法性。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使旧金山的同性恋文化闻名全美国。20世纪50年代人们还见证了旧金山市一种反文化运动的发展。“垮掉的一代”反对郊区风俗，他们在非常保守的国家环境中所持的激进政治观点再次显示出旧金山对差异性的包容。反文化运动似乎鼓励那些由于他们的性倾向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人移居旧金山。但是，1969年在纽约发生了关键性的事件。镇压同性恋俱乐部的极端暴力场面促使同性恋者寻求更安全的环境。旧金山是显而易见的选择。纽约的事件使同性恋领导者政治化，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区域和政治色彩的社区。组织社区的领导者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经历了最初的一些失败之后，社区开始在城市中心建起一块区域。“同性恋经商”运动鼓励了“同性恋商业”的发展。而且，比较富有且政治上活跃的人士（即那些具有足够的活力来决定重新安置的人们）的加入使资本汇集到需要改造的区域。这一区域便随之复兴。住房得以改善，街道得到维修。传统左派的内部分裂更为该社区提供了进一步帮助。民主党本来依靠工会，但是非工业化运动将劳动力推向城市之外。由于缺乏天然的支持群体，新的民主党需要新的同盟者，包括较为兴盛的同性恋社区在内的一个自由的联盟立即具有了吸引力。为了选举的目的，该社区还争取转变成地方选区体系，这给予那些能够在当地集中力量的群体以更大的影响力。同性恋地区要求同性恋的政治领导。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的崛起及其随后的被刺，使旧金山声名狼藉，但同时在全美宣扬了同性恋社区的力量、重要性和政治活力。节日、狂欢节以及共同的周年纪念形成了传统，赋予该社区以稳定性和符号，并且吸引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到此观光。旧金山的同性恋市区重建模式为一个脆弱的社群提供了保护以及将其政治化。它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城市隔离区兴起的故事，但是它与城市中其他人口分割的区域化有着根本区别。最初的隔离区是合法（并用暴力）强制建立起来的对犹太人的隔离。“黑人区”的出现是种族偏见、暴力和房租差异的结果。社会服务供给、经济投资的差异，以及在邻近地区中剩余收入的下降，使得这些区域看似由城市经济运转造成。“同性恋社区”与此不同，因为它是那些遭到孤立的人们所建立的，而且是他们有意识地建立的城市社区。另外，这个社区不是城市经济的自然产物，它的成功仅是由于历史事件与个人行为的某种独特的联合。

现代西方城市特别是美国城市充满了矛盾。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特别是城市中心经历着表面上持续的重建；在那些全球化日益发挥明显作用的城市中，地区差异和身份认同政治的复苏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具有活力，可能在一个宗教活动兴起的时代尤其如此。然而，这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崭新的理解。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收集了零散的作品和混乱的思想，不是对巴黎的条理分明的描述；该书几乎无法阅读，其形式似乎反映了巴黎不可言喻的特征。他记载了这座城市中无限的等级和界线，这座城市就是各种界线的繁衍，这些界线存在于公共与半公共以及半私人之间、各区之间、各商店和游乐中心之间、各游乐中心和街道之间，以及无人服务区（铁路线）和人口活动区（街道）之间。^[23]

强调象征性的东西、强调用以标识界线的符号是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这些“文本”被城市阅读者所理解。阅读者通过这些“文本”来为自己定位。有人可能会认为符号是表面的，并不能反映对一座城市各个场所的“真实”理解。但是，人们根据他们所阅读的符号来作出决定，他们如果能够选择，可以不去那些使他们不适的地方购物，不愿迁入一个他们感到遭受排斥的街区，也不愿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场所进行投资或从事工作。感觉是重要的，并具有真实作用。而且，社区正是围绕符号构建起来的，无论是内部形成还是外力使然。

城市的复杂性意味着社会等级和群体的众多。它也是产生不同的个人观念以及社会和知识的立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尤利西斯是在都柏林社会之海中航行的人，可能是通过重述一个关于回归的神话，来寻求某种神奇的返乡情怀。后现代主义的旅行者在城市中可能会找到许多个家，却没有一个是安详的地方。城市中总有一种动荡感，因为它处于变化之中，这使得一个安定的社会具有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无论它是乡村、近邻城市还是郊区。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个关于回归、关于心满意足地回家的神话，仍然是一个神话，而且可能是不受欢迎的。正是处于这种混合和多样性的经验，勒费布尔希望出现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它使城市成为一个具有许多张力、观点和惊奇的社会，因而难以控制和理解。

