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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的林业科学考察

时间:2022-11-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重庆时的林业同人傅焕光1942年曾带队踏雪科考小陇山,采集标本,记载地貌景观,勘察森林植被,随后发表了《小陇山林区勘察报告》。很显然,小陇山的森林开发与否,与将来黄河、长江的治理难度密切相关。这次考察的范围主要是东岔河右岸地区,几方面的考察结果都不支持开发。现假定小陇山木材年生长量为2.5%,则54万立方米木材的年生长量只有1.35万立方米。

梁希从考察到体验,强烈意识到,从欧美到日本,这些国家的林业人员都把治山治水视之为份内事,具有符合实际的科学观。因此,梁希在建国后不仅注重治山,也同样注重治水,研究梁希建国后发表的所有文章,纯属科考内容的只有两篇,这两篇都与黄河有关,注重黄河的目的正是为了治水。

建国初期,百废俱兴,经济建设如火如荼,1950年7月,中央林业部接西北农林部第一次公函,内容(1)西北准备开发小陇山森林,以备天宝铁路作枕木之用;(2)准备铺设轻便铁道;(3)准备架设铁索道。8月,再接公函,言轻便铁路不能久等,急需木材;而东北运枕木,运费太大;可否开发小陇山,此地木材蓄积量比过去估计大,单是割漆沟,就有50万立方米木材等。

对于小陇山,梁希并不陌生。重庆时的林业同人傅焕光1942年曾带队踏雪科考小陇山,采集标本,记载地貌景观,勘察森林植被,随后发表了《小陇山林区勘察报告》。

小陇山虽带着一个“小”字,其实并不小,它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岭两端(33°30'——34°49'N,104°22'——106°43'E),总面积623808.hm2,大约相当于六个香港面积之和。它地跨三个县,天水、徽县、两当,它北临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南面有长江第一支流嘉陵江穿境而过,无论黄河还是长江,小陇山都是一道关系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举例来说,黄河的上游,如青海省贵德县以上,水是清的,为什么?因为贵德县以上为蒙藏人杂居,蒙藏人不滥伐树木,所以贵德县以上天然林林相好,黄河清;渭河南岸也能见到若干山沟流出清水,原因在于渭河的南边是面积巨大的小陇山,小陇山的原始森林虽然没有了,但天然林有一些,并且次生林的面积不小。现在,如果一旦砍伐小陇山的林木,必然造成渭河南岸出现大面积水土流失,中国未来的黄河治理将更加艰难。

在西北农林部公函送达之前,《中国林业》已刊有青年才俊吕本顺关于小陇山个人意见的文章,该文首先介绍了小陇山重要的地理概况:“小陇山似应属于秦岭西支的余脉,秦岭梁、石门山、鸡儿嘴、麦积山、云雾山、齐寿山等可以连成一道分水岭,最高处的海拔不过二千二百多公尺,分水岭以北为黄河流域,是渭河上游部分小支流的发源地,分水岭以南为扬子江流域,是嘉陵江主要支流的发源地。”该文流露更多的是忧虑:小陇山的外山及林区内村镇附近,多为灌丛林,夹杂着濯濯童山,里山内多为次生林,这些次生林还是因为清末同治年间回汉战乱,山民减少,甚或部分地区人烟绝迹,于是残余的树种历经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成了今日的次生林。但是自1941年以来,由于天水人口激增,加之天双公路与天宝铁路次第开工,林木遭到过度砍伐,这里剃头似的砍柴烧炭、放火烧山,毁林的利刃已经接近林区的心脏,现在林区的主木,很少有达到规定采伐年限的,立木能够符合枕木尺寸的也不多。吕本顺在文章中极为沉重地警告说:“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在秦岭丘陵地带中,如果没有合理永续的林业,农业、水利就失去了屏障,影响和危害所及,将使千百万人沦为饿殍。”

