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俄语教学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俄语教学

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往往与该国的外交政策、经贸往来、科技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在外交上和苏联结盟，经济建设上靠苏联援助，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也主要来自苏联，加之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因而俄语成为当时最急需的语言。俄语教学也因此迅速发展。[1]

仅就开设俄语专业的高等院校而言，新中国成立时有4所专门俄语学校，19所高等院校设有俄语系科，后迅速发展到在全国建立了7所俄文专科学校，17所综合性大学和19所师范院校设立了俄文系科。此外，各业务部门乃至军队也分别开设了俄文学校。为总结这一段时期的俄语教育工作，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俄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并决定成立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后者对俄语教学的建设作出一系列规定，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其中包括急需编写俄语教材，以适应当时需要。[2]

从1949年到1956年，俄语教育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陆续诞生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在教学实践中已经注重将引进的苏联的先进教学理论与我国教学实际相结合，强调“实用性”和“实践性”。1953年8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1956年4月召开了高等俄语院校教学大纲审定会议，颁布了第一部高校俄语教学大纲。

1956年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改为北京俄语学院，后于1958年9月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该院的俄语系；1956年，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和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也分别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后者1958年与另外两所学校合并成为黑龙江大学。这样，以北外、上外、黑大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高等学校专业俄语教学体系业已形成[3]。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俄语教学的迅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俄语人才过剩的问题。随后中苏关系恶化，俄语教学比例逐渐缩小，英语教学比重开始逐年增大。这时国家将7所俄文专科学校合并或改建为独立的外国语学院或综合大学的外语系，辐射全国的以外国语学院和几所综合大学为主的俄语教学体系仍得以保留。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这17年中我国的俄语教学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①俄语人才培养基地初步形成，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俄语人才，包括大、中学校的俄语教师。正是这支教师队伍使我国的俄语教育在十年动乱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②成立了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了第一部高校俄语教学大纲。③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制订了各类教学计划，编写了数种俄语教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外语学院苏联专家巴琳诺娃主编的《俄语教学法》（1959年）和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俄语系俄语教学法教研组集体编写的《俄语教学法》（时代出版社，1958年）。④出版了数种颇富影响力的俄语学术刊物，如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俄文教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外语教学与翻译》和黑龙江大学的《俄语教学与研究》，对推动俄语教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⑤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⑥教师广泛开展教学研究。这一时期许多教师已充分意识到外语教学应该从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实际出发，正确地总结我国以往的经验，吸收国外有益的教学理论，在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外语教学法的改革，鼓励各种不同教学方法的探讨与实验，对外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逐步开展。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外语教学基本中断，外语教育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有些院校俄语课断断续续进行，而且还编了一些教材，但都谈不上教材和教法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一度教学思想混乱，教学质量低下，教学中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这一切说明了教学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二、改革开后的俄语教学

1976年以后，我国的外语教学迎来了新的生机，俄语教学工作也开始恢复正常，并逐步走上正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1980年11月“全国高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当时，作为教育部的代表机构，由它来负责教材编审，同时主持主要的外语教学工作。其下属的教材编写组重新开始修订旨在加强基础训练和扩大知识面的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因为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是编写教材、组织教学和检查教学质量的准则。20世纪50 年代的教学大纲是参照苏联同类院校的大纲制订的，而新时期的教学大纲则力求具有科学性、先进性、指令性和可检查性，以利于指导现阶段的俄语教学。[4]

1981年4月召开的高校俄语教育座谈会以及同时成立的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俄语教学开始步入一个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俄语界有了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指导协调机构，经常对俄语专业的教学改革进行研讨，并办有《中国俄语教学》期刊。1983年11月召开了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其中心议题是高校俄语教学改革，讨论所得的教改主要方向是：打好基本功，扩大知识面，要有专业倾向。此外，还研究了学制、师资队伍等问题，同时教材建设也纳入议事日程。这个阶段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综合法和交际法。综合法博采众长，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贯彻；交际法主张教学按不同主体进行，以交际性为原则，操练为主，操练在交际情景中进行。1989年10月，新的《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颁布试行，这一期间共组织编写了百余本外语教材。中国的俄语界有了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指导协调机构，经常对俄语专业的教学改革进行研讨，并办有《中国俄语教学》期刊。

