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编辑工作

1.2.3　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编辑工作⁽³⁷⁾

一、学习苏联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报刊在编辑方针上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这与当时政治上“一边倒”是一致的。《人民日报》从1954年3月开始，翻译出版一个内部刊物《真理报文选》，有段时间，每期都译介《真理报》的版样，有时把整版《真理报》全部译成中文版，供学习模仿。

中国新闻史的权威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业务经验包括编辑经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普遍提高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不过，编辑思想中也出现了教条主义。比如，认为《真理报》从不登“更正”，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那么，我们也要做到这样，结果，文章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真理报》每天一篇社论，那么，我们也要这样，结果常常是“无病呻吟”。当时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还认为，凡是《真理报》的标题就是好标题，凡是塔斯社的导语就是好导语，照抄生搬的结果是，新闻写得枯燥干巴、单调乏味。还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喜不报忧，对西方国家只说不好，等等。实际上，这些流弊，直到今天也仍未完全消除，只不过有的换了表现形式。

二、对编辑方针进行调整

意识到这些问题，1956年，《人民日报》作了改版，调整了编辑方针。《人民日报》编委会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进意见：一是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习气，努力改进评论工作，提高评论的质量，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努力改进文风，讲究写作技巧；二是增加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三是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竭力满足读者的多方面需要；四是改进编辑部工作。

编辑方针的调整致使版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经济新闻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主导地位，而改版前大都为政治新闻、会议新闻和迎来送往的新闻；二是开展了“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三是报纸批评得到加强；四是国际报道变得比较客观公正了。

全国新闻界群起效仿，如《大公报》、《中国青年报》均作改革，先从“刷新门面”做起，即先从报纸版面编排和标题制作入手，进一步改进报纸内容。《文汇报》复刊后，力求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大方，力争新、短、多、广。对新华社通稿，除国内外重大新闻外，一般不登或只作精编，而以刊登本报记者采写的专电、专讯、专访为主。

三、编辑业务的“大跃进”

但是，“反右”斗争的开始，令《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随之中断。据方汉奇等人考证，毛泽东直接干预了报纸编辑工作。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编委常委和两位年轻编辑奉召来到毛泽东住处，毛对《人民日报》改版直接提出批评：为什么要改八个版？为什么要排新五号字，把字弄得那么小？……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

一国最高领导人具体指导报刊编辑业务，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不久，邓拓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在“反右”背景下，报刊编辑业务大受政治空气影响。如《文汇报》在为新闻编排上的错误做检讨时，称这些错误“充分表明我们新闻编排上的极其鲜明的反动性”，给自己扣上了大帽子。

“大跃进”中的编辑作为把关人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普遍宣传浮夸风，争相报道小麦高产“卫星”。这里面，编辑不但没有挡住错误，还很有可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闻业务也同时开展“大跃进”。比如《山西日报》提出业务上人人要当多面手，条件是：人人都会编辑、采访和做群众工作；会“三通”，即通晓工业、农业和财经，还要会摄影、写社论等。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专职编辑。版面“大跃进”的一个要求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1958年8月16日，《山西日报》刊登一则山西河津县小麦丰收的消息，全文只有1000字，却用了可容纳5000字的半个版面，以一面大红旗做底。

四、继续执行“左”倾的编辑方针

在“大跃进”运动中，还推行了“全党办报”的编辑方针。单凭报社编辑部的力量已不够，于是，“现场编报”、“版面下放”、“专页下放”等编辑形式相继出现，被称作编辑艺术的“创新”。

1961年后，编辑方针才有了一些改良，如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知识性和趣味性亦受到一定重视。60年代前半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报道，如《中国青年报》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新华社的《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寨之路》，《人民日报》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大庆精神大庆人》等。

这些名篇至今仍被新闻学教科书津津乐道，不过，提到的基本上都是记者的大名，看不到编辑起的作用。只有个别例外：《中国青年》杂志在出版学习雷锋的专辑时，编辑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词，结果，毛挥笔题写了那句名言：“向雷锋同志学习。”原来，这竟是编辑的功劳。