吕本顺(1915-1971年)安徽宿县人,1941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森林系,长期从事水土保持工作。1943年,他在天水吕二沟沙滩荒地,采用柳桩密植,方格成网,引洪淤灌(即柳篱挂淤法),结果证明方法可行,且属独创,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建国后,他指导营造的太京乡田家庄荒山、沟壑造林示范典型,收到良好效果,竺可桢、梁希及苏联专家都曾前来参观。1957年,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

很显然,吕本顺与西北农林局对小陇山森林的描述有相当大的差距,此时的梁希早已有了谋划,但为了说服西北农林局放弃开伐小陇山,还是决定亲自前往考察,让事实来说话

1.小陇山森林若开发,造成水土流失,直接威胁着北边一线的渭河,渭河是黄河第一大支流。以下“小陇山林区位置图”直接标明了小陇山与渭河之间的关系,还有,在小陇山的下端,有长江的第一支流嘉陵江。很显然,小陇山的森林开发与否,与将来黄河、长江的治理难度密切相关。

图3-2 小陇山林区位置图

2.通过三天的实地考察,种种事实与测算出的数据都表明小陇山森林不宜开发,原先估计“单是割漆沟,就有五十万立方米材积”,实地考察情况与之相去甚远。

以下是此次考察的重点部位图。

比例尺

图3-3 小陇山林区之一东部岔河流域位置图

这次考察的范围主要是东岔河右岸地区,几方面的考察结果都不支持开发。一是小陇山的地形,倾斜甚急,从25-30度,有许多岩石齿状而直立,这种地形决定了伐木有难度,运出更有难度。二是林况,“经实地察勘以后,则大失所望”,具体表现为:“割漆沟林相甚坏,针叶树寥寥无几,山上大都是阔叶树,且灌木多于乔木。而乔木又枝丫横生,弯曲而不中绳墨,径小而不成大材。”到辛家山考察,“山峰上有散生的云杉,其南面还残存着局部的小片云杉林,主要林木都是阔叶树,且直径不大”。经测算小陇山东岔河右岸流域林地的总蓄积量、年生长量、年砍伐量,测算的结果同样不支持小陇山森林开发。

测算的情况如下:东岔河右岸林地面积15000公顷,每公顷平均蓄积木材90立方米(这包括了最小的树木),两数相乘即是总蓄积量,应是135万立方米,但由于东岔河右岸山势险峻,险坡上的树木砍下后难以更新,故可以砍伐的树木只有总数的40%,即54万立方米。现假定小陇山木材年生长量为2.5%,则54万立方米木材的年生长量只有1.35万立方米。据随行的田中工程师计算,真正可以利用的小原木、小方材不超过70%,这样,年砍伐量只有0.9万立方米。很显然,0.9万立方米的年砍伐量不足以开伐。

如果提到建造轻便铁路的问题,那就更不支持开伐了。首先是所选建造铁路的地形有问题,弯曲路线太多,不利于小火车行驶,其次是工程过大、费用过高,因为小陇山岩石甚多,施工时不能用十字锹,只能用炸药,所需经费要放大四倍;这里山沟多,如造铁路,沿途需要架设桥梁,这样一来,不仅费用增加,而且还增添了安全隐患,因为洪水爆发,容易冲毁;另外,附近缺少泥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依照标准工程,在填高路基时,必须借助泥土,如果20米以内无土可运,工程又要放大四倍。这一切的困难都不在事前的预想之中。

3.关于枕木问题。可以调运东北枕木,现在沿天宝铁路堆积的都是东北枕木,铁路局是欢迎的,未来若采用小陇山伐出的枕木,必然是弯曲而多节疤。

1.向西北农林部提供关于处理意见:(1)停止建设轻便铁路;(2)制止秦岭林场包工伐木;(3)把秦岭林场在小陇山的业务扩充到护林与造林;(4)把小陇山划归秦岭林场管理。

2.向西北财委会和农林部提供处理意见:(1)组织西北统一的木材调配机构;(2)以相当的代价,收买民间占有的天然林,作为国家投资,由林业机关管理;(3)对失去林地的人,给以耕地;(4)发动民众、军队,包括少数民族,保护森林,建造森林;(5)在山上滥耕的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为林场服务,防止滥垦。

