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的主题与周人的“处世哲学”

二、《伐木》的主题与周人的“处世哲学”

《伐木》从人性之本、人情之常、现实需要三个方面形象地揭示了友贤亲亲的必要性，它不仅在其产生的当时，也在后世产生了教化人心的作用，同时也开启了儒家的“恕”道。

1.《伐木》的主题

《诗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诗中说：“陈馈八簋。”《毛传》：“天子八簋。”《礼记·明堂位》：“周之八簋，簋盛黍稷。”可证《序》说不误。

此诗作时，旧说以为文王时。郑玄《笺》于此诗第一章下云：“言昔日未居位、在农之时，与友生于山岩伐木为勤苦之事，犹以道德相切正也。”未言是何王，孔颖达《正义》发挥说：“郑以为此章远本文王幼少之时结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时，与友生伐木于山阪，丁丁然为声也。于时虽处勤劳，犹以道德相切直。”魏源《诗古微·正小雅文武诗发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并以为文王诗。现代学者中，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引述《尚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楚辞·天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的记载证实其说。

今观此诗本文，文王说不可信。首先，诗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均为起兴之句，正如《鹿鸣》篇之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可坐实理解为周王本人之事。郑玄以为“以道德相切正”，既不合诗起兴的本意，也与此诗燕饮宾客的主题较远。孔颖达据郑玄之说所作的发挥，看似有文献支持，实不可信。其次，诗中所述天子燕礼非文王未居位时所能有。“陈馈八簋”为天子之礼，前引《毛传》已言之。《周礼·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同书“食医”职下云：“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饍、百羞、百酱、八珍之齐。”言“八珍”即“八簋”。文王时代，周人礼仪未备，自周公制礼之后至西周中叶，始趋于完备。此与诗文所述不合。此诗之作当在周礼完备之时代。再次，诗第一章反问“矧矣人矣，不求友生？”叹人不如鸟。第二章说“微我弗顾”，“宁适不来”，第三章说“民之失德”，均是说乱世中朋友失德，宗族离散，兄弟异心的状况。这也与周初文王时代周人团结一心的人际状况不合。

考虑到燕享礼“团结宗族，收拾人心”的政治功能，以及诗文本中所提示的世乱心散的人际关系状态方面的线索，我们认为，《伐木》当为“衰世”之作。具体来讲，是厉王之乱后，宣王在宗族离心的情况下即王位之后所作。其创作目的，是为团结宗族，一致对外。

2.《伐木》与周人的处世哲学

《韩诗序》云：“《伐木》废，朋友之道缺也。”^[37]即是说人们歌唱《伐木》一诗，实是对朋友之道的宏扬。蔡邕《正交论》：“古之交者，其义敦以正，其誓信以固。迨夫周德始衰，颂声既寖，《伐木》有鸟鸣之刺，《谷风》有弃子之刺，其所由来，政之失也。”这是《鲁诗》的解说。以义相交、忠诚守信本是周人所倡的交友之道，但因世衰政失，其道不行。因此《伐木》作者惜而刺之。可以说，《伐木》一诗的主题意义已经超越了诗的创作的现实动机，也体现了周代宗法社会中择友而处、相交以信、相爱以德的“处世哲学”。

《伐木》的作者显然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诗中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鸟儿尚知寻求知音，结友而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岂不知友贤亲亲之重要？作者所问，可谓直指人性之本。《诗序》“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之说，对诗作者的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庄子·天下》言“《诗》以道志”、“乐以道和”，作为燕飨仪式乐歌的《伐木》，充分体现了周文化基于人性之常的“礼宜乐和”精神。

诗的作者显然也注意到现实中友朋不睦、宗亲失和的现象，因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待人以诚；第二，反省自己。在诗的第二章中，诗人歌唱自己诚恳地准备了丰盛的酒筵，“以速诸父”、“诸舅”，但对方却“弗顾”、“不来”，似乎误解了自己的一片诚意。人不知而不愠，反躬自问，而不是恼羞成怒。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反复自省，是否“有咎”？是否自己有过错而开罪于人？从自我反省做起，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正是“恕”道的精神。

从自身来说，如果兄弟友朋因为小事而影响到彼此间的关系，则应当宽厚待人，容纳他人的小过失，而以友情为重。当对方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而主动示好时，更应当不计前嫌。在诗的第三章里，作者换了个角度，生动地歌咏了“恕”的精神。

总之，《伐木》作者所要表现的待人以诚、忠恕以交的交友原则，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时代和现实性，而成为周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人们所认可的处世哲学。