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与讨论

四、思考与讨论

本研究是对2001年7月至2005年6月三种新闻传播类期刊量化研究文献的横向概括。这些定量研究的一些不足也是十分突出的。

1.样本抽取是否科学直接影响研究结论。

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和同一时点的横切资料,将相关分析推向因果分析,是多数量化研究想实现的目标。这就需要选取有典型性的样本——研究者要使自己的结论客观、科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样本是关键的一步。

尽管本研究只是对公开发表的论文进行考察,无法具体了解每篇论文的样本抽取过程,但仍可以从作为研究结果的论文中窥测出一些在样本获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一项对美国25家日报要闻版伊拉克战争报道进行新闻架构分析的研究,选取的是“记录伊拉克战争进展的9个关键日”,这里,“关键日”何以关键,标准是什么?抽样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非随机抽样的特点是根据主观判断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而不是根据随机原则,因此非随机抽样虽然方便,但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抽样者的主观判断能力和经验,不能够计算抽样误差,也不能从概率意义上控制误差并保证推断的准确性。当然,随机抽样与非随机抽样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其与研究目标之间、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适合性。不同的抽样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以检验理论、解释原因为目标的研究通常不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去描述总体的分布,而是直接针对所要检验的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当然,如果同时还希望描述总体,或者希望所研究的关系在总体中也存在、所验证的假设在总体中也成立,自然也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19]。因此,不能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或者仅仅根据方便的原则,而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方案、研究目的来获得科学的样本,否则,本应以“精确精神”见长的量化研究与某些随意性很强的质的研究又有什么区别呢。此外,由于调查人员工作失误、问题设计或实施中的质量控制等研究水平上的问题带来的非抽样误差也很普遍,也会影响研究效果。

2.统计分析不够深入影响了研究的实践意义。

相当一部分研究对数据只是做了频数分析(简单的统计数量和百分比),而且也没有注明使用的数据处理工具。这恐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类“量化”在数据分析上并不够深入,因此并不需要运用特别的统计软件,甚至有一部分数据还可以手工进行统计。当然,这也并不说明使用了EXCEL、SPSS、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对数据的处理分析就一定深入。如某篇论文虽然使用了SPSS10．0作为资料整理工具,但研究者也只做了频数分析而已。

总体来说,定量研究中“描述性”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目前量化研究上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研究者掌握的只是“半截子”定量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有外形,缺实质”的定量方法。研究者熟悉的是问卷调查,困难之处在于统计分析。这两个方面看似独立,实际上密切相关,因为问卷调查的方法实质上是问卷设计技术、变量测量、资料收集技术、计算机操作技术、统计分析技术等的统一体。仅会设计问卷、使用问卷,收集资料,远不是问卷调查方法的全部,没有对问卷资料的“计算机加工”和“统计处理”,得到的也许只能是一堆“有价值但无法用的矿石”。

3.“定量研究”规范化程度不高可能会败坏了这种方法本身。

上文做出的“是否具有完整的论文格式”的分析是规范化程度不高的一个典型表现。没有完整定量研究论文格式的文章的缺陷并不在于格式,而在于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规范的格式恰恰是规范的研究方法的外化。比如某个旨在分析大学生电视观的研究,正文部分提出了八个观点,全是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但文章在导言部分只对使用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以及样本量作出说明,并没有明确说明统计的过程以及抽样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没有了定量研究方法所必须具备的严谨性,这难免使结论的普遍意义受到怀疑。

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许并不难;然而,要用经验的事实和材料来验证这一理论假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理论假设只是一种“理想的事物”,而研究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研究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变理想的为现实的,变理论的为实践的。既然研究者选择了定量研究作为自己通往“从问题到答案”手段,那么研究者就应该强化自己的研究设计意识。定量研究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随意观察,它需要设计,需要系统的、周密的、有针对性的和可行的研究设计;定量研究也不同于定性研究的完全逻辑性的思考,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相当的理论储备,还需要研究者在数据的基础上能够理性思考,分析其中的逻辑联系。任何不注重研究设计的经验研究,任何简单化、形式化的粗制滥造,都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用披着“量化”的外衣的手法掩盖其研究的随意性,这在当前的定量研究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仅会误导实践,还可能败坏了“定量研究”这一方法本身,其危害实在是不可忽视。

4.缺乏必要的方法论作为指导,片面倚重于“定量研究”。

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和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传播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定量研究在实证分析的旗帜下,忽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抽象分析。低层次重复的事实充斥在大量的传播学学术期刊就是典型表现。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注释】

[1]陈昆玉、江宇:《新闻与传播》, 2002年第2期。

[2]许欣:《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论文的时空分布与核心著者(1991—2000年)》,香港《中国传媒报告》, 2002年第1期。

[3]风笑天:《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社会学研究》, 2000年第1期。

[4]王芳:《互联网研究现状述评——以中国大陆传播类期刊为例》,《现代传播》, 2003年第4期。

[5]吉尔多·H．斯坦佩尔三世罗伯特·K．斯图尔特田青译:《互联网为大众传播研究者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原刊于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 2000年秋季号,译文载于《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4期。

[6]陈凯、孙江华:《〈纽约时报〉的悄然变脸——1990—1999年〈纽约时报〉头版内容分析》,《现代传播》, 2004年第2期。

[7]陆晔:《现代传播》, 2004年第6期。

[8]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2年第4期。

[9]刘学:《现代传播》, 2002年第6期。

[10]周建青:《现代传播》, 2003年第3期。

[11]胡鞍钢、张晓群:《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年第4期。

[12]谢新洲:《现代传播》, 2003年第3期。

[13]郭可:《国际新闻界》, 2002年第4期。

[14]陶然:《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2年第1期。

[15]陈东旭:《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年第2期。

[16]田发伟、李希光:《美国媒体关于中国SARS报道中的政治化倾向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3年第2期。

[17]夏文蓉、陈家华、陈芳怡:《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年第2期。

[18]《论日本三大报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社论框架》,国际新闻界, 2002年第4期。

[19]风笑天:《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