以上五点在与西北财委和农林部领导人商讨过几次后,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的肯定,小陇山森林遂得以保存至今。

(四)考察意义

1.“停建轻便铁路,把秦岭林场在小陇山的经营方针改变为重点护林和造林,而以伐木为副业。鉴于天宝铁路建设急需枕木,梁部长决定远调东北的枕木进关,支援西北。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富有远见而又大胆的决策。今天看,尤其正确。这一决策与其说为西北人民保存了一片绿色,倒不如说为中华民族的血脉——黄河——保住了一股清流。”

2.1950年,中央林业部已经对外正式公布了林业全面规划,即: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合理利用。梁希借助考察而后公开处理,意在向天下人昭示:黄河、长江源头的天然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特殊功效,原先打算开伐小陇山森林,就属于不合理采伐不合理利用的范畴,各地可照此办理。梁希当年的这样一种处理思路与1998年长江大水灾之后党中央严令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的处理思路完全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梁希的认识水平是超前的。

3.中央林业部公布了林业全面规划,对其中的“合理采伐,合理利用”的尺度如何把握,梁希借助《中国林业》这一重要刊物告知全国相关单位,小陇山东岔河右岸流域林地面积1.5万公顷,如果批准开发,它的年采伐量是0.9万立方米,它的计算过程是这样的:每公顷树木约600至900株,每公顷木材蓄积40至160立方米,每公顷平均木材蓄积量90立方米,如此,东岔河右岸林地的总蓄积量是1.5万×90=135万立方米;由于东岔河地形复杂,山形险峻,若把倾斜于山坡的森林砍去,则难以更新,所以可以砍伐的森林只占40%,因此,可以采伐的蓄积量应是135万×40%=54万立方米,这54万立方米的年生长量大致是2.5%,则54万×2.5%=1.35万立方米,但是这1.35万立方米的木材中,可以利用的小圆木、小方材据随行的田中工程师计算还不到70%,于是1.35万×70%=0.945万立方米,这不到1万立方米的木材就是合理的年采伐量。

这是梁希建国后首次通过刊物向有关人士通报总蓄积量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以及年生长量和年采伐量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这在当时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梁希在建国初期一直强调年砍伐量不得超过年生长量,借此机会正好公布具体的计算方法。

4.停止开伐小陇山森林,这一结果对后世的意义很大。据近期的《甘肃日报》报道:走进小陇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俨然就成了既有北国山川之雄奇,又有江南水乡之秀美的人间天堂。保护区内自然环境原始、独特,物种古老珍稀,生物多样性典型丰富,小陇山还是我国羚牛秦岭亚种的最西分布区和甘肃省境内羚牛秦岭亚种的最大分布区。保护区内野生的动物物种丰富,分布有脊椎动物30目76科317种,昆虫14目153科1611种,分布在保护区内重点保护动物33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种,二级保护动物28种,保护区还是世界上所确定的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11个重点地区之一,还是世界上所确定的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国内外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影响。

说到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同样是森林,长在东北与长在西北,它的生态意义是不一样的。具体到小陇山森林,它的砍伐与否,与黄河的安危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保住了小陇山森林就是为黄河的安危设立了一道屏障。

梁希任林业部长后始终心系黄河,1950年在考察小陇山的路上特意去了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作首次考察,考察之中,他表达了巨大的困惑:“治黄的办法,到现在还不出堤防,一方面把它加高,一方面把它培厚。”虽然严加防范,但是,“黄河从周寿王五年到现在二千四百余年间,有确切的统计材料,平均每十年就有四次缺口,几乎两年一患,还有六次重要的改道,而蒋介石花园口决堤和堵口还不计算在内。”从梁希发表的一系列公开的文章看,梁希其实很不赞成在中国已经历经了几千年的非堵即疏或又导又疏的治黄思路,他始终认为:要治水首先要治山,要治山首先要兴林,这才是治本之道,欧美与日本的成功经验无不昭示了这一点,可要说服上层领导相信这是真理,有相当大的困难。困难之一,谁能证明它是真理?如若举证欧美与日本的成功经验,了解历史背景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合时宜;困难之二,中国人治理黄河,几千年来采用的不是堵,就是疏,或者疏堵结合。所以,要扭转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治黄思维真的不是简单的事。

