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政策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学家从讨论或者辩论的角度探讨政策分析的学科性质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有密切关系。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场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欧美，并于七八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是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相对的概念，它的兴起与现代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益受到批判有关。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①对科学和技术的压倒一切的信仰和信任；②推崇技术的正面效果；③认为发展是必然的，是现代思维希望的结果。现代主义推崇的理性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现代主义过分推崇理性的作用，而对价值因素与人类的关怀表现出冷漠态度。这个缺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备受批评，后现代主义由此产生。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与现代化存在问题的回应与反思，是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批评与忧虑，同时也是对人类未来走向的一种探索。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

（1）反对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主义不仅扼制人类的情感和价值，导致社会的精神裂变，而且导致技术的滥用和对自然无休止的索取。

（2）反基础主义。基础主义是指一切人类知识都必须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后现代主义认为并非所有知识都有可靠的基础，世界上也不存在着绝对真理，“它取消和消除了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上帝、自我、目的、意义、真实世界以及作为与客观相符合的真理”^[24]，因此后现代主义倡导事物变化的多样性、差异性、零散性、特殊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3）反进步主义。现代主义认为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社会将呈线形发展，人类会获得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但是后现代主义认为科技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与资源的过度掠夺并不会使人类过上美好生活，因此反对进步主义，而倡导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4）强调批判性。出于对现代主义的不满，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法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后现代主义有解构后现代主义（De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和建构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两大流派，所谓“解构”就是批判，就是摧毁；而所谓建构，则是以批判、反思为前提的超越，因此无论是解构后现代主义与建构后现代主义都信奉批判性、反思性的思维方式。

（5）重视情感与价值。现代主义过于推崇物质、推崇科技，从而使人类成为只懂得通过发展技术来满足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经济动物，这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与价值的失落。后现代主义高扬情感与价值的作用，认为人的本性之一就在于超越物质生活而达到精神进步。人要不断追求生活的意义，在意义的世界中遨游，离开了这种意义、价值的追求，人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彩。

（6）提倡对话和交流。后现代主义倡导事物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而每个人的观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可避免地受观察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兴趣等的影响，没有哪个人的视角能够充分说明任何一个社会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进行积极对话与交流，以此达到对事物多元性与差异性的更充分认识。

理性政策分析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现代主义强调技术与理性的作用，排斥价值与情感因素，理性政策分析同样强调理性和技术对于政策分析的重要意义，同样也将价值与情感排斥在政策分析之外。正是由于这点缺陷，理性政策分析饱受批评。邓恩、马琼、怀特等政策学家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理性政策分析进行批判。后现代主义提倡对话与交流的观点被引入到政策分析中来，由此提出了作为讨论的政策分析的观点。马琼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政策分析的目的不能够只限于简单地选择政策目标最大化的政策方案，而是在于通过公共讨论的相互学习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政策分析是发现可以解决的问题并制定其问题的基本假设，以及使政策讨论活跃起来的活动”^[25]。马琼指出，理性政策分析把主观的、非科学的、非计量的政策分析以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名义予以拒绝，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屠杀。在民主社会中，政策分析不仅仅需要客观性与科学性，更需要考虑价值因素。价值并不能够依靠科学方法来分析，而只能够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进行，通过公共讨论，各方面的价值观念能得到充分表达，公共价值与公共意志得以彰显。马琼认为政策分析中需要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点：①要对政策分析中的价值标准进行讨论。理性政策分析以某种政治上或道德上被认同的价值标准作为前提，分析只不过以科学名义赋予这些价值标准合理性而已。然而，马琼认为，政策分析没有必要局限于高层决策者设定的价值标准，而是去发现和发掘各种价值标准，通过这些价值标准的讨论，进而确定在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时应当遵循何种价值标准。②对政策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讨论。一切政策方案都有局限性，政策讨论的目的是了解政策方案的实际局限性和潜在局限性，并讨论这种局限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程度，同时还要讨论克服政策方案局限性的方法。^[26]

邓恩认为政策分析是采用相应的分析方法，产生政策相关知识和信息，分析与解决政策问题的过程。为了创造政策相关知识和信息以及促进政策相关知识的利用，邓恩特别强调政策的互动交流和辩论。在邓恩的政策分析方法论中，政策的交流与辩论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政策分析的目标是通过创新、批判性评估和政策相关知识的交流来促进政策的改善，这是一个试图通过政策演说与争论来推动个人和集体学识的目标。邓恩对理性政策分析也进行了批评，“改善政策分析作用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专家治国’的精英模式这类愚蠢计划的一部分，也不是行使科学的权威来证明其合法的地位，并寻求替代经选举和委任的政府官员及为之服务的公众的判断”，认识上的缺损、断裂的决策过程、解释的多维体系和组织的混乱是民主社会制定政策的实际状况，因此理性政策分析与专家治国模式根本不适合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政策分析应当是一个互动交流、批判性辩论以改善政策制定的过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