《中国俄语教学》是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会刊，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它是中国唯一的纯俄语教学和语言研究的学术刊物，俄语语言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学术园地，联结内外和沟通上下的可靠桥梁。期刊上所发表的有关俄语教学研究的内容涉及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语言测试和教学改革等方方面面，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我国俄语工作者长期以来对俄语教学研究工作的重视。另外，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以实践俄语为特点的普及性刊物《俄语学习》也以形式多样、内容新颖受到了全国俄语教师、学生及俄语爱好者的欢迎。除此之外，我国许多高校还编辑有多种外语期刊和综合性学报，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现代外语》（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俄罗斯文艺》（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外语研究》（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它们也为包括俄语教学在内的我国外语教学提供着坚实的理论研究阵地。[5]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俄语教学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与措施。一是转变教育思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是按计划办学，学校与社会是分离的。新时期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学校教育要与社会需求直接见面，亟待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俄语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面向政府和事业单位，以培养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人才为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除上述人才外，培养经济、贸易、管理类人才也已成为当务之急。三是转变专业设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设有俄语系科的高校在保持原有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和拓宽了专业方向。

20世纪90年代，虽然有苏联解体的不利影响，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俄罗斯经济的不断恢复，我国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在能源、空间技术、文化艺术、教育旅游及民间交流、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多。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以黑龙江为主、辐射许多省份的对俄边贸带动了俄语人才市场需求及培养，主要是旅游、翻译人员，学历、学位在大专、学士层次。办学单位主要依托各大专院校，也有民办培训学校。同时，由政府牵头、以大学为依托，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院校联合培养了大批俄语实用型人才。对俄边贸带动了黑龙江省中学、大中专院校俄语教学的发展，保证了生源，扩大了规模。[6]1994年第一届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开始俄语专业提高阶段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大纲初稿于1998年完成并试行。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等学校实行扩招，我国俄语教学的规模也有了较大发展，一些原有的单科性院校在升格为综合性大学以后，也开始结合各自的专业倾向增设俄语专业。

21世纪，在新时期的国际环境下，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依然在中国外语教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如何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外交战略、适合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有利于我国外语教育健康前进的俄语教学之路，是我国广大俄语教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2000年9月，在我国俄语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黑龙江大学由教育部批准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被纳入我国普通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设计划。2001年5月，根据中俄两国教育部商定，作为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项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成立了三个俄语中心；2002年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和黑龙江大学的俄语学科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重点学科，进一步带动了我国俄语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2002年5月，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研究生院成立，黑龙江大学也被教育部批准与俄罗斯远东大学联办研究生院，为中俄两国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目前，我国已有5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俄罗斯有关院校及对口单位建立了直接合作关系，进行学术及人才交流。现有的中俄联合办学层次主要有三种：一是本科层次，如大外与远东大学、天外与国立伏尔加格勒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与远东大学、黑龙江科大与国立远东科技大学、哈师大与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大学和国立普希金语言学院、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与国立南俄工业大学、牡丹江医学院与海参崴医科大学等；二是本硕连读层次，如大外与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天外与友好大学等；三是研究生层次，如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研究生院。这些学校专业面广，科目较为齐全。如东北农业大学与国立哈巴罗夫斯克技术大学共同开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地资源管理、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专业；河南大学与圣彼得堡大学联合办学开设有信息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山东德州学院与国立海参崴经济大学、远东国立交通大学合作办学开设有工商管理、国际商务（国际贸易）、旅游管理、金融管理专业等。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多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外语教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技术革命时代。2002年11月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举行了“全国高校俄语专业首届多媒体辅助教学研讨会”对多媒体技术在俄语教学中的运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利用互联网可以使我们零距离地接触到国外最新的语言资料，以俄语专业的“报刊阅读课”为例，教师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报刊资料，而不再像过去，让学生阅读旧报纸旧新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凭借多种媒体相结合的互动式学习优势，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已经开始运用到我国外语专业教学中来。在我国的英语界，多媒体外语教学已成为一个热点研究的问题，而在我国的俄语教学中多媒体辅助教学才刚刚起步。目前，已正式出版的俄语多媒体课件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制的《俄语与俄罗斯文化》《俄语视听广场》，北京外国语大学研制的《俄罗斯国情多媒体教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研制的《俄语国情》。虽然，就出版数量和类型来看还很有限，但它们的出版业已表明我国的俄语教学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走上了与新时代的新事物和新思维相结合的道路。[7]