其实,不仅扭转中国人的治黄思维不容易,就是扭转中国人对森林作用的认识思维也同样是不容易的。几千年来,中国人认识森林,就是只认识到它的经济效益,只认识到它直观的服务功能,有多少人认识到森林的生态效益——服务于水利服务于农田——才是它的主要功能呢?早在1950年,梁希就意识到了要转变中国人对森林作用的认识思维不容易,他说:“关系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除农业本身外,第一要注重水利,第二要注重森林。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而森林更是长期性的艰苦事业。常言道: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农田。水利和农田的关系是任何人不曾怀疑过的,而森林的重要性,则直到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直到中国本位的农业发动,就是说,直到不靠洋米洋面洋麦接济的农业发动以后,大家才渐渐明白过来。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到现在不明白的人还很多。”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严重依赖洋米洋面洋麦接济的,直到人民政府成立之后,靠洋人接济的日子结束了,新中国必须依靠发动本国的农业来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要发展农业,一要注重水利,二要注重森林,缺一不可。注重水利,人人明白,但是,注重森林,不明白的人还是很多。

要说服到现在为止还不明白的很多人,梁希意识到必须亲临一线进行考察,拿出林业部征服黄河的具体方案来,这是他四下黄河,考察黄河各重要支流的原因之一。

小陇山考察一结束,梁希即刻二下黄河,他要实地考察黄河的另一支流汾河。汾河,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西境内最长的一条河流。据同行者回忆,当时梁希等一行人到达潼关已是傍晚,为抓紧时间,梁希决定夜渡黄河,当时河边小木船不能泊靠,梁希由船工背着涉过急流才上得船,随行人员都卷起裤管涉水而后登船,一路之上浪急船颠,颇为惊险。两次考察的结果,梁希作了总结:

这,不得不归咎于山田。照理,山土如果不垦而由森林来被覆着,表土是极不容易被冲刷的。据前人研究:七英寸厚的表土由雨水冲刷净尽所需的时期,在林地,需要五十七万五千年;在草地,需要八万二千一百五十年;在耕地,需要四十六年;在裸地,只需十八年。那末,我们在渭河,尤其是在渭河上流急倾斜山地上所见到的山田,他们耕了三年就放弃,再去找一片新地开垦,这不能叫做耕地,只能叫做运土,他们年年拼命把山土运到河里,自己所得的代价极微,而河流则酿成极大的灾害。

渭河如此,泾水如此,洛、汾、无定河都如此,黄河哪得不泛滥,哪得不成大灾害?

梁希所言的还是他20多年前浙江科考时指出的老问题:围山造田,这在中国已是顽症了。既是顽症,要想彻底根治,就只能等待重大契机的到来,直到1998年,距梁希逝世整整40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全党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党中央决定将森林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99年6月28日,江泽民针对贵州省台江县滥砍滥伐天然林事件,亲自打电话给贵州省委,严肃指出:“禁止采伐天然林,保护生态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从那以后,砍伐天然林、围山造田、放火烧荒这一类荒唐事才逐渐销声匿迹。

从那一次汾河的考察后,又隔了两年多,1952年11月,梁希第三次考察黄河,这次考察的是黄河的支流泾河。泾河,渭河的第一大支流,它发源于宁夏的六盘山,向东流经甘肃省平凉市及泾川县,然后转向东南,流经陕西省的彬县、泾阳县,最后在高陵县注入渭河。泾河全长455公里,包括3个省区35个县市。泾河以输沙量大著称,每年向黄河输沙约每平方公里7150吨——这样的沙输量举世无匹。