后现代主义向古代历史学家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1）后现代主义向撰写城市史的传统方法提出挑战，并且动摇了人们已然认为是“自然”的东西，例如种族/贸易群体的分离。后现代主义对城市生态决定论持批判态度。（2）后现代主义强调偶然性和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它重新关注人类作为决定历史行为的作用，因而关注社会形式的多变性。（3）后现代主义强调符号，以及对符号的多样性解读。我们不但不能认为对纪念物和空间的解读在一个社群中是给定的，我们还必须将符号当作社群产生、形成的根本因素。这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社群的短暂性和不完整性。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批评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它为批评性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传统理解的许多确定性被瓦解，它也造成了困难，并且，它对研究方法复杂性和思辨性的要求，也使我们的资料运用在许多领域中达到其极限。

五、将当代历史化

这种书写城市的新方法代表了一种根本的变化并且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但是在我看来两种立场之间达成平衡虽然困难，却是可能的。不仅历史学家可以学习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方法，长时段的历史观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的分析。

大卫·哈维是后现代主义分析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评。^[24]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分析所造成的结果是无关联的：后现代主义地理学描述了一大堆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和解读，使我们看不到发达的全球资本的猖獗力量。由于分析限制在个别事件、个别城市或者城市中的个别社区中，我们忽视了更广阔的图景。用哈维的话来讲，这个更广阔的图景就是全球。比较明显的是，城市的自然环境通过商业和政府的干预而被重塑。哈维观察到，参与这些变化的经济和政治进程是隐藏的。他将此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生产产品的劳动力总是看不见的，而且其价值（解释）基于其他市场因素。很可能，这并不是比在那种迅速湮没其过去的被塑造的环境中更可行的情况。哈维在“弹性资本主义”中看到了一个更显著的全球化且是更复杂的金融和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倾向于隐藏生产中的权力运作，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通过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分配生产的，因而难以进行分析。对一个像伦敦这样复杂的现代城市所进行的这种分析，会忽略孟加拉的纺织工人、印度印刷工或者阿富汗的罂粟种植者。可以论证，对经济体系的分析已然并将持续受到地理上的过度限制。哈维主张，正是这种经济体系决定了城市环境。似乎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力量施加了影响，但是有可能，哈维没有讨论主要问题。在他的分析层面与人们生活并作出决定所处的层面之间存在断裂。全球化资本主义巨大的力量并非任意地释放，而是借助人的作用，这些个人是在他们的空间和文化之中作出决定的。因此，塑造新环境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地方性的。

我们回到旧金山的例子。历史学家还需研究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为什么同性恋恐惧症的行为如此激烈，以至于同性恋者决定组成一个社区？是否可以“想象”1920年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社区”？如果这不可想象，那么到1975年又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到20世纪末，旧金山并不是唯一出现“同性恋社区”的城市。显然，在旧金山之外的地区也出现了“同性恋社区”，它们是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反应，但却造成了相似的结果。人们可以为其他城市中这类区域的发展撰写相似的历史，可能会同样有趣。然而值得考虑的是，我们需要一种解释，将细节和偶然事件准确地结合起来，并将这些发展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经济和历史的背景之中。

在许多现代西方城市和文化中，存在一个根本矛盾。随着城市之间在其所包含的制度方面日益相似，随着当代文化的力量日益扩展（所有人在观看相同的电影，阅读相同的书籍，喝相同的饮料，吃相同的食品），出现了分化的倾向。人们可以将它解释为一种抛弃现代性而维护传统身份认同的努力。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以全球化形式出现的种族暴力，可以被视为对当代霸权文化的个体反抗。而且，种族暴力的兴起的确似乎与那些强烈抵抗西方价值观的国家有某种关系。政治上的许多右派希望，随着一个有力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它将压制这些矛盾，这些问题就会消失：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终将扫除这些反对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可能会主张，社会的碎化实际上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特征。随着资本循环的加速、资本流入导致的巨大变化（看看上海的变化）以及所创造的巨额利润，竞争已然变得激烈；而且，不仅在地区商家之间，甚至在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层面上，竞争已经筋疲力尽。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弹性，意味着社区和个人需要保护一切利益，因而需要努力将自己与邻人分化开来，无论是保护政治的、制度的、环境的或是经济方面的利益。这种分化是冲突的根源。在这种竞争中，便有机会产生文化小环境。有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个人对财富的控制，让他们更具流动性，并且能够运用他们的财富创造或者加入特定的环境。工业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弹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瓦解了旧式的社会同一性，并且为个人的进一步分化提供了机会。其次，资本主义体系使竞争从小区域水平扩大到国家的乃至更高的水平，因而社区的分化也随之加剧。然而，社区是通过包容和排斥的过程组建起来的，而且被排斥者（或者那些感到自己被排斥的人们）必然会有所反应。在全球和地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城市以及对城市造成的破坏。