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俄语学科自身的发展使得无论是在人才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要求等方面，还是在学生的来源、教学的安排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情况，第二届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对俄语专业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提高阶段的教学大纲进行了新的调整和修改，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3年正式出版。该大纲确立了中国现代俄语教学的整体结构，依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规范了俄语课程的教学。它汲取我国多年来的俄语教学经验、研究成果和俄语语言、国情等方面已发生变化的实际，对基础阶段、提高阶段的俄语教学作出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总体安排，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因而，该大纲的修订对我国当前的俄语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8]

为了使俄语教学适应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增强课程的实用性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近年来各院校以大纲为依托在课程设置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完善和调整。比如旅游会话、科技俄语、外事外贸应用文等实用性课程走进课堂，俄罗斯概况、语言国情学、俄罗斯文化纵横、中国文化史（用俄语授课）等国情文化系列课登上讲台。2005年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配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实现与独联体国家经济、文化、科技的多边合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如将大量培训俄语人才、举办哈市俄语大赛、赴俄罗斯俄语夏令营、建立中学俄语教学基地、建立大学俄语人才培训基地等。

应该承认，中国俄语教学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适应当时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并完成了各个阶段对俄语人才的基本培养目标。随着俄语教学的稳步发展，俄语教学理论、教学方法的研究日趋活跃，中国俄语教学与研究将会越来越受到国际俄语同行的肯定和瞩目。

三、当今俄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纵观中国俄语教学发展史，俄语教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俄语教学的体系不断完善，俄语教学的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俄语人才。我们在肯定俄语教学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俄语教学特别是俄语教学法方面尚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成功与不足，才能对中国俄语教学的未来作出前瞻性的思考，勾勒出中国俄语教学发展的蓝图来。

目前，我国俄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俄语教学的研究队伍有待规模化

中国有规模的、有体系的专业俄语教学及研究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开始，发展到今天也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其中还有中断和停滞。但总体上说，在多年的俄语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体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俄语人才。

但是，目前在我国俄语教学界专门从事俄语教学法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比较低，从深度、广度上对俄语教学法理论的潜心钻研还远远不够，对教学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认真研究、及时总结并上升到教学法理论高度的工作还有待不断加强和深入，关于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相对来讲还比较薄弱，俄语教学法的研究队伍有待规模化。

（二）俄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

首先，俄语语言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与俄语教学法之间的有机结合还不够完善，有时甚至彼此脱节。为数不少的俄语教学工作者往往将研究目标局限于语言学本身，许多语言学最新科研成果的问世固然可喜，但脱离教学实践，疏离与教学法的密切结合，不能及时有效地把这些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当中。此外，国外的外语教学法对我国教学有很大影响，但对运用国外引进的教学法理论的复杂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忽略了结合我国外语教学实践的研究。我国俄语教学法的发展道路，就是“引进——模仿”的过程。解放前是英美的“直接法”翻版到解放后照抄苏联的“自觉比较法”，实际上就是“语法翻译法”。后来，依次引进世界上的各种流派的教学方法，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从听说入手的结构大纲传入我国，于是试行以句型为纲的听说领先法；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美的视听法、情景法相继传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交际法认知法又陆续为许多教师所采用。其中对俄语教学影响最大的还是“自觉实践法”和“交际法”。[9]这可以说是目前俄语教学法研究方面的重大缺憾。

其次，对中国学生学俄语一些特殊性问题，虽在教学实践中多有体会并给予关注，但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如果忽视教学的实践经验，不注意对教学实践进行归纳和总结，就难于摸索出适合中国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

再次，学生在学习俄语时，已有了固定思维范式——本族语言和相应的文化，新接收的语言信号不可避免地受到母语的干扰（即负迁移），母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时常会在所学俄语的运用中表现出来。中国学生习惯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方法，教师也习惯以自己为主导的课堂教授方式，这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少讲、启发讨论的课堂教学有其局限性，我们的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课堂和教科书学习这一渠道实现的，有一部分学生在外语课上不习惯参与一些像扮演不同角色之类的教学交际活动。在培养听说读写等技能的课堂上，学生习惯于教师先示范讲解，然后再带领他们模仿进行练习。课后缺乏用俄语进行言语交际的环境，学生不是通过俄语环境的熏陶自然而然地掌握语言，而是依靠课堂教学去学会俄语的。课堂俄语教学时间的保证、教师的教学方法等问题更显迫切。

（三）外语教育规划不足[10]