1953年3月至4月,梁希四下黄河,这次主要是考察黄河的又一条支流无定河。无定河,发端于陕西省白于山区,流经榆林地区八个县,而后曲曲弯弯向北,经毛乌素沙漠汇入黄河。无定河全长491公里,每年向黄河输沙2亿多吨,输沙的总量虽然少于泾河,但也相当可观了。

梁希考察的四条支流,每一条支流都在竞相给黄河输送泥沙,黄河的河床抬高是必然的,当雨季到来时,洪水泛滥以致成灾就无法避免了。林业学者曾济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带有预见性地指出:“我国西北各地森林毁废已久,地面缺少遮蔽,下雨之后,水分不能含蓄于土中,激流经黄河而入海,以无森林故,直接引起入海水量之增加,间接引起空中湿气之减少,降水量即随之而减,水源自感不足,所以要建设西北,必先使山陵生长树木,而后各项工作始可顺利推进。若仅开水渠而忽略造林,乃舍本逐末之举,难期其利于永久也。”曾济宽的认识与梁希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在中国,治黄究竟是依靠生物措施还是依靠工程措施,这样的辩论从旧中国一直延续到到新中国,始终没有停止过。笔者在采访梁希的学生、中国林科院前院长黄枢时,黄枢直言不讳地说:当时的林业部门与水利部门的辩论非常激烈,情绪都比较大,矛盾已经达到了公开化。林业部门的观点在《中国林业》的刊物上时有反映,资料具在。梁希一下黄河二下黄河后,随即发布了林业部的治黄整体规划,其中只字未提水利部,不提的原因很简单,梁希一向认为这是林业人员的职责,但是三下黄河四下黄河后,梁希发表的考察报告其语气已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因为林业部已从治黄的主角退位为配角了,考察报告《泾河、无定河流域考察报告》开宗明义写道:“为了配合水利部的治黄计划,了解黄河重要支流流域的山林荒废和水土冲失情形,准备进行有系统的精密调查,并准备订出水源林和水土保持林的营造方案。”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林业部门由治黄主角改为配角,中国的治山治水就此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

1.与泾河有关的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流失问题非常严重。沿泾河东下,高原沟壑区的所有山坡和山沟,都被垦成农田,连小块的乔木林都没有,因此,土壤冲失非常严重,每逢雨季,沟壑还在不断地扩大,最严重的地方,是大面积黄土滑下,堕入沟壑,这种情形已经超过了水土流失,而进入山崩的状况,崩溃下来的山土,据当地群众说,好比糖块投入,顷刻溶化。根据陕州水文站的记录,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计12亿6千万吨,泾流所带的沙在黄河四大支流中是最大的。

2.与无定河有关的绥德地区水土流失问题同样非常严重。绥德地区无森林,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90%,而且耕地都在山上,山田收成不好,平均每亩打粮食40-50斤。绥德地区65万人燃料无着,只好掘灌木根,挖草根,挖了草皮和灌木根,更助长了水土冲刷,冲刷下来的泥土都流入无定河,所以无定河混浊不堪,在洪水时期,含沙量高达60%。

三、与无定河有关的榆林地区主要问题是更为严重的沙灾。这个地区栽培农作物的土地只占总面积的5%,而沙漠竟占总面积的43%。沙从八百里沙滩吹来,卷入河流,更掩盖山丘,埋没良土,毁灭村庄,填平长城,威胁城市。

1.应在陇东黄土高原上的沟壑边沿,造35-60米宽的水流调节的防护林带,同时沿主要分水岭造防护林带,还有,在山坡上造辅助的水流调节的防护林带,在沟壑的斜坡上造林,以固定沟壑。

但是,所有的山上、山坡和山沟凡可以开垦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垦,所以造林工作不易进行——此处有最明确的潜台词:这里连造林都无法开展,所以山崩似的水土流失必然继续,倘若此时造水库造大坝,后果将是严重的,唯一的办法:退耕还林。