正是历史的观点将社会运动置于一个长时段的背景中，并促使我们将目光从特殊的运动现象转向普遍的运动现象。我们可以详细地观察一场运动，以及人们创造他们环境的各种方法，但是人们的行动并非不受限制，而是受到政治体系、经济体系以及思想的限制。为了理解这些限制，我们需要一种更具远见的分析。

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李尚君　黄　洋　译校

理查德·阿尔斯通（Richard Alston）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主要研究罗马帝国主义、古代城市。

【注释】

[1]M.I.Finley，“The Ancient City from Fo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CSSH，vol.19，pp.305—327，1977，reprinted in 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B.D.Shaw and R.P.Saller（eds.），Harmondsworth，1981.W.Liebeschuetz，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City，Oxford，2001.

[2]Much of what follows is described with greater detail in R.Peet，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Oxford，Malden，MA，1998.

[3]J.H.von Thunen，Von Thunen’s Isolated State，Oxford，1966；W.Christaller，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C.W.Bask（trans.），Englewood Cliffs，N.J.，1966；E.W.Burgess，R.D.McKenzie，R.E.Park，The C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5.

[4]G.Sjoberg，The Pre-industrial City：Past and Present，New York，1960.

[5]M.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A.Sheridan（trans.），1977，pp.73—112，reprinted in M.Castells，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I.Susser（ed.），Malden，Mass.，Oxford，2002，pp.34—70.

[6]M.Castells，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p.42，pp.42，44.

[7]M.Castells，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p.42，pp.42，44.

[8]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London，1973.

[9]H.Lefebvre，La révolutionurbain，Paris，1970；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Nichol-son-Smith（trans.），Oxford，Cambridge，1991，esp.pp.385—400.

[10]M.Heidegger，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D.F.Krell（ed.），London，1993，pp.354—357，p.348.

[11]M.Heidegger，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D.F.Krell（ed.），London，1993，pp.354—357，p.348.

[12]G.Bachelard，The Poeticsof Space，M.Jolas（trans.），Boston，Mass.，1994.

[13]P.Bourdieu，Outline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1977.

[14]J.Baudrillard，America，C.Turner（trans.），London，New York，1988，p.5.

[15]S.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London，1995.

[16]D.Atkinson，and D.Cosgrove，“Urban Rhetoric and Embodied Identities：City，Nation，and Empire in the Vittorio Emanuele Ⅱ Monument in Rome，1870—1945”，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88，1998，pp.28—49.

[17]See also D.Harvey，“Monument and Myth”，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69，1979，pp.362—381.

[18]F.Jameson，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of Late Capitalism，London，New York，1991，p.96，p.xxi.

[19]F.Jameson，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of Late Capitalism，London，New York，1991，p.96，p.xxi.

[20]F.Jameson，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of Late Capitalism，London，New York，1991，p.96，p.xxi.

[21]F.Jameson，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p.xv.

[22]M.Castells，“Cultural Identity，Sexual Liberation and Urban Structure：the Gay Community in San Francisco”，in Castells，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Berkeley，pp.346—362，reprinted in I.Susser（ed.），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pp.180—252.

[23]W.Benjamin，The Arcades Project，H.Eiland and K.McLaughlin（trans.），Cambridge，Mass.，London，1999，p.88.

[24]D.Harvey，and A.J.Scott，“The Practice of Human Geography：Theory and Empirical Specifici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ordism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in B.MacMillan（ed.），Remodelling Geography，Oxford，1989，reprinted in T.Barnes and D.Gregory（eds.），Reading Human Geography：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Inquiry，London，1997，pp.92—98；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sm：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Oxford，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