外语教学多年来一直由教育部（或高教部）下属的一个司或处主管。政府部门对于外语教育从未制定过长期的规划，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在通用语中何者为先，各语种按重要性应如何排列，各自应占什么比例，每个语种应该设立多少专业点，应培养多少学生，非通用语种应该设立多少，大中小学应如何连贯起来成为一体，在什么情况下外语可以作为教学语言，在社会上外语的使用以及双语教育等，都是外语教育规划应该考虑的。正是因为缺乏全盘的规划，20世纪50年代在外语教育方面才会出现失误。

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力发展俄语教学，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教育方面的长远需要缺乏考虑。从国民教育的角度考虑，作为通用语种的英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在20世纪50年代外交上的“一边倒”导致了外语教育上的“一边倒”。换言之，当前的政治经济需要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长远的教育上的需要则几乎完全被忽视。这是这一时期外语教育政策方面的主要教训。

1956年初，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教育部根据这一精神决定自1956年秋季起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增设英语课，并决定从1957年秋季起恢复初中外语课，并且首次提出俄语与英语的比例应为1：1。这标志着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一个转折，但要实现这一转折却绝不是一纸决定所能完成。片面的外语教育发展到了1957年，已经带来明显的后果。俄语专业学生大量过剩，为此教育部决定将1957年俄语专业的学生转学3 000人。也就是说，大学俄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的一半需要转学其他专业。尽管1957年采取了学生转学的措施，7年之后俄语毕业生仍然供过于求，有超过一半的俄语专业的毕业生无法从事俄语方面的工作。相反，其他语种的毕业生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英语专业的缺额达到5 000人以上。

这说明了教育方面的另一条规律，即教育的延续性和惯性规律。教育是一个长过程，一项政策一旦得到实施，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中途改变政策并不能立即扭转已经开始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是如此。教育政策失误的代价往往是高昂的，后果也往往是在多年之后才显现出来。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制定外语教育规划的重要性。

（四）俄语教学观念相对滞后

俄语教学多年来更多注重的是俄语专业基础的学习，注重语言训练，注重语言知识获取，多以教育者为出发点安排教学活动，这些做法较之于先进的教学理念来说是滞后的，因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培养人。既然教育目标培养的是人，就不应该只重视微观培养和单方面的教育，而要注重宏观培养和全面的能力素质及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外语专业的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应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积极进取，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在业务水平方面，不仅具有扎实的外语听、说、读、写、译基本功，而且能在外语与相关专业知识的融通上体现其长处和优点；在知识结构方面，具有相关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能力方面，有较好的科学思维能力，适应工作能力，运用知识能力，以及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复合型俄语人才才是俄语教学的最终培养目标，这种复合型俄语人才的培养要求势必要与相对滞后的教育观念形成矛盾。

另外，俄语教学工作者对俄语教学法在整体教学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升和强化，对教学法的正确、全面、科学的认识，是现代化俄语教育教学理念的要求，也是培养新世纪俄语专门人才的需要。俄语学习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技能传授，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语言、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因此要充分认识俄语学习的复杂性。仅仅重视语言因素，局限于语言能力以及所学语言与本族语之间的差异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根据社会、教育和人文心理的发展，研究外语学习的非智力因素，如学生的情感、个性、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等。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教授和掌握俄语的科学方法，在俄语教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五）俄语教材建设滞后

我国各俄语院校的建立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大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稍晚些的是在70年代建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政治及国防的需要，全国掀起了俄语学习高潮。当时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的《俄语》（1—8册）是被全国俄语院校广泛用作俄语基础课程的教材，而其他课程的专门教材或没有，或不成体系。教师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教材比较凌乱。教材内容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过于政治化，政治性词汇较多。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起教材使用逐步开始多元化了，内容更加充实，语言更加规范地道，题材和体裁更加灵活多样，言语训练及习题演练形式更加多彩，强调打好语言基本功，增强语言国情知识、加大跨文化交际力度，同时兼顾扩大知识面。教材编写有相对固定的编写小组和教材最后定稿人，大大保证了教材的质量。林林总总的各类教材极大地丰富了俄语教材市场，也为俄语学习者和俄语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选择空间。

但俄语教材建设的良好发展大多在基础阶段，精读课教材陈旧，语言内容与时代脱轨，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目前教材编写和内容设置过于繁杂，导致教师不清楚应当讲什么。