2.单论绥德地区,在绥德地区造林应是当务之急,但原因和陇东黄土高原一样,山地全被开垦,缺乏造林的工作条件。

3.单论榆林地区,榆林地区有大面积的荒地,是造林的有利条件,虽然此地降雨量少,种植有困难但可以借用无定河水加以补救。因此要在此地营造宽大的林带阻止沙漠移动,在丘岗顶部造防风林带,在河滩上造与风向垂直的平行林带,在全地区适宜植林的荒地应全面造林。

1.一下黄河和二下黄河,其考察意义在于为林业部根治黄河作全面的规划准备,此次三下黄河和四下黄河,意在配合水利部的治黄计划。

2.这份考察报告对水利部应是一帖清醒剂,梁希一下黄河考察渭河,二下黄河考察汾河,三下黄河考察泾河,四下黄河考察无定河,四次考察的结果有一点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黄河的支流都在竞相给黄河运泥运沙,水土流失的原因也是惊人的一致:围山造田。如果这个问题不先行解决,即停止围山造田——退耕还林——黄河两岸大面积大纵深植树造林——保住水土,不使之流失——如果这个问题不先由林业部门去解决,却要让水利部门在此时此刻建水库、修水渠、造大坝,其失败的后果是可以预料到的。要说意义,梁希的这份考察报告其最大意义就在这里。但,这份报告也有遗憾,它没有把这个要害点明,也就是说没有达到雷声滚滚十万里、振聋发聩千万人的效果。也许梁希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年之后,梁希特意撰文谈及生物措施、工程措施与泥沙三者的关系,文章说:“永定河上游山地,关系有名的官厅水库。1953年一个夏季,就从上游山上冲下泥沙淤积了3000万立方米,有人说是5000万立方米。本来官厅水库预定使用30年,照这样淤积下去,据水利部门说,恐怕只能用19年。因此,必须积极造林,而要造林,必须调查设计。国家根治淮河,建立了许多水库,但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如果不积极造林,则水库寿命不会长久的。”这一次,梁希已把问题的要害点明了,但是,时间已晚,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建水库、修水渠、造三门峡大坝已是压倒一切的声音,此时的梁希依然坚持:“万山皆有甘泉,森林就是水库。”“如何能保持水土呢?造林,这是保水保土的最有效而且最经济的办法。”声音虽然洪亮却听不到回音。

1.周恩来若干年后在论及三门峡大坝的险情时曾说:“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地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因为我不这样说,别人不敢大胆地想。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这不是胡闹吗?我的意思是连炸坝都可以想一想。不过不要因为我说了,就不反对,就认为可以炸了。毫无此意。我也是冒叫一声,让大家想一想。如果想出理由来驳倒它,就把它取消,不必顾虑……1959年水电部修建了300多座大型水库,这几年下马了一些,现在还有将近200座,很大一部分工程没有完成,遗留问题很大。修水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几年的教训是应该深刻吸取的。”若干年后,周恩来的沉痛讲述更加证明了梁希当年的考察报告其结论是正确的。

2.1953年,中国政府就“一五”计划征求苏方意见,苏联国家计委认为黄河水力资源的利用有巨大的经济意义。1954年中方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做治理黄河规划,苏联没有泥沙这么多的河流,苏联专家按照自己的经验,认为利用水土保持加拦泥库的办法可以使黄河变清,他们还肯定三门峡可以修坝。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黄河治理规划。1957年三门峡动工,1960年大坝蓄水,1962年2月,大坝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刚安装的第一台发电机组不能发电,1964年11月,已淤积50亿吨泥沙,一度造成严重险情,威胁到关中数百万民众的生命。

3.黄枢曾披露: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一个黄河水利考察团,由中央有关各部代表约100人组成,并聘请一个苏联水利专家组来指导,他代表林业部参加。考察团从黄河入海处开始,逆流而上,途经鲁、豫、晋、内蒙古、宁夏、甘肃等省、区,历时月余。途中他与农业部、中科院的代表,对此次考察只安排干流上的水利工程建设而没有重视水土保持工作,都提出了意见。

4.沿着黄河两岸国家历年来共建水库3174座,总库容只有574亿立方米,1997年因泥沙淤积大多成为死库。1998年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提出,今后要慎重建设新的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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