虽然也出过一些好的报道，但总的来讲，当时的编辑方针是比较“左”的，主要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了“文革”时期，大字报式的宣传布满报刊，编辑手段进一步“创新”。如1966年5月，《人民日报》每天用四个版的篇幅宣传“文化大革命”，各版均用标语口号式的通栏标题，诸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1966年5月27日，《解放军报》打破传统格局，引入了前所未有的编辑手法——用半个以上版面的篇幅，刊登林彪语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当时，各报编辑每天做的事情，是在报眼位置选登毛主席语录，冠以“最高指示”栏头，同时，报道中毛主席语录以黑体字呈现，成为一大奇景。当时还出现了很多“典型报道”，如“六厂二校”、“反潮流、反回潮”等，这些文章，有许多既非消息，也非通讯、特写，只能称作大批判文章。文风上，《人民日报》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语言，如“砸烂狗头”、“小心你的脑袋”、“苏修混蛋”、“强盗嘴脸”等。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编辑角色已经异化了。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愤怒的群众给《人民日报》寄信，信封正面写着“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却是“戈培尔编辑收”。

五、改革开放后编辑业务的回归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事业逐渐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新闻业务也开始改革，编辑方针和编辑业务的变化十分明显，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面。

●新闻重新成为报纸的主体，经济新闻成为报纸新闻的主角。

●在坚持正面宣传的同时，注重舆论监督，报刊上来自人民群众的声音明显增强。对大案要案公开报道，开辟读者来信专版专栏等。

●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发展自己的鲜明个性。改变了“文革”中的千报一面。在编辑手法上，一些报纸可不采用新华社通稿，或做集纳式处理。

●注重深度报道，发挥报刊特有优势。更加注重读者需求，不仅满足是什么，还要求报出为什么。这也是与电视、广播进行竞争。

●对新闻的体裁、样式进行探索创新，增强新闻报道的效果。出现了非倒金字塔结构的散文式结构消息、署名评论、组合报道、系列报道、连续报道、目击式新闻等。

●注重版面艺术，促进版面形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比如“杂志化”的版面风格大大涌现，大幅清晰、生动的图片在版面上占据突出位置，套色报纸和彩印报纸出现，标题制作和处理格外大胆等。

●现代科学技术如激光照排等在报纸业务中的实际运用，对报纸编辑、采访、排版、印刷、发行等产生深刻影响。

●积极开展报纸广告业务（这对编辑业务的影响是很大的）。

思考题与作业

1.从资料和实际工作中搜集有关编辑定义的不同说法，并尝试写出自己的定义。

2.通过查找相关书籍和资料，开列出中国新闻史上名编辑的名单，了解并评价其言行。

3.搜集中外编辑滥用权力并给报刊带来灾难的例子（可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典型），并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关系。

4.调查一下，看看某个报刊社是男编辑多，还是女编辑多，他们在指挥报道上风格有什么不同，谁的权力更大，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都有何不同。

5.请按顺序默写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姓名。

6.请写出新闻报道工作“三贴近”的内容。

【注释】

(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212页。

(2)潘树广编著：《编辑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3)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4)同上书，第33页。

(5)同上书，第21页。

(6)潘树广编著：《编辑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7)吴飞主编：《新闻编辑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8)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9)同上书，第3页。

(10)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1)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2)潘树广编著：《编辑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13)参见郑兴东、陈仁风、蔡雯著：《报纸编辑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4)张子让著：《当代新闻编辑》（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5)尼古拉斯·科瑞奇著：《纸老虎》，汪仲译，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6)邱沛篁、胡发强、傅雨贵、郑松元著：《新闻知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第198页。

(17)据本书作者了解，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中宣部原副部长徐光春等均在不同场合说过这番话。

(18)尼古拉斯·科瑞奇著：《纸老虎》，汪仲译，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9)同上书，第9页。

(20)吴飞主编：《新闻编辑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1)同上书，第1页。

(22)吴飞主编：《新闻编辑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3)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477页。

(24)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8—762页。

(25)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2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71页。

(27)同上书，第322—327页。

(28)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340页。

(29)同上书，第350—351页。

(30)《新华社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第19页。

(3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2页。

(3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3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0页。

(34)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35)同上书，第72页。

(36)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37)这一部分引用的史实主要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