四、我国俄语教学的展望

回顾历史，在于展望未来；总结经验，意在抛砖引玉。面向21世纪的中国俄语教学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21世纪对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的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外语教学理论新的发展，都昭示俄语教学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将会开创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天地。

（一）完善专业素质，培养应用型人才

新世纪对高等院校俄语系科培养俄语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俄语人才培养的重点应逐渐转为培养具有熟练外语能力和相关应用知识能力、适应国际化经济贸易发展需求的高质量的应用型俄语专门人才。

现阶段在国家宏观外语教育规划的前提下，各院校的俄语专业负责人有责任和义务作好本校俄语专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确定俄语专业发展的特色。在俄语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授课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的培养与考查。根据本院校的传统学科优势及师资优势，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突出各院校俄语专业的比较优势和俄语人才的培养特色。在确定培养特色时，应主要区分学生的知识结构。对学生的俄语技能应该是做到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全面发展，而在学生的知识结构方面可以突出经贸、外交、法律、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这样做既可发挥俄语专业所在院校的学科优势，又可以改变各院校俄语人才培养雷同的局面，有利于各个院校在比较中均获得发展空间，从而保护我国俄语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与相关学科进行融合

俄语教学与许多学科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如教育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文化学、交际语言学、功能语法学、文学、修辞学，等等。因此，对俄语教学的探讨和研究切忌孤立和脱节，对俄语教学的综合性认识应该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并将这种认识及时有效地体现在教学活动当中。严格说，每一名俄语教师都应该成为一名教学法方面的专家，应本着“走出去、请进来”的思想和原则，在科研与教学两个领域与外界进行交流与沟通，相互汲取学科发展的有益元素，并加以科学性、系统化的分析和总结，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从而达到改革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适应新时期俄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总体需求。

（三）灵活应用语言学和教学法研究成果

俄语教学法是一个涵盖广博的学科领域，对其理论性探索固然十分必要，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过犹不及”，教学法理论最终是要应用在实际的、动态的教学活动当中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教学法理论的各种研究成果应加以灵活应用，使其具体化、对象化、微观化、个性化。例如，从外化角度看，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如有基础或无基础学生，北方或南方生源，不同的年级等，从语言内部因素看，可以是对个别语言现象的详细解构和具体分类等，在这样微观、细化的教学探讨中，发掘新的教学角度，开辟新的科研课题，深化教学法的实际应用。[11]

（四）全力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培养高素质、高水平俄语人才的关键在于拥有一支敬业与乐业、爱生与奉献、竞争与合作、为人师表与言传身教、育人与自育等方面经得住考验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应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和学习能力，同时应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学术交际能力。现阶段是俄语界的重要发展机遇期和重要转折期，因此顺利实现在师资队伍上的新老交替尤为重要。现阶段各院校博导级别的人物和教授相继面临退休或离开教学岗位，他们多年积累的教学与学术经验是我们俄语界共同拥有的财富。树立俄语思想，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学术前辈有计划地培养新人显得尤为重要。年轻教师应在继承老一辈俄语教育家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一整套与相应课程体系相配、符合中国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年轻教师应在学术上加快成长速度，在某一科研方向领域与俄罗斯前沿研究成果相接轨，从而发展中国学者的汉语和汉文化背景开展相应的学术研究活动，使我们的研究突出民族性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俄语教学也必将会随之发生更加深远的变化。目前，处于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俄语教学正积极稳步地发展，面对中国俄语教学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作为俄语教学工作者，要敢于正视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并满怀信心地展望、脚踏实地地创造中国俄语教学的美好前景。

[1]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3。

[2] 闫洪波：《从历史回顾中看中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载于赵爱国等：《中国专业俄语教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94～95。

[3] 闫洪波：《从历史回顾中看中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载于赵爱国等：《中国专业俄语教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95。

[4] 闫洪波：《从历史回顾中看中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载于赵爱国等：《中国专业俄语教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96～97。

[5]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8。

[6]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4。

[7]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7～8。

[8]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6～7。

[9] 闫洪波：《从历史回顾中看中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载于赵爱国等：《中国专业俄语教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98。

[10] 孙玉华：《中国俄语教学历史、现状及未来》，引自庄智象：《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304～305。

[11] 孙玉华：《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俄罗斯对外俄语教学、中国俄语教学历史概述及对中国未来俄语教学的展望》，引自孙玉华：《俄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长春出版社，2004，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