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下面的古代的城市

巢湖下面的古代的城市

作为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素为世人关注，尤其是关于其成湖原因及其名称来源，更是历代史地学者研究和争鸣的重要议题之一。江淮间古来有“陷巢州，长庐州”的传说，近些年来，频传湖滨、湖底发现种种商陶周皿、秦砖汉瓦，再次热议起“陷巢州”话题。

关于巢湖的形成，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民间流传的、史书上也有所记载的“陷巢州”的传说，认为巢湖水域在古代是一座城市，后沉入湖底。另一种是地质学者的观点，认为巢湖是在地壳运动过程中由陆地下陷而形成的，属于陷落湖，时间在秦汉以前，与民间传说无关。还有一种是历史学者的看法，他们从字面上对史料进行反复论证，找出了一些漏洞，得出结论，史书记载的有关“陷巢州”的传说不过是神话故事而已，并非有事实依据。2001年底，“巢湖市发现隋代窑址”的消息被报道后，便有群众提供线索，说巢湖北岸在冬季水位下降时河床上露出大量的陶片，可能和窑址有关。考古人员遂赶到了距市区不远的现场，发现在沿湖滨大道的护坡下露出水面的约有二、三百米的河床上到处都散落着陶片。这些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同时还有泥质红陶、褐陶、夹砂黑陶以及一些烧成温度略高的硬陶等。器物以圈足器为主，一般都比较大，无论是口沿，还是底座弧度都很大，品种有瓮、盆、缸、罐、坛、釜等生活用品。少部分陶器上有印纹，主要有方格纹、席纹、弘纹、绳纹和刻划水波纹。一些泥质灰陶比较精细，胎体很薄，表面有贴塑。据当地渔民介绍，陶片分布的范围向湖中延伸有4、5公里远，陶片多的地方有厚厚的一层。他们还能大致说出这座城址四个城门的位置。在一般的年份，冬季的河床上能够看到有十多口水井，其中有一个水井旁还可以看到一棵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古树树根。很多人曾在这里捡到过青铜器，古钱币，印章和完整的陶器。在村民家中，考古人员还见到了他们在河滩捡到十分完整的陶釜、陶壶等。经过数月的艰苦研究，考古人员确认这些物品是陶器制作和使用鼎盛时期的产物，基本断定这是一处沉入湖底的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并很自然地把它和“陷巢州”的历史传说联系起来。

关于巢湖的形成，虽然有多部史料记载它是在秦汉时期，但这些记载都是只言片语。居巢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侯国，在探寻这一古国时，始终有一些难解之谜，这些谜似乎都和它的神秘消失有关。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不确切。有人说在巢湖，也有人说在桐城，还有人说在寿县，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它的准确位置。其次，是在汉代以前在多部史书里都提到过“巢伯”“南巢”“居巢”这一诸侯国，但是在汉代以后和“巢”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载却很少，这一现象表明了它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的下降了，或者是消失了。结合巢城这几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地区文明发展曾被中断过。汉代以前的出土文物反映出这是一个政治强大、经济繁荣的地区。如北山头战国皇族墓，出土了很多十分珍贵文物，放王岗汉代吕柯墓曾获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提名奖。无论是在规格上还是在规模上，在全国范围已出土的同时代墓中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在汉代以后，却看不出这种社会发展的延续性。高规格的墓葬和遗址几乎没有发现。对巢湖形成，以及居巢国的探索，过去一直都停留在以古籍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范畴内，这次偶然的机会使考古学介入其中。湖底这一古遗址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史料记载有关“陷巢州”的故事的可能性。大量的陶片和古人生活的遗迹，告诉我们在八百里浩瀚的湖面下，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当然这一处遗址是否就是历史上的居巢国，湖中还有没有其他遗址存在，它是因水位上涨而淹没的，还是由于地面下沉而陷落的，只有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古发掘以后才能知道。

据地质学家考证，巢湖是在构造盆地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构造湖，是由于地层局部陷落潴水而形成的。大约在距今2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末期，地壳构造运动使陆地上升，海水退出，只有在内陆凹陷部分残留着海水，发育着湖盆沉积，巢湖就是当时内陆凹陷中的一个。到距今1亿4千万年前，地球又发生了剧烈的燕山运动，强烈的断裂和频繁的岩浆活动，使巢湖凹陷更显著，湖水加深，湖面扩大。到距今3千年前时，发生了震动全球的喜马拉雅运动，它使湖面进一步扩大，湖水横溢，成为巢湖的全盛时期。那时的巢湖要比现在的大3、4倍，湖床更低，湖水也深得多。“近百万年来，湖盆仍在缓缓下降，但由于入湖河流携带大量泥沙不断沉积，沉积量大于下降量，使巢湖面积日益缩小，成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中面积最小的一个。”

巢湖为内陆凹陷湖，庶几不存异议。但陷落下去的是一般的山林土地、普通的民居村庄，还是一座完整的颇具规模的州、县城邑呢？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陷地说”，说所陷的是居巢县的普通地面而非城邑，如《元和郡县图志》称：“本居巢县地，后陷为湖。”一是“陷城说”，说所陷的是古巢州城而非一般陆地。民间盛传“陷巢州，长庐州”传说，及以此为基础整理编创的庐剧《陷巢州》故事等皆属此类。近些年报道多主此说，如《我国第五大淡水湖--安徽巢湖湖底露出古城遗址》说：“据清朝康熙年间巢湖地方志记载，巢州在三国时期吴国赤乌三年（公元240年）七月二十三日戊时陷落，形成了今天的巢湖。”（注：康熙《巢湖志》云：“湖陷于吴赤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戌时。”）

“陷巢州”是历史真实吗？关于巢州（巢县）行政沿革历史，前文已经说得很明白，“居巢县”初设于秦，泯消于晋。南北朝至隋的这200年间，居巢及周边地域的行政建制及名称已有变化。至李唐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即公元620年，收统此地后而设“巢州”，武德七年即公元624又废州设县，始定名“巢县”。也就是说，“巢州”只在唐初很短的时间里存在，说巢湖是巢州城陷落而成即等于说巢湖成湖于唐代，这显然是个笑话。把“巢州”移到“三国时期”，则更是以讹传讹了。

那么，“陷巢州”纯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吗？当然不是。早在晋代就有古巢陷落的传说，东晋小说家干宝就将此传说编辑进他的志怪神话小说集《搜神记》。其云：“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经过千年，这个传说经过不断演绎、改创，从地名、人名、神名到主题思想、故事情节都大变样了，民间传说的“陷巢州”故事各见异同，基本情节大致是：相传古代巢湖地面本是一座繁荣的巢州城。东海龙王之子小白龙向往人间，乔装白衣秀士来到巢州，醉卧街头，不慎现形鱼身，被巢州人发现而进行割肉分食，唯有焦姥和女儿焦姑将分得的那份鱼肉放入水中，从而救活小白龙一命。小白龙因分食而怒，意欲陷落巢州，但在呼涛唤浪，托梦恩人，要焦姥、焦姑逃走。当州城下陷、洪水滔滔之际，焦姥母女为救百姓，沿街呼喊“陷巢州啦”而耽误逃命的时机，小白龙赶忙引导她们，见快被洪水吞没时，便焦姥化为姥山（岛）、焦姑化为姑山（岛），又将她俩跑掉的两只鞋子化为两座小小的鞋山（岛）。得救的巢州百姓因敬仰焦姥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遂将所陷之湖命名为焦湖。

《搜神记》说的是“古巢”是指称古巢国，而并非“巢州”。这一改非同小可，留下了千古大谜。宋代著名文史地理学家乐史承御旨主持编辑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时，取古代山经地志百余种而考正讹谬，对“陷巢州”的说法即不取信，在介绍巢湖时明确指出县城与湖区系两个位置，城在东北，湖在西南，相距“一十五里”，最有意思的是特作说明：“云巢县陷为湖。”一个“云”字，既提示所陷者非“巢州”，又表白此聊备一说而已。

“陷巢州”之说盛传并令人置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把“历湖”与“巢湖”混为一谈，把历湖的成因移植给巢湖了。历阳（今安徽和县）城在汉代陷落为湖，其名叫“历湖”，这里史实。《淮南子》云：“夫历阳之都，一夕化而为湖。勇力圣智与不肖者同命，无遗脱也。”《论衡》云：“历阳之都，一夕沉而为湖。”《梁书》云：“空桑之里，变成洪川；历阳之都，化为鱼鳖。”《括地志》记载得更清楚：“历阳县，本汉旧县也。《淮南子》云‘历阳之都，一夕而为湖’。汉帝时，历阳沦为历湖。”

“历湖”又名“麻湖”。《太平寰宇记》云:“麻湖，即《淮南子》所云‘夫历阳之都，一夕化为湖’是也。”《淮南子》云：“麻湖初陷之时，有一老母提鸡笼以登山，因化为石。”关于历湖，曾职任和州刺史的唐著名诗人刘禹锡其《和州刺史厅壁记》曾有涉记：“镇曰梁山，浸曰历湖”。《元丰九域志》卷五：“和州历阳郡”目下载：“治历阳县，……有梁山、大江、滁水、历湖。”宋词人王之道（合肥人）《满江红》词云：“历湖、须坞相雍，近同吴越”句。《明史》对此有载：“和州元治历阳县……南有白石水，又有裕溪河，源出巢湖，皆南流注于江。西有麻湖，亦曰历湖，永乐中堙。”由此可见，唐、宋时的历湖是个游览景点，而且一直保留到元、明，直到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因历阳素为军事战略要津，应军屯农耕之需，历湖又被填塞为平地。

巢湖、历湖，本为两个地方的两个湖，后人因何“合二为一”而致张冠李戴呢？情由也许是多方面的：一是二湖成湖原因皆为地面陷落而容易混淆；二是历阳城陷落情节颇似“陷巢州”传说而不易辨别；三是历阳、居巢两县相近，在历史上曾经历行政区划上的分分合合而难以分清；四是由于历湖堙塞消失了，关于历阳城陷落之事没有着落，人们就渐渐地转附到巢县（州）的头上；五是有关文史工作者的误断与相关史志流传，导致后人的误信讹传。

民间的“陷巢州”传说是与“长庐州”连起来说的。那么，“陷巢州”与“长庐州”存在并列或连带关系吗？然而，经过我们对“庐州”即“合肥”（秦置合肥县，隋至明、清时，合肥一直是庐州府治所，故又称“庐州”）的历史沿革与变迁进行详细考察，虽民间亦同样有“陷巢州，长庐州”的说法，但历史文献未见有片言只字关于“长庐州”的记载，显然是一种误传所致。

但“长庐州”亦似非凭空捏造之说。值得在此提及的是，庐州（合肥）城虽没有因地质性变动而“长”起来，但自三国曹魏至清乾隆，这1500多年间，因军事防务或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旧城扩建、新城构筑工程。第一次是在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在秦汉故城西，即今合肥市卅里岗乡古城村南、南淝河北岸、鸡鸣山东麓一带，兴建了一处新城，相对于秦汉老城区来说，这个城区被叫做“合肥新城”。晋统一后，经济建设和商业贸易随之复兴，老城区也重新活跃起来，这座因战争需要而诞生并经历了50年箭风血雨的军事城堡（“新城”）自然也就逐渐衰落，直到荒废。第二次是在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大将军、鄂国公尉迟恭（敬德）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经济市场需要，于在秦、汉“故城东南六里，肥河南岸岗阜高地”，扩建了一片新城区，取名为“金斗城”。第三次是在南宋时，金军渡淮南侵，合肥城不断遭受扰掠。于是，官、军、民同心同德，在知州、淮西帅郭振的带领下，拓城筑墙，建成了一个城周26里、墙高2丈8尺的江淮第一大城，时称“斗梁城”。金兵多次猛攻合肥不下，却屡屡在城下受到重创。于是，“铁庐州”之名遂扬天下。第四次清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征用皖属三十四州县的人力、物力，耗白银十一万四千两”，重修合肥城，城墙全用大青砖砌成，高大雄伟，并重新开置“威武”、“时雍”、“南薰”、“德胜”、“西平”、“水西”、“拱辰”7座城门，作为安徽省首府而成为江淮第一都会。

居巢县与合肥县作为相邻的兄弟县，虽同自秦时设置，但当时居巢却比合肥名大资深，可是在此后的2000多年行政变革中，居巢（巢县）地位一再地分合变迁并相对渐渐地沉沦（譬如，比合肥成名更早的橐皋县即今巢县柘皋镇亦是如此），而合肥却迅速成长、兴盛发达，直至成为统辖巢县的上级、上上级府治，并在历次扩建中都大量调用巢县的人力、财物，这种政治、经济、建制地位方面的一“落”一“长”的对比性变化，是否为“陷巢州，长庐州”传说提供了一种文化佐料也未可知，故特在此作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